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杂志的受众面非常小，虽然业界很认可，但要完全推上市场，我个人觉得很难生存。如果非转企不可，那我肯定是回主管单位去，不会跟着杂志走的。我同事都是这样想的。”某杂志的主编谢女士在一次聚会上这样坦言。 让人吃惊的是，谢女士的观点马上得到了聚会中其他学术期刊从业人员的赞同。田老师也是一位学术期刊的管理者，他表示，“我的编制本身就是主管单位的，如果杂志转企，那杂志走，杂志可以再招人，我肯定不会走，工作了一辈子，事业编制转企业编制，退休工资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我个人没办法接受。” 随着非时政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我国新闻出版单位的体制改革涉入深水期。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过程中，学术类期刊的改革一直备受关注。据粗略估计，我国现有各类期刊9,000余种，除人文、社会类期刊外，科技类期刊就有5,000余种。其中，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源期刊，即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有近2,000种。 事实上，在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之后，各地一直热议不断，而这些学术期刊将面临着转企改制的大考。 转企迷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是全国唯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最新与最高研究水平，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常用的刊物之一，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据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严格按照学术期刊的盲评制度刊用稿件，不收取任何版面费。 对于转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常务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告诉《中国新时代》，“我个人以为，一刀切式令所有期刊（时政类除外），包括学术期刊转企，在政策和操作指导上存在有待商榷和完善之处。世界上的文化是多元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衡量哪种文化更好的唯一标准，更不可能拿一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文化。同时，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将事与愿违。让文化符合科学发展，首先要认清其自身规律性的特征。以博物馆事业为例，有目共睹，这些年来，我们的博物馆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国家为了更好地深入普及教育，提升博物馆服务社会公众的功能，补贴大笔的财政经费，使公益性的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简言之，博物馆是承载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文学事业。而许多纯粹靠着事业单位或财政全额财政拨款支持的学术类期刊，尤其一些虽发行量不大，却在学界，甚至国际学术界，建立起了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让它转企，犹如让一个参观人数不一定多的专业性的公益性博物馆去自负盈亏。我们现在总喜欢提文化产业化，文化可以产业化，但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产业化。一些承担着文化传承责任和使命的文化事业，人文社科类的学术研究以及出版学术类期刊，都需要‘养’，即‘喂奶’，而非‘断奶’。现在国家社科基金开始资助重点学术期刊，这样的资助便是重在一个‘养’字。” 而另一份科技类学术期刊的社长则表示，“我们刊物已完成转企。我们在转企之前，也在担忧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事实上，转完之后，我们发现可操作的空间大了很多，尤其在人员聘用和资本运作上比原来灵活了很多，效益也不错。所以我们算是尝到转企的甜头了。这可能和我们杂志所立足的行业背景有关吧。” 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新时代》表示，“总的来说，本轮报刊体制改革情况十分复杂，在此过程中有关各方将要面对诸多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其复杂性更在于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所面对的情况和考虑问题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因此有关各方对待改革的态度也就会有较大差别。” “从国家和政府的立场来看：就改革发展的大局而言，报刊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无疑是正确的。通过资源整合并引入市场和现代企业机制，整体上将有利于报刊业自身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效率，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报刊的行业管理。” “从报刊主管和主办单位的立场来看：其一，对于转企后不改变隶属和产权关系的，自然问题不大。对于隶属和产权关系发生转移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毕竟这是主管和主办单位的一笔资产（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这是好的，但也有的报刊家底单薄，甚至资不抵债，转企过程中主管和主办单位还需要为其注入资金，并且还不一定能让报刊继续生存下去并取得投资回报，这又将如何面对。其二，虽然多数报刊具备转企改革的条件，也非常有必要进行转企改革，但各报刊的具体情况差别很大，并非所有报刊都具备企业化运作的条件，这需要其市场需求达到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达不到一定规模，不能以企业化方式运作的报刊，并不等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有些种类的报刊（如文化艺术类、科技学术类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产品，不但要充分考虑其社会效益，还应考虑其对主办单位业务或本领域的服务与支撑作用。” “从报刊领导的立场来看：转企后发展前景好的，前面将是坦途，企业将会蒸蒸日上。市场前景不好的呢，面对的将是穷途末日。因此，作为报刊领导，其态度将取决于：报刊的客观条件和对转企后报刊发展前景的认识与自身的职业规划和对工作、事业的态度。” “从报刊从业人员的立场来看：对于报刊的老职工，他们原本大多是事业编制，图的是工作和待遇的稳定有保障。尤其是在现行体制条件下，事业编制和企业编制的人员在退休待遇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没有人会愿意在工作几十年面临退休之际再去转成带有较大不确定性的企业。对于年轻职工，有能力、想干事、对所在报刊未来有信心的，会希望通过转企改革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或增加收入；图稳定的，好不容易挤进事业单位，当然也不会愿意再转成企业。” “由于以上复杂的情况，本轮报刊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将取决于在改革的过程中能否充分考虑不同报刊的具体情况，分门别类，因地制宜，切实解决好有关各方的各种现实问题和困难，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任何一项改革在取得整体收益的同时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
转企的背后 事实上，报刊转企的第一批改革已经基本进行完，那些创办目的为“挣钱”的报刊本身就已经进行着实际经营行为，他们有的甚至成为主管、主办单位的主要盈利项目，虽然还有一个事业单位的身份，但大多数人员都已经实行了聘任制。 然而第二批来了，本轮体制改革面对的是那些不是独立法人的“编辑部”，并且这些编辑部以学术期刊、高校学报、高校校报等为主体。专业性强、读者面窄、发行量小是学术类期刊的显著特征，核心期刊更是如此，由于读者群十分有限，发行量难以增加，导致学术类期刊不仅市场化无从谈起，保本运行也很难做到。 经济学家智强表示，“如今学术期刊的运营模式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比较常见的、靠卖版面为主的经营模式；一种是靠拨款和卖版面结合的运营方式；一种是只靠拨款，而不收版面费。基于这样的特殊原因，不管卖不卖版面，有拨款的学术期刊大都不愿意转企，转企就意味着要自谋生路，会少了很大一块经费支持，加上自身经营能力的薄弱，这是他们所担忧的。”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曾参加过一个学术期刊经营问题的研讨会。会上，很多期刊负责人都在研究如何经营学术期刊，聊着聊着，很多人就开始分享自己刊物收取版面费的经验，有的几百，有的几千，还有的更高，大家聊得不亦乐乎。最好玩的是，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也在场，很尴尬地坐在一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所以收版面费是一个大家都没办法回避的问题。”那么，现在忽然对其断奶，要改革，彻底转为企业，他们的盈利能力有多强，能不能养活自己，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目前大多数学术类期刊一部分依靠科研经费解决，或主办单位给些补贴，还有一些靠收版面费在维持。解决学术期刊出版难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想办法，既有国家政策支持，也有民间关注支招，生存环境可能会好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如果按现在改革计划，让大部分刊物转企改制，很多期刊将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因此，学术类期刊改革时要充分调研，宜缓不宜急，不要搞一刀切。他建议把公益性基金引入到学术出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于永湛认为，当前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期刊数量多、类型复杂。他建议期刊改革要加大分类指导，继续细分，特别是优秀学术类期刊对推进国家科技进步、繁荣学术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推动经营性刊物转制时，一定要“下相当的工夫进行科学分类”。 然而，经济学家智强却有不同看法，“一本杂志如果不能在市场上生存，其运营能力就有问题，其实有很过国外的成功案例值得我们借鉴，至少他们不是靠卖版面而存活的。学术没有国界，国外知名的学术期刊走的是国际化路线，而国内学术期刊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却少之又少，如果没人看，就要在自身找原因了。” 经营的魔力 众所周知，世界著名的学术杂志《自然》（Nature）跨越一百多年的时光而经久不衰，跟其与时俱进的办刊思路不无关系。 《自然》创办于1869年，持续保持世界学术期刊界领头羊的地位，其最值得学习的就是其办刊人能不断调整办刊思路，让品牌延伸，产生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持续不断地盈利。1992年，《自然》创办了其第一份报道原创研究成果的子刊 Nature Genetics（《自然遗传学》），随后又相继开发出 Nature Structural Biology、Nature Medicine 等一系列密切配合前沿热门学科发展需求的专业子刊，形成一个学术期刊的出版集团，各子刊共享品牌、扩展品牌，实现了品牌知名度高、盈利能力强的双赢局面。 而另一个值得国内学术期刊借鉴的是创刊于1880年的《科学》（Science）。与国内不同的是，《科学》是迄今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周刊。 《科学》是按产业化模式运作的，其运作模式为：内容+广告+品牌与资源。其每年的经营总收入在 4,000万美元左右，其中依靠内容的发行收入约为1,500万美元，依靠广告的收入约为2,000 万美元，通过单行本及其他的品牌资源获得的收入在500万美元左右。这是一串非常震撼的数字。这也就是说，《科学》除了销售期刊的内容和广告外，还销售期刊的品牌和资源，其以期刊为龙头，依靠品牌优势和规模经营开展相关的经营活动，获得规模效益。 毫无疑问，无论是《自然》还是《科学》都具有其独特的运营模式，事实上，他们同时也都具有非常健全的审稿机制。以《科学》为例，稿件能否发表不取决于美国科学促进会、理事会意见，也不取决于科学家的推荐，而是从世界范围内快速选出最合适的审稿人，对稿子质量的严格把控是他们发展的坚实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与《科学》不同，我国很多学术期刊的发行量在2,000份以下，甚至有的只有几百本，发行量过少使得期刊销售获得的版权收益不足以支撑期刊生存；而学术期刊的读者群被限定为学术群体，专业性非常强，即使免费赠阅，也难以获得如大众期刊一样庞大的读者群，所以学术期刊不能通过广告等经营获得较好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我国大部分自然科学和医学类学术期刊逐步形成了作者付费的出版模式。 《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直言，“近年来，有关部门要求学术杂志走市场化道路，给的经费越来越少，甚至断粮。学术期刊自谋生路几乎不可能，因为单靠订户很难生存。”但他表示，现在国内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不收版面费，“因为这些杂志追求的是学术质量，而不是经济利益；恰恰是一些学术水平很差的杂志要收版面费，这些杂志只看钱而不看学术质量，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 《学术月刊》主编田卫平表示，目前国内的学术期刊对待来稿大致有5种情况：一是不收版面费，还给稿费；二是有些文章给稿费，有些文章不给稿费；三是不收版面费，也不给稿费；四是有些文章给稿费，有些文章收版面费；五是所有文章都收版面费。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肖宏则认为，“学术期刊的市场经营，应重点关注品牌战略、资源战略、人才战略、效益战略四大问题。改制后，我们关注的话题，已经从单边效益转移到双边效益上来，更加注重学术效益与经营效益的战略平衡。因而，在注重学术效益与经营效益的具体实现中，要制定有操作策略的当年度、三年度、五年度效益发展规划，要从落实学术计划（组稿、引用，推广的人、财、物）和经营计划（质控、时控、财控，业务拓展的人、财、物），到考核学术发展指标（总引次、影响因子、即期因子、半衰期、基金论文比、零引次论文比、退稿率、发表周期等）和经营发展指标（产值、销售额、利润、利润增长率、资产增长率、成本率、现金流、无形资产等），实施分类管理，权重不同，突出重点，绩效挂钩，以求得学术期刊质量效益的最大化。” 但是有很多受众面比较小的期刊，如，海洋、地质、药学、天文等小众学科的期刊，其学术地位很高、专业性强、读者面窄、发行量小，有的甚至在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这种情况在核心期刊中更是常见，但他们又是学界必不可少的学术研究平台，具有不可取代性。但由于读者群十分有限，发行量难以增加，导致这类学术期刊不仅市场化无从谈起，保本运行都很难做到。 事实上，国外的学术期刊也会遭遇同样的问题。俄罗斯科学院总共有220种学术期刊，都是自负盈亏，由国家拨款转变为科学院只给一部分基本经费。他们坦言，“社会科学期刊往往是赔本的，特别是一些非常专业性的小学科期刊，但我们总体上是盈利的。专业领域的期刊，在国内是不挣钱的。但把俄语译成英文，推向世界，发行国外，就挣钱了。”另外，俄罗斯政府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基金会，该基金会会挑选一些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给予资助，包括随项目一起资助成果出版。 智强表示，“这类期刊在我国也不是个案。2010年出版社市场化时，也有特例除外，即，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中国藏学出版社在内的4家公益性出版机构并没有推向市场。那么既然有先例，这些小众学术期刊的学术价值也不容忽视，为什么就非改革不可呢？若全部推向市场，有可能意味着被淘汰，我认为一刀切的政策有待商榷，应该更灵活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