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衣俊卿先生如何能够预想，他会以这样一种艳情的方式名动天下。2012年12月11日深夜，《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风传于网络，从此他的名字成为了公众窃窃私议的关键词，不过仅限于私议，在公权力的寒光之下，“衣俊卿”三字仍是一个禁忌。直到2013年1月17日，官媒发布消息，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至此，这个响亮而优雅的名字才登上舆论的前台。然而，衣俊卿所效力的机构、他的人生历程所折射的学术与政治之关系、他所参与和耳闻的权力博弈等，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并不关心那十来万字的实录到底应该冠以何种名目，才更具传播效应：《编译局言情录》，还是《床笫恩仇录》？我更不欲评价此中的是非，如痛斥衣俊卿是衣冠禽兽，或者为其鸣不平，当然衣先生道行尚浅，对女人缺乏最起码的鉴赏力，则是不易之论。我只想借此谈论一个陈旧的话题：知与行。 刘雪松在《钱江晚报》撰文评论此事，单是标题“满嘴马列，满腹盗娼”，足见杀气腾腾，好之者誉其一针见血，恶之者责其如泼妇骂街。不过这八字，的确点中了衣俊卿的死穴：他的身份与行为的严重分裂。 学而优则仕，衣俊卿本是学者，以西马研究知名于世，中年步入政界，2010年2月起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一跃而为“帝王师”，这几乎接近了学者从政所能抵达的巅峰。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思想与人格被迫牢牢捆绑于意识形态的战车之上。 我们的意识形态，虽由唯物主义和阶级论主导，却是一种极具道德性的政治理论，以道德的自律，革除邪欲与杂念，它最理想的信徒，近乎是圣人与清教徒。故此，作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与代言人，衣俊卿身上的道德负担，必定重达千钧。 问题在此浮现：假如衣俊卿不是中央编译局局长，只是一个等闲的政治学教授，他与常艳的故事，在公众眼中，也许不过是名士风流，哪会激起轩然大波，毕竟这等床笫之欢，只涉私德。可是，对衣俊卿而言，他的私德与公德，正如学术与政治，在意识形态的强行催化之下，早已合一；甚至他的道德与人身，并非一己所有，而深深嵌入了巨大而冷酷的国家机器。依此逻辑，他私行不谨，终将玷污他所信守的意识形态的形象，损坏了意识形态的纯度。与此同时，他将独立的人格与思想都献给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必须承担并消化他所孳生的罪孽。所以绯闻一出，批评者的矛头便不由自主指向了“满嘴马列”。 说白了，正因衣俊卿平时“满嘴马列”，高调的嘴唇涂满了道德的口红，其丑闻才愈发令人反感，其罪孽才愈发难以被原宥。
古人云：满嘴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此言之所以有力，便在于“仁义道德”与“男盗女娼”之间的鲜明反差。假如一个人满嘴男盗女娼，再行男盗女娼之事，反倒不会引来苛责，因为这是真小人，他们已经置身于道德的谷底。满嘴仁义道德，则往往以君子自命，德行是他们招摇的牌坊，倘若他们做出了男盗女娼的丑行，君子则沦为伪君子。一个“伪”字，天翻地覆——在中国，伪君子的地位，还不如真小人。 这就要说到知行合一的难题。世人常以知行合一为戒尺，来批判知行不一，殊不知知行合一本身亦须明辨：这知与行，到底是否合乎真理与正义。严耕望记其师钱穆，每悟一事，即身体力行，钱穆所悟之理，当是儒家的至理，故其知行合一，呈现了儒家最正大光明的风范。若所知为邪说，所行为邪路，这样的知行合一，其危害也许要超过知行不一呢。 所以，批评衣俊卿们“满嘴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需要质疑其前提：他们口中的“仁义道德”，就一定是至理吗？一定契合公义吗？ 有时，问题不在知与行的分裂，而是其知本身，便错谬百出。不消说广大凡夫俗子，就连中国古代的一些圣贤，都难逃“满嘴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之讥。 试看他们所宣讲的“仁义道德”，譬如存天理，灭人欲，其实质，正是对人性的压迫、阉割甚至泯灭；他们的“男盗女娼”，譬如狎妓、偷情等，反而体现了人性的活力。质言之，错不在“男盗女娼”，而在“仁义道德”；这里的知行不一，毋宁是人性对非人性的战胜，是生动的欲望对僵化的道德的拨乱反正呢。 反观衣俊卿，他与常艳等人的情史，虽不光彩，尚且称不上“满腹盗娼”，若予非议，那么这只是作风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致命的症结，端在于“满嘴马列”的公共形象，一面是正确、高尚的化身，另一面却构成了政治与道德的重荷，压弯了衣俊卿的脊梁，甚至压垮了他的人性，以至他的人性化放纵，如偷情，反倒是对其思想（知）的背叛，从而使他背上了知行不一的恶名。如果说他的行有问题，那么他的知更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