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秦鸿—上海迪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管理确实是个妙不可言的词。武断地下个宽泛的定义：它代指判断、决策，继而实施控制的一切行为。联合国协调与管理国际事务，警察机构管理公共安全，谍报机关管理国家安全，个人管理属于自己的时间和财产……简言之，管理的对象大致可以用系统来概括。而管理的目的，粗略地讲，除了维持正常的秩序、延续发展的神话，最头疼、最具戏剧性的是处理系统异常，正如电影The Matrix（国内习惯译为《黑客帝国》）所描述的那样惊心动魄。
系统异常的直接表现，往往是违背甚至扰乱正常的秩序。系统中发生异常表现的个体，其动机大约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寻求答案：要么倾向于寻求满足自己的主观能动，要么侧重于谋求属于个体的福利，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理者更加倾向于相信人都是自私的，如果自利(Self-interest)是每个人做出行为选择的惟一准则，那就好办得多了，给拉磨的驴子前面挂根胡萝卜谁不会？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有力地批驳了这种倾向。这位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他的名著《伦理学与经济学》（On Ethics and Economics）中，将这种“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格式”的倾向精确地归纳为：认为自由仅仅只具有工具价值（因此，最终只计算成就）；假定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惟一地来源于他对自利的追求（因此，主观能动性没有任何独立的作用）”，而这么做的实质，是企图将多元性还原成一元，接下来就可以方便地建立模型，继而建立理论框架了。在《黑客帝国》里，先知是这么告诉尼欧的：人不能预测自己无法理解的选择。从经济学不再是伦理学的分支那天起，大多数经济学家就一直试图预测并成为主流经济的引导者，而不是满足于充当从实际发生的一切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
经验告诉管理者们，必须秉承“预防为主”的方针。预防的上策是杜绝系统异常发生的土壤。著名的秦淮河就是这样被开凿的：传说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望气者发现金陵有天子气，而始皇帝是准备传天下于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这个“天子气”非扼杀不可，于是不惜工本地“凿方山，断垄为渎入江，故曰秦淮”（见《洪武京城图志》）。稍下一等的策略是杜塞异常发生的途径，即建立严格的秩序。吴元年十二月，《律令直解》编成，朱元璋“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明史·刑法志》），有为的君主们都很清楚预防措施的重要性。以上御下，管理之谓也。习惯上认为先秦黄老学说无为的主旨是一种哲学思想，很少有人知道该学说原本就是帝王之术，按照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说法，道家学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算得上是最古老的国家管理学（关于这一点的详细阐述，可参看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
然而系统异常不可避免，必然会发生。系统的平衡总会被打破，可能是悄悄滋生了异常，更可能是在平衡状态向另一个平衡状态过渡的过程中，短暂的失衡催生了异常。发展是个值得永远去追求、去实现的神话，不仅企业家如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发展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永恒的主题。鉴于这种情况，除了神话，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形容。
面对异常，国家机器通常采用政策和法律手段来应对，企业则寻求自己的管理手段。《黑客帝国》中，功能被替代的程序面临着被删除的风险时，人格化了的程序通常选择逃亡，安全是最基本的生存准则。
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异常这东西如同系统中的Bug，十足可恨，它阻碍了发展（比如经济建设的中心）；从异常的个体角度看，他有其迫不得已的理由，除非放弃自我，无论是理想、原则、个性，还是利益。顺便举个极端的例子，证明一下阿马蒂亚的正确性：对于自杀式恐怖袭击者而言，他关注的只是信念，他不需要晓以利害，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以及自己会失去什么—坚持自利原则的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更为要命的是，这种异常甚至事先没有征兆，并且超出管理者的理解能力，套用先知的话：人不能预测自己无法理解的选择，更无法预测自己无法理解的他人的选择。
当然，自利准则倒通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管理者们的行为。比如说，当有限的资金在治理污水排放和生产投入之间面临选择时，多家跨国公司被曝光违反了中国的水污染控制法规；几年前笔者也曾亲眼看到某民族产业的汽车制造商闲置的仅具象征性的污水处理设备—它在环保测评时开动过一次—污水不经处理每天直接向长江排放。
曾经在一家私营企业的墙上看到这样的标语：“安全是天，质量是地，创新是源，成本是本。” 我猜想能够把安全置于首要地位的管理者，一定经过了某种彻悟。实际上我所见过的企业，鲜有将安全真正放到头等地位的，倒是经常走过粉尘弥漫、噪声刺耳的车间，而里面的工人没有使用任何防护用品。耳闻一家制造并安装中央空调的企业，平均每年有一名安装工人死于高空坠落。另外一个异常的事例则体现了自利原则：一家企业的冲压工段员工集体跳槽，询问得到的原因令人吃惊，仅仅因为工资比该公司高了每人每月50元，这个工段的员工集体去了同一个开发区的另一家工厂。
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阐述了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准则：“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当且仅当不减少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称之为帕累托最优。”
与阿马蒂亚·森的睿智、缜密相反，维维亚娜·弗雷斯特尔的《经济恐怖》（L'Horreur économique, Viviane Forrester）则自始至终弥漫着呛人的愤青气味。该书陈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被人们颠三倒四地曲解为‘职业’的工作，的确创造了西方的文明，而且这一文明正在主导着世界。” 弗雷斯特尔强调：工作是个高明的圈套，失业则纯粹是个政治操作范畴的概念。问题是，当别人已经从工作获得福利，谁可以不凭借工作还能保持一个社会人的生存和体面？让我们继续沿用阿马蒂亚·森关于人这一概念基本的和不可约减的“二元性”，在环境的影响下，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主观能动方面能力愈发薄弱，福利方面考虑的成分必然就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何况，“笑贫不笑娼”已经几乎成为这个环境的缩写。
当伦理底线一再后退，地下经济学的研究本该顺理成章地升为热门。不用分析遍布全国几乎所有城镇的洗浴业的现金流通量，只说一个细微的事例：因为工作的缘故频繁往返于苏沪之间，苏州站短途售票厅的窗口几乎很难买到一小时内发车的上海票。有一位职业黄牛票贩老太太，多年来一直守在火车站前广场一角，风雨无阻地供应即刻的苏州至上海车票。最近老太太不再出现。随便问了问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刚被抓了，她家有两套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