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总是相对于我们对它的认知和评价而言的。一个客观存在的机会,只有对认为它是机会的人而言,才是机会。同样的差价,为什么其他人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为什么只有企业家对它敏感、把它视为机会、抓住它把它变成了利润?这里有认知能力问题,也有评价问题。
生理病理学家弗莱明有一次在实验室做试验的时候非常意外地发现,做试验用的玻璃器皿边缘,周围的霉菌正在被分解和杀死。弗莱明很奇怪:什么东西能够杀死霉菌?他就好奇地研究它。研究过程中,弗莱明突然又想到:要是能够把可以杀死霉菌的东西做成注射液,它会不会杀死我们身体里的霉菌?就这样,拯救了无数人生命的青霉素发明了!
发现机会需要足够的专业背景。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知识的重要性显然越来越突出。比如东软集团的刘积仁是计算机博士,物美集团的张文中是斯坦福大学博士后。但是,企业家发现机会的知识,是不是就越专越好、越精越好?
不是。企业家发现机会,首先是用“经济的”眼光看问题,就是追求利润。洛克菲勒经常到一家熟悉的餐厅用餐,餐后,也习惯给服务生15美分的小费。有一天,不知何故,他只给了5分钱。服务生埋怨说:“如果我像你那么有钱的话,我绝不吝惜那10美分。”洛克菲勒笑了笑说:“这就是你为何一辈子当服务生的缘故。”西方企业家请客吃饭为什么那么小气?因为他们是用企业家的眼光看吃饭的问题。
企业家看问题的另一个知识背景,是“要管用”,也就是从实践的、实际的、实用的眼光看问题。瓦特发明蒸汽发动机是从兴趣和纯科技的角度看问题,但先后资助瓦特的企业家巴罗克、博尔顿,是从企业的、利润的角度看问题。曾几何时,我们的专家申报了一个国家课题,评审通过了、结项了、专家评了教授了,成果束之高阁也就完事了。但柳传志不满足于这个,他要把科学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海集团的陈庆振,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科技处管理科技档案,有机会看到很多科研成果材料,他惊讶地发现,许多先进成果在研究阶段完了之后就变成了一堆资料,太可惜,结果他走向了创业之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东西在促进科学发明。不仅是纯科学的爱好和兴趣,根本上是企业家在推动。
但是,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少数企业家有眼光、能够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发现不了的机会?企业家的眼光又是怎么来的?哈默本来是医生,他到苏联走一趟为什么就能够发现创业机会,就能够把资源变成财富,而身在其中的苏联人却发现不了它?反思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哈默是带着美国人的观念到苏联的,他的美国人的商业头脑与苏联人的计划经济的观念之间,有一个价值观念的差异,是这样一个观念的差异,使得哈默发现了苏联人发现不了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在美国,哈默反倒不像他在苏联那样更容易发现机会。我们还可以大胆地断定,企业家之所以能不断地发现外在的机会,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内在的观念。内在的观念当然不是天生的,但与外在的机会、机缘是一回事!
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所谓企业家眼光又是怎样产生的?难道它是天赋的?某些人天生就对机会敏感?
不是这样。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买和卖、供给与需求、资源市场与产品市场间的差价,实际上,是一种信息不对称。企业家对这个差价之所以很敏感、有洞察力,是因为他跑得多、见得多、问得多,他见多识广,也就是在信息不对称中做到了相对的信息对称。所谓敏感等等,总是相对于其他人的不敏感而言的;所谓发现机会等等,无非是发现别人发现不了、还没有发现的机会。事实上,别人还没有发现你发现了这才叫机会,别人不敏感你敏感这才叫敏感。
企业家的这个敏感又是怎样发展和培养起来的?也许有一种天赋的倾向,但在计划经济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意识形态下,它根本就不可能发展起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有对这个敏感、洞察力的需求,所以它就被发现、被积极评价、被拉长、被做大做强。敏感、洞察力、企业家能力等等,说到底是一个社会需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