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以“人本积累”而非“资本积累”作为核心尺度，我们对各发达国家经济表现的评价就会迥然不同。在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市场是解决几乎一切社会问题的最佳机制。市场凭借其效率优势“把饼做大”，最终能够更有效地消除贫困。可惜，尽管美国在过去二百多年赶上了“地理运气”，被两大洋保护躲开了主要外敌的威胁，享受着充裕的自然资源，但凭借这样的天时地利，其“市场效率”至今依然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北欧的“福利国家”虽然条件和起点差得多，但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基本消除贫困。遗憾的是，即使那些承认消除贫困属于“人类伟大成就”的经济学家们，往往还是认为“福利国家”的效率比不上美国。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的选民以压倒优势支持福利制度，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更愿意为消除贫困支付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效率的降低。这属于价值观念的不同，并不能归结为制度之间的优劣。在这里，效率与平等仍然互相对立，而并非相辅相成。 这样的逻辑，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自圆其说。我们不妨附和一下这些经济学家，把“福利”当作妨碍效率的包袱来打个比方。战后近七十年来“福利国家”和美国的竞争，仿佛是两个小伙子比赛引体向上。一个负重20公斤，另一个轻装上阵，双方都拉了40次。第二轮再战，第一位因为“负担太重”，仅拉了30次，后一位则拉了35次，并笑话对手“包袱太重，无法持久”。第三轮时，第一位减去5公斤的负担，负重15公斤拉了35次，和那位轻装者战成平手。负重者信心大增，再次把重量增加到20公斤，又和对手打平…… 这位负重者，就是我们讨论的“福利国家”，轻装上阵者则是美国。稍微有些健身经验的人都知道，那位负重者无疑是更强壮的一位，虽然有时候比不过轻装上阵者。负重训练是刺激肌肉成长之必要手段，从长远看会使你变得更有竞争力。但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那里则一切满拧：福利国家负担太重，难以持久。其实，北欧“福利国家”在和美国七十年来的竞争中表现虽然时高时低，但至今大家仍然并驾齐驱。北欧发生经济危机时，确实会削减点福利，以减轻负担。但等危机一过，马上又在负重上加码。看看这七十年的历史就知道，北欧在危机中不断改革，但总的趋势是福利越来越好，经济也越来越有竞争力。 面对这样的现实，与其重复“市场效率”的老调，更有意义的问题也许是：究竟是什么使“福利国家”走了这么远？福利的效率在哪里？最近二三十年，学者们开始以“增长”的尺度来衡量“福利国家”，阐述其在效率上的制度优势。Carles Boix的理论，在这方面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他提纲挈领地归纳了左翼和右翼民主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左翼和右翼政府都追求经济增长的最大化，都相信持续的增长将提高人民的可支配性收入水平，进而使他们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所不同的是，左翼政府通过高税率获得更多的政府收入，扩大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即人口的技能）的投入，以图增加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只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经济才可能维持长期的高增长。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左翼政府特别关心弱势阶层的处境。弱势阶层，即低技能的阶层，最容易受到经济竞争和危机的打击。他们一旦失业，特别是长期失业，就会导致生产技能的丧失，成为社会负担。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后代也会跟着丧失高质量教育和良好的成长环境，形成世代贫困。因此，通过财富再分配加大对弱势阶层的投资，使他们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他们的子女摆脱低收入的陷阱，就成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 右翼政府则认为，一旦有了完善的市场竞争和物质奖励机制，资本和劳动力就会作出最优化的选择来追求增长。因此，发展的核心战略在于通过低税率最大限度地提高个人经济回报，并通过削减福利和降低“社会工薪”（即劳动者所应享受的最低工薪和福利）水平，来刺激或强迫人们去工作。根据右翼的理论，这样的策略在短期内也许会加大贫富分化，但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贫富分化以鲜明的物质回报为诱惑，鼓励劳动者投资于自己的技能，从低技能向高技能转移，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 双方孰是孰非？面对这一问题，许多学者开始跳出GDP的数字，参考各种社会指标（特别是人口素质），来衡量各国的经济表现。我们姑且称之为“人本积累”学说。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2008年Torben Iversen和John Stephen对欧美十几个国家作出的评估。他们根据G.Esping-Andersen在1990年提出的三种福利资本主义的经典模式加以发展，把欧美发达国家分为三种类型，以评价这些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和人口素质： 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类型的国家以美国为代表，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等，都在欧洲大陆之外。这些国家大多以中右政府为主宰，社会保障和财富再分配水平都比较低，劳动市场灵活，工会势力薄弱，企业经常把灵活的劳动市场所创造的低薪作为自己的比较优势，雇佣了大量低技能、比较容易替换的工人，而不愿意投资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同时，小政府的理念，致使对义务教育的公共投入比较低。 “福利国家”：这主要包括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由中左联合政府主宰，以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创造了覆盖全民的福利制度，对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个层级的教育都有相当高的公共投入，同时在劳动市场上有着牢固的公共失业保障，失业者所领取的福利和原工资非常接近，生活水平不会因失业受到过大的冲击，同时在再就业和职业培训上得到了充分的公共辅助，形成了“灵活-安全”的劳动市场：企业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雇员工，但被解雇的员工也有比较牢固的公共保障。 欧陆体系：这主要是欧洲大陆国家，包括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瑞士等。这些国家大多为中间派政府主政，由社会（如企业、行业等）来承担福利制度的责任，国家更主要是扮演协调、规约的角色，强调行业内部、与工资等级挂钩的社会保障，而非全民福利。比如，熟练工人或白领专业人士，往往有与各自的行业和等级相关的特别福利和保障。这些福利和保障并不普遍化到行业和阶层之外，更像是同行业、同等技能和收入的阶层通过集体购买保险而换来的。企业像个大家庭，不随意解雇工人，而是给职工提供种种培训机会，以适应产业升级的挑战。低技术工人则被排除在这种高福利圈外，被左翼政党组织吸收，但很难形成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这样的社会，对教育的公共投入不如北欧国家高，但企业内部的培训课程非常发达，保证了大量劳动者的“技能生成”。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类型排除了法国和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许多学者把这些国家宽泛地归纳为“混合模式”或“地中海模式”。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不佳，不构成参与“最佳”模式竞争的资格。暂可不论。另外，在这三类国家之间，具体的划分和归类都大有可商榷之处。北欧福利国家的分类最无争议。但欧陆国家则十分复杂。自由市场国家之间也差别巨大。比如，许多学者认为英国有着许多欧洲式的福利制度，更接近于欧洲大陆而非美国。我们仅以美国作为自由市场国家的典型。另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发达的亚洲经济，虽然表现不错，但因不属于西方传统而被排除，显示了这一归纳的有限性。 尽管有这些不足，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公布的九十年代的数据，把这三种类型的国家的“人本积累”加以比较，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研究结果显示，北欧“福利国家”通过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对“公共教育”、“高等教育”、“幼儿园”，以及劳动者保护方面的投资远远高于欧陆国家，更高于美国，这就使得“福利国家”的“人本积累”水平也高于后者。另外，“福利国家”的这些投资，明显向弱势阶层倾斜，特别照顾那些能力比较弱的人。结果显示，美国只有那些5%的顶尖精英，在素质上可以和北欧同等人才竞争。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自由市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私人投资高达GDP的0.58%，明显超过欧美17个发达国家。北欧福利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私人投入，则微不足道。美国、加拿大的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多少保证了两国5%最聪明的人的文化程度。 这一结果，颇能反映两种政治经济哲学在“人本积累”方面的后果。“福利国家”着重于消减贫富分化、辅助弱势，教育资源向底层倾斜流动，使落后者跟上，结果是大多数人口的素质比较高。美国秉承自由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原则，低能的人口属于被淘汰之列，很少得到帮助。最顶尖5%的精英，作为赢家，当然保持着优良的素质。特别是当高等教育过度依赖私人投资时，精英在教育资源上的优势就更加明显。所以，比起北欧来，美国不仅仅是贫富分化，而且是能力分化。 这样的“人本积累”格局，使美国在创新上有一定优势。毕竟，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等等，都属于5%最顶尖的精英。美国恰恰是这一层次的人口素质比较高。况且，由于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给创新者近乎“赢者通吃式”的奖励，美国的制度对于世界各地追求高回报的一流人才也最有吸引力，可以到世界各地“掐尖”，进行高端脑力进口。美国因此领导着创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一国的竞争力，并不仅仅靠高端创新。要把创新落实，投入正常的生产程序，需要许多素质良好可靠的普通人才。比如高端制造业的劳动力甚至科技和管理人员，都依赖均质的一般人口。美国在这方面，则远远落后于欧洲特别是北欧。比如其最强的25%的广义精英人口（即考试成绩在75%受试者以上者），测试成绩也不过319分。这放在北欧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低端人口因为素质太差，不仅很难就业，而且可能造成犯罪等种种社会问题，成为巨大的经济负担。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美国监狱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比北欧高出10倍以上的事实。 还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些仅仅是九十年代的数字。如果你看九十年代的GDP增长、企业盈利，美国可谓如日中天，欧洲特别是北欧则日薄西山。当时“美国优越论”响彻云霄，人们在纷纷谈论美国模式的全球化。然而，看看背后的“人本积累”，北欧、德国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再度和美国并驾齐驱就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