爱华网无论数字多么耸人听闻，一旦变成了数字，就没有感觉了，因为大多数人对数字是没有概念的，这方面，专业人士也许会好点，其实也并不普通人好多少，各种专家坐在办公室里，只所以搞不出研究成果，就是很多社会实践都简化成了几个数字。 我们看看这个每年的浪费数字，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还有一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 而目前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如果按一个人一年吃800斤粮食，去年相当于进口粮食养活了1.9亿中国人。 对此“袁隆平建议政府将浪费当成犯罪行为来限制”，他认为水稻产量，每亩提高10斤、5斤都是很难的，提高了单产之后呢，又浪费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然而舆论教育是难以长期效果的，将浪费列入犯罪又是不现实的，最终还是经济手段。特别是税收手段。 生存经济学将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种，主张这三种消费方式对应不同的税收标准，也就是对生存型的餐饮实行免税，而对享受型的餐饮实行中等程度的税收，而对高端餐饮则必须实行重税。从税收入手，餐饮业的分级收费是必须的，我一直在考虑按饭店的规模进行分类，比如营业面积多少平米以下的饭店，或是雇工在多少以下的饭店可以采取税收优惠，这是一个方法，而且也是可行的， 另外也可以采取按人均消费的方式进行额外征税，比如一顿饭人均消费超过50元，额收纳税多少，超过100元纳税多少等，这样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刹住吃喝之风。 上面一种方法主要针对小型餐饮机构，主要体现为免税，后面一种主要针对高档餐饮机构，主要体现为纳税。 分级纳税虽然科学，但往往会遇到管理的问题，但其实也不难，可以采用商业活动中经常采用的神秘顾客调查的方法来避免逃税漏税，这一方法在商业上主要用于防止业务员“飞单”，效果都非常好。 吃喝不仅是风气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其实更是资源的问题，粮食是可再生的，但是在生产粮食的过程却耗费了大量的非可再生能源，比如化肥、农药的原料是石油，石油就是非可再生资源。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任何人的浪费或是过度消费都是对他人或是后人生存权的严酷剥夺。 其实经济学界早就发现了“私人富足”、与“公共贫困”并存的社会现象，而私人的富足并非指所有人，而是部分人，而这种富足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大量的浪费和奢侈型消费，而公共贫困则是指公共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背后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或是大量负债。这点最早在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中，给予充分的描述。 其实社会治理最大的问题就是税收问题，政府所做的工作完全可以简化为收税和用税两个大的方面，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差异也可以归结为税收方式的差异上。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虽然发现并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给出科学的答案，盲目的统一的加税，往往会导致中产阶级赋税过重，最终必将反弹到“低税收-低服务”的恶性循环状态，所以美国既有肯尼迪-约翰逊“伟大社建设”的慷慨悲歌，也有里根-小布什“巫毒经济学”的无奈泛滥。
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按生存经济学标准，对不同的消费方式进行分级征税才是科学而必然的选择。 而这些其实从干预或是市场的传统视角来简单的分析都是肤浅的，这背后都需要复杂的的机制设计，现代经济学也正经历着从自由市场到机制设计的转变，经济学不是哲学，不需要理念或是主义，而是科学，需要实验与设计，这也就是现在机制设计理论越来越走红的道理，因为原来的分析框架已经完全失灵了。 市场机制设计者需要具有像工程师一样的视野,运用包括机制设计理论、实验经济学和计算机工具的多元工具,细致考虑和把握市场细节以及市场参与者与市场制度的博弈过程,分析市场低效和市场失灵问题,进而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当然这一切最终的目标就激励相容，这是赫尔维茨于1972年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简单说就是每个人在追求个人的利益的同时，同时也能实现社会目标。而要这种目标，就必须对市场参与者给予激励，这样他们才会遵循该机制的约束和要求，把事情做好，否则，他们就会选择不遵循该机制的约束，或者不把事情做好。而分级征税对于餐饮管理就这种合理有效地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