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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私权得到重视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些符号化人物。符号就像猴戏只拆不建。中国改革的三个符号作者简介：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现在改革的方向出现了摇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认为，其实老百姓并没有反对改革，他们最想解决的是其切身的利益问题。实际上，现在的情绪也反映在经济层面，因为其合理的经济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了，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下岗了，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养老和医疗保障……这些都是经济诉求，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往往是大规模对自身利益的要求。2004年、2005年讨论的重点在教育、医疗、工薪改革方面，民众从单纯的对自身的经济诉求，上升为要求作为一个公民起码的权利。因此过去四五年的争论有蔓延的趋势。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都会要求在教育、医疗方面的基本的权利。个人私权越来越得到重视，但把矛头对准改革的一些符号，却值得我们深思。三个符号对改革的争论及蔓延，源于一些符号化的人物，这些符号化的人物是很有趣的。第一个符号是郎咸平。郎咸平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国企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不公平。但郎咸平对中国国企的改革做出了贡献吗？也许没有；郎提出了能够使国企改革有效益的、较之目前更好的市场化方案吗？没有。那么，郎咸平这个符号代表什么呢？他一呼而起、应者云集的那些簇拥者们，并不太关心国企怎么改这个整体的、开放的、市场化取向的设计，而只关心自身作为工人怎么办，其切身利益是否在国企转型中得到了保障。工人们认为郎可能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出现了符号。实际上，由郎和他的支持者作为一个团体来主持国企改革转型，并不见得比现在走的道路更高明，甚至比现在已经进行的把国企坚决地推向市场的做法更倒退。所以，他是一个符号。而国企工人的权利保障在这些争论里是基本被忽略的，谁也不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讨论国企当中的腐败问题。 另外一个符号是易宪容。他对房地产这儿应该跌50%、那儿跌30%的鲜明呼吁，激发了消费者的情绪，认为房地产开发商都不是好人，开发商阶层完全被丑化。实际上，在这场争论中，政府得到了一次次的土地出让收入，开发商获得了暴利，消费者即使用不情愿的价格获得了房子，但至少也是获得了房产，并不是最惨的。最惨的群体是谁？是农民，是城市中被拆迁的原住民，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了！房地产开发增值链条的唯一来源几乎就是土地。我认为，土地的使用权应该做成产权证给老百姓。如果有农民宅基地的产权证，有责任田的使用权证，有集体土地的共有使用权证，削弱或者剥夺各级政府行政征地的任意空间，老百姓想卖给谁就卖给谁，即使政府想买也不行，除非是国家公益项目，这样，百姓才有真正的保障，房地产市场才有发展的健康的原点。 还有一个符号，在于否定了过去所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所有学者和群体。事实上任何一个群体都有好坏优劣，学者中有败类，学者也是生活在俗世当中。丁学良也没有说经济学者应当如何从事经济研究，或参与政府决策、减少错误、提高效率。我认为应当鼓励更多的优秀学者站起来，把不好的经济学者从课堂上赶出去，抢夺他们的讲坛，把他们从学术刊物到大众媒体所有的阵地赶出去，把他们从政府决策部门当中赶出去，由比现在更优秀的学者逐渐占据经济学家这个舞台。所以，也许丁学良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大陆的大学里，挤掉一个大陆不合格的社会学家在大学中的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其实对于解决经济学家素质不高的问题很难有实质性的作用。 符号化背后的危险经济学者杨鹏讲了一句话，“符号就像猴戏一样”。听众聚拢来，当时大家很亢奋，以后耍猴的就收钱，没有给大家表演精彩的节目。符号并没有能够推动改革继续朝前走的种种建构性的作用，就像拆一栋旧建筑，但是内心没有想建新建筑的基本构想。因此，符号本身的意义是反智的。这样，符号本身带来一个倾向：公共决策的公共性不高以及多数人暴政。为什么一项愚蠢的决策，在决策早期甚至执行过程中没有被制止？或者这个方案是好的，只是公众不理解，为什么不对公众进行清晰的解释？ 很多人因为公众的教育权受到损害，想了解教育怎么回事，教育收费为什么这么高，然后就怀疑市场化的方向问题。但我认为，教育市场化在中国带来的一定是学费的普遍降低。比如北京中小学招生实际上是不足的。现在把优秀师资集中在几所小学，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不是市重点、区重点的大多数中小学，却把校舍出租出去，教师无所事事。大学更是如此。教育如果能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大学生的学费就不需要那么多。但是在决策过程中，拥有决策权力者需要强化权力的时候，就利用社会的情绪，利用了符号们的语焉不清，比如教育部说，教育怎么能提产业化呢，这不是开玩笑吗？然后教育资源和权力就被进一步集中化、计划化，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可能性就下降了。 但是这些决策为什么不能讲出来呢？告诉民众才是正常的。 因此，符号化之后带来的很大问题，就是公共决策的公共性不高。这一问题也许可以用讨论结果的方式来粉饰一下，例如自来水涨一块还是九毛九，而更关键的环节，如自来水是否应该涨价？涨价的定价基础是什么等公共决策的过程却并不为人知晓，这当然会导致听证程序走过场。如果现在的决策透明度不高的格局得不到根本转变，那民众的权利，对公民权利的呼声就会被误导误用。终于有了符号，有了“英雄”，有“英雄”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时候改革就陷入要么倒退，要么革命。这是极其危险的，几乎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另外一个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是没有底线的，如村民开个群众大会就可以把地主拉出去毙了。现在中国，上层和基层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组织和阶梯，上层的决策必须以限制和削减公权为主，不能改着改着就把公民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和迁徙等基本权力给削减了。基层也不能动不动就是革命，中国历史上你斗我杀的血雨腥风的记忆还不够深重吗？所以，基层要的是不能借改革的名义剥夺和侵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公民权利；符号们不能对种种令人困惑，存在着诸多弊端的改革只拆不建；所谓精英们如果不能坚持开放，坚持市场化取向，那无论他的话语多么煽动人，都仅仅是媚众的“伪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