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冰棍 国企“冰棍”为什么不“化”?



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主张“国退民进”的理论认为,将企业卖给管理者或许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相对于企业自然萎缩,像太阳下的“冰棍”那样化掉,效果要好得多,于是趁企业改制攫取国有资产的“盛宴中狂欢”,似乎成了一种义举。但是自从“郎顾之争”引起国人警觉,“盛宴中狂欢”嗄然而止之后,那些当列入“国退民进”的企业并没有像太阳下的“冰棍”那样很快化掉,仍然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且不评说“国退民进”的是与非,反思事实,国企“冰棍”为什么不“化”?即这种现象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或许有助于我们开拓国企改制的新思路。

  冰棍式企业的地位

 老冰棍 国企“冰棍”为什么不“化”?
  所谓“冰棍化”指得是国有企业中资产的消耗和减损,大多相当于产业结构中的夕阳企业,我们姑且称之为冰棍式企业。如同夕阳企业一样,冰棍式企业也在被历史边缘化,不过它多是在对国企“抓大放小”管理格局中被边缘化。冰棍式企业与夕阳企业也有所不同,其中一些企业或许有相当的科技含量,只是因为机制和管理问题才开始走下坡路。其实,作为中小企业既使不属可能“冰棍化”的企业,也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它们或者在“放小”获得新的生机,或者在“放小”中自然淘汰,原本就应当是正常现象,甚至可以看做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应当看到,冰棍式企业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然而当它因为各种原因,成为所有者的包袱时,便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在“抓大放小”中也找不到过去的“婆婆”或者“靠山”的庇护,直接暴露在市场经济的阳光之下,“冰棍化”更不可逆转。

  在各级财政“分灶吃饭”的利益格局中,对于冰棍式企业,上一级的政府可以将它们交给专门的国资委或者下一级政府管理,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对于交不出、推不掉的冰棍式企业,虽然仍要由某个主管部门负责管理,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这些政府部门大多丧失了促使所属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动力。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需要体现自己的直接政绩,自顾不暇,冰棍式企业在利益角逐条块分割的夹缝中就成为所有者的盲点。其“冰棍化”在经济统计意义上的减损,并不会受到早已缺位的所有者的在意或追究。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地方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我国当前的社会贫富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水平线,达到了0.45,长此以往,不仅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极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问题,隐含着不安定因素。于是,建设和谐社会便成为一个新的历史任务摆在人们面前,使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能不认真对待,在冰棍式企业中也不能例外。反过来说,既使冰棍式企业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也不能让它“猝死”,以免引起企业中弱势群体的强烈反映,引发社会的动荡。在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既使对于冰棍式企业,有关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内部的高层管理者,对此也不能掉以轻心。尽量延缓冰棍企业融化的过程,以减少社会振荡,便成为一种潜规则,是大家共同面临的课题。

  “冰棍”不“化”的特色

  冰棍式企业的自我消亡原本也是一件悲壮的事情,然而,新体制的挑战已使它难以蓬蓬勃勃地新生,而旧体制的惯性又不允许它痛痛快快地死去。从发展轨迹上看,其资产总额的确是递减的,然而它又不得不在不死不活中苟延残喘着。企业的“冰棍化”或许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而“冰棍”不“化”,即企业资产日益萎缩而又能长期在市场中生存着,却具有十分突出的中国特色。

  第一,冰棍式企业存在的问题因棘手而被长期搁置。按照市场规律,冰棍式企业本应当很快退出市场,其残值的实现随行就市也不应当有什么障碍。但是冰棍式企业往往已资不抵债,其中还存在着政府对职工的隐性负债,假如冰棍式企业改制的话,必须有人为此买单。冰棍式企业无法成为可以及时嫁出去的“靓女”,只好空守“闺房”。也许,从理论上讲,政府对于解决冰棍式企业存在的问题责无旁贷,也没有迈不过在的坎。而在实际上,摆在各级政府和政府各个部门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很多,有些远比企业的冰棍化更为严重,勉为其难。其实,只要我们知道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对棘手问题相互推诱和相互扯皮现象的存在,就能理解冰棍式企业能够长期存在的体制原因。

  第二,冰棍式企业的长期存在往往发生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域市。在相对落后地区的县域经济中,冰棍式企业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这不仅是因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冰棍式企业规模较大,具有较有潜质的固定资产,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总有资源可以抵挡一阵子。更重要的是在大中城市中,职工的民主法制意识较强,可资利用的申诉渠道更多和更为便捷,不是企业的管理者单方面说打发就可以打发出门的。另外,冰棍式企业承载着相当的债务,往往是“资本运营”的产物,是县域的中小国企望尘莫及的。债权人也希望冰棍式企业好歹能够存续下去,并不打算置其于死地,以便自己的债权有个着落。

  第三、企业的“冰棍化”无损于稳定的大局。企业的“冰棍化”与“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相比,或许都可以视为该企业中国有资产的减少,但是对于社会公平和稳定来说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国退民进”被管理者导演成自卖自买的“盛宴”,既使在国有资产严重低估的情况下,管理者在合法的收入来源中也拿不出相应的对价,往往还是变着法拿着国有资产去融资。这就可能使得巨额财富倾刻间归向少数管理者,与弱势群体因改制而产生的失落感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可能造成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因而当“盛宴中狂欢”被披露,且被广泛关注的时候,当然会被当局叫停。而“冰棍化”并不会产生剧烈的社会震荡,所以它容易得到默许。可以肯定,当社会越强调稳定时,“冰棍化”的过程就会越加缓慢,冰棍式企业越能够长期存在。

  第四、管理者坚守既得利益是冰棍式企业长期存在的直接动力。国有资产所有者的“缺位”现象在冰棍式企业中更为严重,使得冰棍式企业实际上成为管理者的领地。少数管理者在掌控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假如他们在法津程序上无法将企业公然划归个人名下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如牢牢的守护住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地盘”在萎缩,他们也绝不肯加快推进改制,在丧失身份的情况下把企业拱手让渡出去。当然,这也取决于他们是否“善于”管理,既要会玩弄改制的概念游戏,又要能与其它利益相关者进行巧妙的博弈。

  “冰棍”不“化”现象的长期存在,并不是说某个具体的冰棍式企业资产的绝对量是个常数,个别的冰棍式企业有可能很快被核销,但是总会有新的冰棍式企业补充进来。因为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利益驱动下往往采取财政直接投资、利用银行发放债券、实行配套贷款等方式构筑新的经济实体,以充分显示一定时期的“政绩”。其中难免有一部分属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之类,等新的项目完成了“政绩工程”的历史使命,受到冷遇之后,就会沦为新的冰棍式企业。政府换届、人事变动之后,又会有新的“首长项目”应运而生,如此循环,冰棍式企业绵绵不绝。

  “冰棍”不“化”对经济建设的影响

  孤立来看,个别企业的自生自灭与大局并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如果其中蕴涵着普遍的意义,对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则不容忽视,“冰棍”不“化”的现象正是如此。在政府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下,冰棍式企业的产权改革并不会触动谁的“奶酪”,企业管理者希望在一夜之间将资产划归私人名下,或许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在资本“玩家”有了合法的理论依据之后,冰棍式企业内部的裂变和躁动尚能处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倒是一个“不相干”的香港教授挑起了一个“郎顾之争”,加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盛宴中狂欢”在媒体中成为千夫所指。经济学家可以“集体失语”,各级政府对此却不能坐视,针对产权改革中出现的“自卖自买”等不端行为,“规范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的相关规定陆续出台。尽管谁也没有宣布停止或者放缓企业产权改革攻坚的进程,“盛宴中狂欢”失去了一时的喧嚣却是不争的事实。“盛宴中狂欢”其实是对“国退民进”的速决论的实践,与其说是“休克疗法”在冰棍式企业改制中的翻版,不如说是试图在客观上掩盖和怂恿种种不规范的行为,对建设和谐社会是非常不利的。当然,人们都希望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能够一蹴而就,但是攻坚不等于蛮干,不等于速决;反过来说,规范也不等于刹车,不等于保护落后,不等于将冰棍式企业包起来。于是,冰棍式企业在双轨制的各种夹缝中历经了一次速成超脱的洗礼之后,不得不继续自己的历史使命。

  抛开各种极端的言论,客观看来,“冰棍”不“化”的现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利弊兼有的。不利的一面在于,无论是否有合法的理由,在特定的范围内,国有资产自然或人为的减损都不能算作一件天然光彩的事业,至少会影响到特定范围内弱势群体的信心,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绝不是国有资产的减少所能弥补的;有利的一面是,它在解决相关矛盾的过程中毕竟起到了一种缓冲的作用。正是因为其“冰棍”不“化”,作为一种矛盾的载体还存在,各类矛盾着的方面总还有望在一个共同体中解决现实问题或者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至于秧及“鱼池”。“冰棍”不“化”,在客观上也使相当一部分职工继续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冰棍”不“化”,也使得管理者不能不做较长时间的经营打算,采取包括留住和培养人才在内的自立自强的权宜措施,在保持微观经济的活力中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经济资源的补充

  在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被冷落的冰棍式企业缺乏可靠的资金支持,运转困难。职工往往无法按时足额领取工资,而子女上学、个人看病等费用的重负反过来要求企业必须维持其基本的收入水平。冰棍式企业为了保证基本的生存状态,既使在亏损的情况下,也得开展必要的经营业务。然而,市场上的亏损总需要有新的资源加以补充,冰棍式企业在市场失利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政府,把眼睛盯住政策,不断求助于上级主管部门。毫无疑问,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扯皮,容易削弱政府职能的发挥,表现在对冰棍式企业问题的处理上就是久拖不决。但是部门之间的相互扯皮也不是每天不止,当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时,他们必然会达成共识,联合起来安抚冰棍式企业中产生的不稳定倾向。上级主管部门尽管没有必须扶植的直接责任,但是他们毕竟掌握着相应的社会资源或者部分资源的分配权,既使不能再像计划经济那样拨款给扶不起的“阿斗”,也会变着法儿向所属的冰棍式企业实行某种程度的资源倾斜,至少他们可以对冰棍式企业套取这种倾斜,钻国家政策空子的对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姑息迁就甚至暗示怂恿的态度。于是,冰棍式企业总是能绝处逢生,得到些许资源补充。其变着法儿套取来的社资资源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仍感杯水车薪,力不从心,却可以使迫在眉捷的问题比较的能够获得解决,除了给职工必要的安抚之外,总可以使管理者的既得利益得到满足,使眼前的日子过得比较好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冰棍”不“化”,不仅是在吃老本,而且在消耗着新的社会资源,在“冰棍”上形成了或厚或薄的保温层。正是这种保温层的存在,避免了冰棍式企业在市场经济阳光下的暴晒,能够长时间的生存下去。冰棍式企业的管理者与其说是在按照市场规律谋求自身的升华,不如说是在致力于按照官场规则谋求保温层的维持和加厚。毫无疑问,这种保温层的维持和加厚是要不断消耗体外资源的,“冰棍”不“化”现象的存在,总标志着一定社会资源的补充。

  在融合中进行企业再造

  既然如此,与其视冰棍式企业为累赘,以为作鸟兽散也无妨,或者希望它早日寿终正寝,落得个大家心里干净,不如把它当作一种常态来看。对这种常态,也大可不必抱着无可奈何的心境,而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努力争取化腐朽为神奇。既然“冰棍”不“化”,总有一种保温层客观存在着,并且不断地在消耗着相当的社会资源,我们不如冷静地承认和接受这个现实,变被动为主动,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冰棍式企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实,只要我们把客观存在的保温层的“暗补”变为明补,把不规范地谋求这种保温层的行为规范化,把暗箱操作变为业绩捆绑,促使管理者从谋求保温层的加厚到致力于内部核心竞争力的凝聚,就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当然,视冰棍式企业的存在为常态,并不是对此麻木不仁,更不是保护落后,而是说要改变对它的冷漠,把它做为统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视同仁,统筹兼顾,对它进行积极的改造。这就是所谓的企业再造。

  应当承认,对冰棍式企业实行企业再造,仅仅依靠冰棍式企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因为如果可以那样的话,它就不能被称之为冰棍式企业。这需要政府给予密切的关注和积极的扶植,但并不是要违背市场规律,也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对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甚至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决定的。美国的经济学家,后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丹尼尔.W.布罗姻利教授到西安访向时指出,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市场调节,更需要政府的规范和扶植,因为自由总是相对的,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不是弱化而是加强了。因此,坐视冰棍式企业冰棍化显然是不妥当的,冰棍不化的事实也是无法回避的。

  对冰棍式企业进行企业再造并非不可能,至少我们可以将它改造成为新型的就业基地,改造成为社会公益和市政服务的骨干,这要比将其一卖了之,把职工推向社会,徒增就业压力效果要好得多。将冰棍式企业改造成新型的就业基地,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它可以得到企业广大职工的拥护。广大职工对自己长期供职的企业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企业保留下来,既可以减少他们心理上的阵痛,又可以保往其“饭碗”,在技术上也可以成为企业再造的骨干力量。冰棍式企业毕竟有一定的物资基础,且具有既定的传统优势,如果能将闲置的设备作用发挥出来,将剩余的生产力引导到包括社会公益和市政服务在内的政府需要或主导的领域中来,完全有可能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支有生力量。当然,这需要打破地区、部门、行业的界限,进行有效的资产重组,一方面可以克服重复建设、资源闲置损耗,另一方面促使冰棍企业重新凝聚自己的精华,脱离“冰棍化”状态,在可能的范围内探索稳健的生存和生华之路,在为经济建议做出新贡献的同时,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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