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次的“陪酒事件”和2003年曾被媒体披露过的江西省文艺学校萍乡分校学生“夜总会实习事件”一样，相对真实地呈现出同一类演艺市场的供需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链环上各个节点的运作规律和现实边缘。对于舞蹈的艺术想象之外，这些金字塔底部的真实和构成它们的细节，更令人震撼。
要求整改的舞蹈学校
桂林舞蹈中等职业学校2006级103名学生，入学6个月后，就面对着校方“演艺实习”的动员。校方描绘这为期1年的实习前景包括“杭州正规演出场所”，“有实习工资”，“前3个月750元，以后增加到每月1000元”。“自愿报名”和“校方筛选”下，中选的23名女生于10月9日和10日两批前往杭州。“实习基地”是黄龙体育馆商圈内的若干个演艺吧，酒水之外，客人向表演者赠送“花篮”的提成，是演艺吧老板更看重的利润来源，“陪客人喝酒”成为“花篮”销售的潜规则。年仅十五六岁的实习女生们不仅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跳舞，也同样被老板们强加着必须适应潜规则。“领队”师姐临时传授的脱逃技巧，并不能让她们每晚都那么幸运。
本能的排斥和实习工资的诱惑之间，女孩们做出最终抉择并不容易。23人中率先要求停止实习的只有2个人，后来增加到6个，而且是同乡——事后退学的10名学生，全部来自同一个乡，其中2名并没有参与此次实习。孩子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回来就好”，愤怒的是感到受骗的家长们。从媒体到妇联再到教育局，“陪酒”事件进入官方视野，教育局组成了专门调查组，继就事论事的调查结论之后，教育局通报全市，对这所民办学校的“严重违规办学行为”进行了严厉惩处，责令学校“全面整改，期间禁止招生”，“召回所有实习学生，退还所有违规收费款项”。
被召回来的学生，目前呈现出一种“杭州没有人强迫我们陪酒”的集体认知。对于陌生人的提问，她们选择了沉默和报告老师。面对必须要回答的提问，她们表达了“如果学校组织，还是会去实习”的愿望。而老师们更乐于强调的是，实习的女孩们大多数“根本就不想回来”，“跟领队的关系很好”，“现在还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去实习”。还有59名学生不顾校方劝阻，情愿放弃学籍，直接从实习进入了工作。
民办艺校的双重身份
京剧演员、保险公司职员、下海商人，这是桂林舞蹈中等职业学校董事长郭桂生41岁之前的人生经历。广西戏剧学校中专毕业之后到南宁的剧团是按部就班，他一度也是唱得小有名气的国家三级演员，转行后回到桂林进保险公司，1991年下海经商，跑到巴拿马做贸易时已经35岁。从国外回桂林，郭桂生发现了新的投资机会，“跟以前的师兄师弟们联系，他们中好多人都在南宁办起了艺校，办得都还不错”。郭桂生发现，这个领域的“就业市场非常好”，好到“完全是供不应求的程度”。那时候南宁的艺校早已发展得很具规模，有近20家，而且“因为桂北的女孩子好看，都来桂北招生”。1997年，郭桂生投资50万元，创办桂林舞蹈中等职业学校，算是桂林最早的民办艺校之一。
学校起步规模不算大，并没有校园建设的硬件投入，只是租用办学场地，有专门的练功和排练场地，是舞蹈学校对办学场地的首要要求。其余就是要有能满足学生的居住和基本文化课需求场地。起初拿固定工资的专职的教职员总共9个人，第一年招来的学生只有47个。最初的招生，按照郭桂生的描述，“完全靠诚意”，是在桂北地区翻山越岭、到农民家里费劲唇舌“很辛苦的事情”，家长们关注的是两大的问题——学费和就业，他们缴纳不起每学期2000元左右的学费，也疑惑孩子们学了3年跳舞出来究竟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是不是吃青春饭，这个学校是不是骗人的。尽管学校许诺了就业前景，也同意先拖欠学费，经过了郭桂生的反复到访动员，最后把孩子送来上学时，家长们依旧将信将疑。
“不辞劳苦”的招生姿态和“欠费教育”的宽容举措，成为民办艺校与公办学校之间的明显差别，郭桂生当然清楚自己并不是在做“希望工程”，作为有经验的商人，这50万元的投入，他期待并且有把握获得的是更大的产出——在规范的3年学制安排上，通过最后1年的实习期，从学生们在演艺场所的实践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费用，成为民办艺校收回成本并获得利润的关键，也是这个行业内心照不宣的规则。
1999年初，招来的第一批学生进入实习期。只是寻找实习地点并不像郭桂生想象的那样简单，学校和演艺场所之间并不会发生直接关联，必须依托作为中介的演艺公司来安排和统筹。那时候的实习主要在桂林市内的旅游自然风景点和刘三姐景观园。到了1999年底，第一次有演出中介自己找上门来，是柴卫红的杭州现代歌舞团。柴卫红原本是到公办的桂林艺校要人，但艺校并没有开设现代舞专业，柴卫红才辗转找到了舞蹈学校。此后，通过与现代歌舞团的合作，杭州成为舞蹈学校定点的实习基地之一。广东珠三角地区也成为学生们的实习去向之一。
学校最开始并没有专门的现代舞课程，只有基本功和民族舞，等到1999年学生们开始实习，发现很不适应，演艺市场出现的是对于现代舞的大量需求。郭桂生马上进行课程调整，现代舞专门成课，分量占到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二，民族舞被弱化，内容上以群舞为主。2000年，学校向有关部门申报了“中国舞表演”专业，获批准后，学校的性质也从开始的职高学历教育转换为艺术类中专的学历教育。“虽然在学历层次上没有变化”，校长靳英慧解释，“但是文凭不一样了，学生和家长们也觉得中专文凭更好就业”。
改变还不止这些，从2004年开始的中职学校深化改革扩大招生规模的进程，显然也深刻影响到了桂林舞蹈学校，招生人数出现激增——2004级49人，2005级117人，2006级103人。但校舍的规模并没有扩大，2005年9月之前，一直租用象山区翠竹路的一处场地办学，年租金从16万降到13万元，并持续到这个区域拆迁之前。校长助理郭珍、也是郭桂生的妹妹说，“因为拆迁时间只给了3个月，学校一时间找不到更合适场地，只好租用了甲山路部队的场地”，搬到了军艺艺校的地盘，共用校门、教室和练功房。现在的校舍看起来只能用简陋形容，除正副校长之外，桂林舞蹈学校老师们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的传达室里，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分隔成里外两间，里间摆了一台电脑。学生们的宿舍是一栋两层的房子，从原来的6人一间变成12人一间，但租金甚至比以前更贵，郭桂生说，“每年13.5万元”。比较起来，郭珍感叹:“以前的环境好多了。”
校舍缩减外，文化课比例也在缩减，尤其是数学课。靳英慧的表述是“2005年初之前，教学计划是严谨的”，此后的“弹性教学摸索，显然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这次开始实习的23名女生，2006年4月入学，接受基本功和舞蹈学习，期间只有8月28日到9月28日一个月开设了语文、政治、英语三门文化课，此后就被安排开始为期1年的实习。根据校方提供的数字，目前三个年级全部的实习学生是78名，其中绝大多数是“欠费学习”的学生。
演艺市场的复杂需求对于这些学习舞蹈的孩子们来说，实习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学的就是为了上台表演”。舞台冲动和实习工资一起，构成了实习的诱惑力。而校方在实习动员中显然更加强化和放大了这种诱惑力。具体到那23名入学仅6个月的学生，她们的家长其实也曾质疑过这么短暂的学习时间，究竟能让孩子“有什么本事挣那么多钱？”是校方的信誓旦旦以及和学生家长共同签订的三方实习演出合约，让他们逐渐解除了疑虑，所以，在校方要求每人缴纳1000元“实习押金”时，这些拮据到连每学期2480元学费都无法全额缴纳的家长们，为了孩子们不失去这次机会，硬是东拼西凑交齐了各自的1000元。
如果我们以这次的实习作为一个样本分析，能很清晰看到其中串连起来的演艺市场各个链环——学生、学校、演艺中介和演艺场所——真实利益驱动。10月9日和10日，孩子们启程时候，这实习和这舞蹈学校办学9年以来的其他实习看起来并无二致，依旧是一个多方共同获利的机会——孩子们获得经验和金钱，也让家长们的期待得到满足;学校可以从老规矩的实习费用提成中弥补学费欠缺并有所获益;演艺中介同样通过演出提成获益。剩下的看起来获益最不明晰的，只有演艺场所。表面上来看，演艺场所是各方获益中全部费用的支出方，以23名女生为例，支付每人每晚100元的演出费用，这其中的25元归学生，25元归学校提成，50元归负责学生们吃住、服装、演出安排和其他一切琐碎事宜的演艺中介——也就是她们的领队和师姐韦乾娜所有。
有杭州酒吧的观察者曾经做过比较，在杭州不同地段的几类酒吧中，黄龙商圈的演艺吧消费相对其他酒吧算是贵的，人均100元以上，这也就决定了演艺吧的主要消费群体是“30岁以上的高消费人群”。而目前绝大多数演艺吧按照常规经营，基本只能处于收支平衡，行内的利润潜规则就是客人向表演者赠送“花篮”的提成。演艺吧主体消费者“找乐子”的消费需求取向，成为暧昧滋生的土壤。吧主们并不掩饰逐利目的，更让这暧昧逐渐成为一种强制的规则，甚至还伴生了演出者不陪酒每天扣50元钱的这种规定。在提供表演外，演艺场所的老板们，对于自己花钱请的表演者们理直气壮提出了更多附加要求。
在这个环节上显露出来的是演艺中介的作壁上观，组织这种演艺吧跑场的中介似乎并不在乎演员们的私人感受，相反，有的还认为这是演员自己获利的方式，不算坏事。而且花篮提成中，演艺公司是没有一分钱的利益，自然情愿置身事外。成熟的跑场艺人们如何与各自的中介公司或者演艺吧老板讨价还价我们不得而知，但具体到此次实习的女生们，只能求助于自己的领队师姐韦乾娜。而韦乾娜的双重身份和个人经历或许限制了她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按郭桂生的说法，韦乾娜是学校1999级的优秀学生之一，毕业后就在黄龙的演艺场所工作，而且后来“成为杭州现代歌舞团的股东之一”。2005年，柴卫红不再经营现代歌舞团，学校的实习是由韦乾娜出面负责联系，新的合作中介是“大漠风铃艺术有限公司”。郭桂生说，“韦乾娜实际上也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之一”。所以，虽然合作中介改变，但郭桂生并没有觉得有太大变化，用他的话说，“完全信任韦乾娜”，即便是现在，承认学校的“经验主义”错误之后，郭桂生还是会为韦乾娜辩解，“其实做领队很辛苦，这次带这23名学生，她也是为了帮学校一个忙”。更戏剧性的是，学校办公室张贴的师资力量公开栏上，韦乾娜的照片在12月1日、郭桂生不得不接受电视采访的那天，替换了其中一名老师的位置，重新被贴了上去，上面注明的身份是“实习指导老师”。
在韦乾娜和学校方面，至少在事情扩大化之前并没有主动停止全部实习的意图。最初2名女生的意见只是在学校和家人之间小范围沟通，班主任韦丽娜传达的意思，和韦乾娜对她们做的工作没有太多区别，都是让她们“再适应一下”。在家长支持下态度鲜明的孩子后来受到了部分老师用词严厉的指责，理由是其他学生并没有同样的情绪。但学生们承认，韦乾娜并没有为难她们，“一直对我们很好，帮我们买了车票，最后走的时候，还安排了师姐送我们到车站”。即便是家长们和校方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现在，孩子们对领队韦乾娜并没有什么抱怨。
舞蹈学生的迷惘青春
事件演变到最后，来自大河乡的10名学生一同退学。大河乡属于桂林市的北郊，漓江从全乡穿境而过，大规模的城市化征地运动中，不少村落的土地已经被征用，以待开发。更遥远的村落，因为毗邻漓江，开发针对桂林市居民的农家乐项目也成为不少农户重要的副业收入。联合起来向学校“讨说法”和赔偿的6名家长，解释自己能够如此执著的原因是，“不像偏远地方的农民那样好糊弄”。
被认为是挑头者之一的小宁，现在闲在家里，被问到将来打算，16岁稚气的面孔上一阵茫然。小宁是今年被桂林舞蹈学校的郭珍和韦丽娜亲自到大河中学挑中的，学校挑人的方式很简单，在体育课上偷偷观察，觉得哪个不错，就通过中学的老师直接联系，再上门给家长做工作。小宁的文化课成绩，公允说，并不算好，尤其是英语，虽然没有经受过什么正规训练，舞蹈也算是她一直的爱好。而她的父母已经习惯了艺校的老师们来游说，一年前，就有另一所艺校的老师来游说过。这也是这里地方民办艺校最常用的招生方式。在游说之下，父母最终遵从了孩子的意愿，同意让她到舞蹈学校，也觉得“毕业能够找到工作就是好事”，只是家里能拿出的学费只有500元。4月份，还没有完成学业的小宁根据舞蹈学校的安排，和其余12名同学一起，向原来的中学交纳60元钱，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开始了她们想象中的舞蹈生涯。校长靳英慧在评价学校生源时候的描述，是“文化课很难办”，但在“体育、艺术方面有基础”的孩子。靳英慧认为，他们这样的民办艺校，“为社会分担了一部分压力”。虽然他也承认舞蹈是一种“吃青春饭的技能”，但他更愿意强调，通过这样的学习，在工作若干年后，她们可以转做编导，或者自己继续深造、当老师，路也很宽。
小宁曾经有两次退学的念头，第一次是觉得家里没钱，基本功很苦，自己练不好。甚至已经自己跑回了家。是班主任韦丽娜带着几个学生来找她，鼓励她，夸赞她的现代舞天分，反复说“基本功不好没关系，现代舞好就可以了”。第二次萌生退学的念头，是辗转听说以前毕业的学生好像“在不太好的地方跳不太好的舞”，家人也对听说的艺校毕业生抽烟喝酒的不良习气不满。她和好朋友一起去找老师询问，老师则告诉她们不必担心，她们的分配由郭校长负责，会有很正规的地方。半信半疑的小宁告诉老师自己想考其他学校学导游的想法，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老师强调她外语不好，其他素质也一般，描述下来，让小宁觉得，“好像自己除了学跳舞什么都干不了”。
摇摆不定中，小宁因为舍不得好朋友要去实习，在实习名单已经确定下来后，找到老师要求参加，老师很爽快地给她增加了一个名额。当初小宁觉得很庆幸，老师对她很好，现在回忆起来，她会说，“原来她们是要用我们给她挣钱，当然那么爽快”。初到杭州，领队师姐带她们去酒吧观摩过，也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等到开始上班，逃脱了4次陪酒要求的小宁在第五个晚上被逮住了。第六天开始，她跟家人沟通之后拒绝上班，借用同屋11个女生中唯一的一个手机给老师发短信表明态度。老师的答复在两天之后，并且一直试图让她“继续适应”。在和家人的沟通中，小宁显得非常谨慎，她要求父母不要跟其他同学的家长说，“别人有别人的想法，她们不跟家里说，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不过焦虑的父母显然并不赞同孩子的观点，他们联系了同乡的其他家长，压力辗转回到孩子们那里。
现在的小宁确实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自己也去找过工作，但不知道能做什么，太苦的事情，也不是她能承受的。而在舞蹈学校里继续学习的100多名学生，在简陋的练功房里继续着她们的舞蹈训练，作为舞蹈学校的法律顾问，搞文艺出身的律师车声夔对于练功房的简陋表达了自己的感慨，“还不如我20年前的练功条件”。他被请去给学生们做了一节45分钟的法律培训，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正确看待和面对媒体，不要去攻击退学的同学;第二就是关于艺校学习必须要坚持实践的问题。车声夔回忆，当他强调“这次实习学校是有错位，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实习，学习、实践、纠正、再实践，是必须坚持的方向”的时候，获得了孩子们唯一的一次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