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月24日，由中弛财团等60家企业老总、律师、银行经理组成的温州北京投资考察团飞赴首都，他们想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提供的国有企业中，寻找项目。这一举动，再次引起人们对温州资本的关注和思考。 温州企业产生于本土、内生于市场，资本经过较长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因此温州资本具有极强的市场敏感性 “这是一个全民投资的地方。”温州总是这样骄傲地介绍自己。资料显示，在温州755万人口中，有16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有40多万人在海外创业。在中国版图之中很难找到同样的商业人口结构。 扫描温州资本的产业脉动轨迹不难发现，制造业培育了温州资本，而温州资本的长大强化了温州制造的力量，从而造就了温州的国际轻工城位置。人们看到，在温州产值中占2/3的轻工产品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巨人企业——服装：报喜鸟、庄吉、美特斯·邦威；制鞋：康奈、红蜻蜓；电器：正泰、德力西、天正、长城集团；乳业：均瑶集团；打火机：大虎、日丰、胜利等。这些产品都全国知名，多的销售收入120余亿元，少的也有10亿元。其中，年产打火机5亿多只，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国内市场的95%。 并不像其他地区民营资本在几年内迅速崛起那样，温州资本如此庞大却又内生于市场，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积累与沉淀过程，是地地道道的本土资本、草根资本，企业的创业与成长历史至少都有10年以上。所以，温州企业对市场的反应灵敏，尽管没有创造过令全国瞩目的“一战成名”的经营“奇迹”，但很少经受大起大落的磨难。 资源禀赋的约束，使温州资本在本地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温州资本的血脉当然要向全国延伸 不论资本原始积累的步伐有多快，温州人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温州是中国土地最稀缺的城市之一，人均耕地不足0.3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并且目前温州可供工业用地不足需求量的20%。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无论是服装还是制鞋，不管是电器还是打火机，温州资本进入的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地带，企业规模越大，对土地的需求就越大，而且这类产业的土地边际产出率也会随之降低，从而资本扩张的边际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不仅如此，由于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和产业升级的困惑，传统制造业如今进入微利时代。温州资本在寻求第二次创业中遭遇到了资源禀赋的强烈约束，触碰到了传统行业利润的天花板。 温州人也十分谙熟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增值的经济学逻辑。循着往日十分熟悉的粗放型、资源丰富且又不需太多技术含量的淘金路线，温州资本首先快速降落和聚集到了家门前的房产购置与买卖上。2000年，全国房市价格在十分平稳的通道中运行时，温州的房产价格却一路上窜，以致温州的“王府井”——五马街这个小小商业街上的每平方米房价当时被炒到1.5万元的破天荒记录。食利和逐利的资本永远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在当地房市利润空间日渐萎缩之后，温州资本的血脉开始向杭州、上海以及到全国的省会、中心城市和二级城市密集地延伸，也就在情理之中。 前两年弥漫全国的“电荒”让不少城市居民陷入不安之中，但携着巨额资本的温州商人却轻松地开进了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带，刮起了阵阵“红色热浪”。根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全省投入小水电站建设的民间资本超过100亿元，其中大部分投资在外地，而在这些项目中，温州资本占了很大部分。精明的温州人为自己算了一笔账：在外投资2000万元修建一个水电站，每单笔资本可获得高达23%的年投资回报。同理，中国电力80%以上来源于燃煤发电的事实同样没有逃脱温州资本灵敏的嗅觉。据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年总产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的1%。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炒房”到“炒煤”，从浙江到全国各地，温州资本始终表现出对市场需求的先知先觉，也正是如此，注定了它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 市场上并不是没有资本。招商成功的关键是能否为资本提供适宜的栖息之所 作为经济民营化力量的标杆抑或旗帜，温州资本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变得更加成熟起来，而社会也会在对其作出客观的评鉴中释放出最大限度的包容。 此次温州资本北上，北京市除了为其提供了180个国有企业的招股项目外，首都产权交易所还推介了部分中关村高科技项目，它们涵盖医药、IT、新材料等多个领域。对于这些项目的投资，其投资方式将以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为主。而这次温州考察团锁定的目标主要是一些轻工企业，他们冀望借助北京国有企业的改制来实现温州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并希望通过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嫁接，提升温州民企的层次和素质。 其实，温州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应该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早在前几年，就有不少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借上海国企改组改造之机提前进入了国有企业。按照上海温州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近400家会员企业里，有近50%的企业已经参与了上海国有企业重组，另有一部分企业正准备兼并收购或承包国企。其中，温州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曾创造了一次性在上海并购34家国有企业并实现当年产值上升10亿元的历史记录。
从理论上说，资本跨国界、省界流动是资本追逐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结果。不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对温州资本敞开胸怀，都为温州资本提供了十分理想而又宽阔的发力通道。近年来，内地各省不断到温州招商，每年项目都在2000个以上，但有的效果并不明显。原因何在？通过上述分析，思考点至少有四： ——东部地区的资本、产业向内地转移，是一个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地每个地区都会得到来自东部地区均等的资本和项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向内地转移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温州资本外移的动机主要是：(1)受土地等资源不足的约束，寻求新的空间来解决边际成本扩大的问题；(2)通过资本输出，与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比如与技术组合，推动温州资本的结构升级。因此，内地要针对不同的资本而彰显吸引力。比如，对县域而言，主要是强调土地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产品或产业；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主要是提供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优势项目，迎合其升级动机。 ——内地，特别是中部地区，传统体制存量大，市场化水平低，对外开放水平不高。能否模仿北京的经验，允许温州资本“批发性”地进入，给外来资本更宽阔的通道？这对于增强市场机制、形成宽松的创业环境是十分有益的。 ——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商贸、金融、物流等服务业，为外地资本进入提供经济运行环境，并拉动本土民间投资。 ——最关键的，是能否让资本生利。如果没有“让利”的意识，怕“肥水流入外人田”，任何资本都不会进入。 总之，温州资本告诉我们：市场中并不是没有资本，而是我们能否为资本进入创造适宜的条件。在市场诱惑面前，不仅是温州资本，任何资本都是抵挡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