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即将付诸公投的宪法草案，是埃及去年“1·25”运动以来第二次关于宪法有关的全民公决。在这两年时间里，埃及一直困厄于宪法纷争，从终止穆巴拉克时代的宪法，到借修宪之名重启旧宪法，从军方的“超宪法原则”文件及《宪法宣言》阻挠还政于民，到民选上台的穆尔西颁布总统专权的“新宪法声明”，开罗解放广场上抗议潮此起彼伏，缺乏共识或缺乏达成共识的力量，是埃及民主转型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
埃及广场革命后，埃及政党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新生党团太年轻，老党又因历史上与穆巴拉克政党关系渊源而无法聚拢民心，穆巴拉克时代的专政党埃及民族民主党被解散，其党产被冻结。新生政党多以教派、族群、身份为基础，仍脱不掉宗教党、地域党、孤独党的颜色，缺乏开放型的党纲，如埃及自由与正义党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光明党是极端保守主义的萨拉菲派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政治代言人，“革命青年联盟”多以在校学生为主体，“基督教兄弟会”以科普特基督徒为限，而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领导的“宪法党”以海外精英为主体，没有国内根基。在老党中，新华夫脱党虽有穆巴拉克当政时最大反对党之誉，但因属于为突出穆巴拉克独裁而配合演出的反对党，倒穆后，新华夫脱党也呈衰落之势，而前总统萨达特的侄子领导的改革与发展党，虽与新党结盟，但也无法在世俗派和自由派中成为领袖。 新党尚待成长，老党先天不成熟，这是埃及充斥着“欠发达政党”的原因。《埃及、伊斯兰与民主》一书作者萨阿德丁·易卜拉欣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埃及的‘会’比‘党’更为关键，因为正如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埃及的政党仍处于‘欠发达状态’。”“欠发达状态”，促使一些并无明确政治纲领的协会与组织，更能在政治舞台上喧宾夺主，无法在政党平台上开展有效对话与沟通，只要对一方不满，这些“乌合之众”成为调转枪口的反对派。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旧政党及新旧人物都面临着“再造”的考验。坚持实施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国家等根本宗旨的穆斯林兄弟会，在推出新党，而不是以其会的名义建党，实现了穆兄会的第一步转型，自由与正义党越独立、越开放，越有利于这个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党，成为埃及转型中的领袖党。埃及第一届宪法制宪委员会的流产，原因就在于这共有100名成员的委员会的政党代表不平衡，第二届制宪委员会虽以自由与正义党及光明党的自愿减少成员、更多世俗派和自由派及左翼政党的加入而得以建立，但依然被指伊斯兰主义的成色过浓而面临司法部门埃及最高宪法法院的取缔威胁，制宪的阻碍从军方变成了司法机构。曾在倒穆运动中，推为反对派领袖的巴拉迪，革命之后，因其推行的政治主张偏离草根阶层，追随者纷纷退出而逐渐失去政治光环。而在埃及政治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埃及武装力量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也从阻挠还政于民的不光彩角色中挣脱，并在穆尔西内阁中出任国防部长。 因此，从历史的视角上看，埃及这两年来，虽动荡依旧，但宪政在碎步前进，政党在成长，穆尔西的自我扩权之举，在新宪法草案预设了休止符，只要通过了宪法公投，穆尔西的自我扩权就会自动失效。虽然这部宪法草案被指缺乏广泛共识，但目前情况下，这部宪法也许是埃及百年宪法史中最好的一部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