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这三次文明中,国家竞争力较量的是本质上不同的“力”:无土地者,无以为“大”,所以农业文明中国家争的是土地;无资本者,无以为“强”,所以工业文明中国家争的是资本;无信息者,无以为“活”,所以信息文明中国家争的是知识。如果一千年的主题词只能有一个,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上上个千年的主题词是“大”、上一个千年的主题词是“强”,而从21世纪开始的新千年,主题词将是“活”。21世纪的经济,将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一场影响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后现代转向。价值的变化,组织的变化,商业模式的变化……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于此。
从《天演论》密码谈起
当中国人接受由严复阐释的《天演论》时,已经加入了一种不同于原著精神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中国人习惯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弱肉强食”的观念等同起来。也就是说,国人普遍把“适者生存”,理解为了“强者生存”,甚至“大者生存”。这并非作者本意。这样的理解,对于实现工业化意义上的现代化来说是无害的;但是对于进入21世纪的后现代经济来说,却有相当的负作用。海尔的张瑞敏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达尔文只证明了适者生存,并没有证明大者生存。”国人以“弱肉强食”解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有其特定时代背景的。必须历史地理解,而不能往未来的企业战略上生搬硬套。国人从前清以来,之所以按照“强者生存”的学术姿势曲解《天演论》,是因为吃了“大”与“强”博弈的亏,或者说,在用上上个千年的战略(大者生存),对付上个千年的战略(强者生存)时,吃了大亏,国都几次被攻克。经过反思,悟出要把中国,从前现代的“大”,转变为现代的“强”。《天演论》于是才被“六经注我”,为我所用,变成了“强者生存”版的《天演论》。中国的悲剧在于,在上一个千年,当欧洲已经成排成列去做强,成为列“强”时,还在一味做大: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元代虽然没有大元的说法,但成吉思汗占的土地面积比谁都大。可以说,上个千年的唐、宋、元、明、清,都生活在了上上个千年之中——生在了上上千年的价值观中。欧洲用了一千年来做强,到了千年一半的时候,也就是14世纪,力量对比终于发生了转折,欧洲在人均收入意义上超过了中国。做强的人类,战胜了做大的人类。于是,那些做大的人类,赶忙去做强,于是有了“强者生存”版《天演论》在中国的流行,有了中国百年来的强大史。 但是,以强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或者说,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是否即人类进化的永恒法则?号称地区大国、强国的伊拉克,在对付库尔德农业区和科威特工业国时表现强大的坦克集群,在灵活的美国信息化战斗力面前不堪一击,连慈禧太后的战斗部队都不如的表现,向人们发出一种后现代启示:继做强的人类战胜做大的人类之后,做活的人类又将战胜做大做强的人类。这就是未来版的天演论。当然,强大者并非不能生存,因为强大者也可能是灵活者,因此可以成为适者。IBM就是一个在做大做强基础上做活的典型。IBM敢把电脑业务卖给联想,充分体现出一个顶级优秀企业的特有品质。这就是不执所执,用俗话说,就是不死板。有人以为IBM做电脑起家(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离开电脑就称不上是IBM(国际商业机器)了。这是不对的。IBM可以在硬盘和PC还为许多人看好时,提前放弃,只说明一个问题,他比他的竞争对手,更早发现了做企业的前提假设上所发生的变化。做大、做强,只不过使IBM能成为一只恐龙,但IBM始终没有因为做大做强而死掉(虽然做大做强一般都直接意味做死),是因为他还有别人不具备的一手,就是做活。做活,就是能象生物体那样,随时感知身边环境的冷暖变化,及时调整自己。IBM现在为了生存,勇于把自己的尾巴——M(机器,如电脑、硬盘)一砍掉,只剩身子——IB(国际商业),说明IBM做活,成为适者,可以说已经到极点了。可以把自己变得不象自己,或者说,把自己变得更是自己。美国军方曾有一可笑的秘密计划,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研究“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以对付日本制造业的上升势头。说它可笑,是因为美国军方一度曾想把它作为秘密武器,不让别国知道;而这一思路并无密可保。这个计划本身并不可笑,而且可以说深得“天演论密码”之神髓,它就是灵捷制造计划。灵捷制造,其中的灵捷,说的就是“活”。灵捷就是灵活。在“活”之前加一个“灵”,更能显示出第三个千年的活,不同于第一个千年的活(自然生命力),它是由信息、知识和智慧构成了生命性。同一年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没有保密,但灵捷制造计划却要保密。说明在美国人心目中,灵捷二字有“天演论密码”般的战略神秘性。组织“做活”的穴位
社会有机体论,把社会当作象人一样有生命的有机体,强调社会系统内人与人协同的有机性。这正是未来经济“做活”导向在组织变革上的主张。因为社会越进步越发展,阶级、组织和机构就越复杂,也就越需要更好地协调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古老的中医理论揭示的人体经络现象,为最早的社会有机体论提供了实证基础。,在21世纪,仅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国家是不会成为富裕国家的;资金的可利用性也不再是竞争要素了,随着世界资金市场的迅速发展,所有人都可以在纽约、伦敦或东京筹措到借款;知识和技能才是比较优势及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首先,社会有机体的脉络就是电子意义的“活化”,是看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应用、信息化人才和信息化环境,是否为社会提供了畅通的经脉。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是技术与业务的融合,结合点在于降低中间成本,缩短中间链条,从而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社会化效率。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信息技术应用,相当于为系统疏通经脉(流程重组),活血化淤(灵活响应),使人神清气爽(决策透明准确)。国家连络系统的“活化”因素,包括物流、资金流、人流的“活化”,比如,交通、金融和人口移动活不活跃,进出口活不活跃。国家实体本身的“活化”因素,从经济角度,主要是看总供求能否灵敏地与总需求合拍。对宏观经济来说,就是保持增长、就业与货币三大宏观政策目标的协调。因为周期和波动中的波幅,从本质上说,无非是产消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产消行为不对称。真正活的系统,是聪明的系统,是自组织、自协调、自适应的系统。包括未来的战争,可能是一种点穴战。穴道就是有机化系统中的经脉,点穴的实质就是切断系统联系的有机性,让所有资源变成一堆散沙。国家一旦被点穴,虽有飞机不能上其天,虽有舟揖不能行其海,虽有蛮力不能近其身,虽有财货不能行其市,个中滋味,看看昨天阿富汗,看看明天伊拉克,大家就会明白信息时代的国家竞争优势,到底意味着什么。生命体的运作模式
“零距离”的反应:有机体组织生命特征是反应快速而且灵活,机械特征是反应缓慢而且死板。工业化的死穴是企业规模一大,必陷入反应迟钝。信息化解穴的高招叫“零距离”经济,即生产者与消费者零距离发生N次“亲密接触”。关系决定存在:俗话说,人活一口气,气就是生命体各局部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一割断,气就没了。西医只承认可单独成立之器官,不承认有机联系如经络之类。这是中医不同于西医的地方。把企业当作生命体,气就是流程,器官就是职能。未来企业的组织变革应是变职能为流程,进行信息化的业务流程再造。公司的生态意识特征,表现在公司与内部和外部实体建立关系的能力。但是当前,政府和企业改革的焦点都在职能,而非流程。职能强调是分工中各个单位的边界,而流程强调是各个单位的联接。前者是节点,后者是关系。所谓转变职能,无非划清做事界限,政府和企业的分工强化了,但协作水平却跟不上。这是信息化面对的最大制度障碍。互联网强调关系重于(节点)存在,由此将传统市场经济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将传统的“现代企业制度”,升级为“现代”的现代企业制度,剑指改革的传统性(或如何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这一要害,实在判逆得可以。分布式生态链:生命体传递信息从来不是通过等级结构,而是进行的。网络组织与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的不同在于,它既有市场的扁平化之利,又没有它交易费用过高之弊;它既有企业获取剩余的增殖之利,又没有它层次过多反应迟缓之弊。这是产权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改革。即不以明晰有形资产的产权为前提,而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资本等无形资产的“模糊产权”方式,进行生态链合作。达到“仿佛是一个企业”这种虚拟效果。网络配置资源:在市场和企业之外,还有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即网络。如果说,市场配置资源靠价格,则网络配置资源,除了价格,还直接引入了定制化使用价值和个性化需求(效用)的适配机制。这就是定制化的制度创新之处。个性化反射回来的话,就是你整个企业的生产能力、布局、组织结构全都要适应它。生产必须是柔性的,个性化不是一句空话,没有组织结构流程的改造,市场反映的要求你没法反馈到终端。所以整个生产的技术、布局、工艺设计以及准备结构都要能够围绕个性化转,有了这一条,再有了电子商务基本要素配送网络和品牌,加起来才可能将它做好。非线性演进
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做活”的“长寿”秘诀,都与一个固定的方向有关。这个方向就是,把企业引导向活的生物方向,而不是死的机器方向,这就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不同。 传统经济中妨碍大国崛起的教条中,最错的莫过于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中国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早已命中注定,只有顺其自然。然而,中国信息产业不可思议的崛起,与英国纺织业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崛起一样,成为跨越式发展的典范和创新精神的体现。中国新经济企业家,用财富实践,改变了由理论家编造的历史逻辑,算是对新经济的又一重量级的重新定义。 比较优势理论,曾在上一轮现代化中,耽误了法国。据李斯特介绍,法国的麻纺织业已经有了一千年的历史,而英国无论气候还是其他自然条件,都不具有发展纺织业的比较优势。但工业革命,恰好是在英国比较优势的最薄弱环节发生的。起点说来可笑,西班牙“将代表先进生产力”因此严禁出口的羊(相当于现在的软件源代码),当作美餐,给了爱德华四世三千头。工于心计的爱德华四世,马上分配给各教区,命令七年内不得屠宰或阉割,开足马力发展出一个后来令日不落帝国称霸世界的产业,并据此发动了整个工业革命。放眼全球竞争,中国真正要想横刀立马,唯有创造性地获得高端竞争优势。否则永远只能做二流国家。信息时空重新洗牌
新经济并不按工业化中的物质要素进行空间产业布局,而是按照“物质-科技”双要素的原则进行产业布局。这是由新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为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为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战略选择。 在新一轮的现代化过程中,按照新的时空原则配置资源的地区,获得了空前的机遇。硅谷是在美国的农业区发展起来的;班加罗尔是在印度的“西部地区”发展起来的。相反,底特律虽然工业发达,但由于不具备科技聚集条件,发展不出信息产业来。 在我国,不仅北京、珠三角可以发展出新经济,在西安、重庆、成都等知识相对密集的西部地区,同样可以发展出新经济成分。信息化水平数一数二的一汽,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而信息化水平最高的企业,不是出在IT行业,而是出在宝钢这样一个钢铁行业。 此外,新经济在时间上呈现出与传统产业不同的速率特征。 这种现象背后的规律在于,新经济要求供给与消费之间,进行更快更复杂的一对一匹配。需求的节奏因个性化、体验化而变得更加自由化,显得更加不可预测;与之相应,需要更加富于创造性的工作,进行响应。在这种供求匹配中,自由劳动时间扭曲了常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使价值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形,或爆炸性增长,或泡沫般破灭。只有快速并创造性地响应,才能获得财富。未来的企业组织应该像人一样,重在“活化”,使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经脉畅通,动静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