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我们力图完成“规范推进国企改制”任务时，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规范谁？规范什么？如果规范的是我们自己的改制行为，那么“规范”就是“此地之银三百两”。显然，需要规范的是我们的异己力量的异己行为，在管理领域，则是管理队伍中的异己的不正当管理。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在作了多方面的尝试之后，与预期的效果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回顾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每有一项改革政策出台，总有企业管理者相应的“对策”出现，而这往往离不开不正当管理在其中作祟，使得改革政策在执行中变了味。因此早有学者呼吁在企业的体制改革中实行严刑峻罚，以对种种不正当管理产生必要的震慑作用。可以预计，随着改革的深入，还将出现诸多新的“对策”，与其疲于应对一个个具体的不正当管理，不如创设一个新的《反不正当管理法》，更有更有助企业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长治久安的效果。创设《反不正当管理法》的必要性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进入产权制度改革的攻坚阶段，已经到了破釜沈舟的境地，在“国退民进”中的“私有化”或许是必要的，然而其中的不正当倾向，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也超出了“国退民进”的正常轨道，例如“MBO”突变，“盛宴中狂欢”之类。我们可以相信，随着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的完善，将有助于遏制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但是，如果以为藉此能够杜绝和根治它，那也是一种幻想。因为产权制度改革的完成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最后句号，公司治理仍然任重而道远。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产权制度改革之前就存在，在此之后也不可能绝迹。必须建立一个解决类似问题的长效机制。无数事实证明，企业改革中出现的分配不公，产权制度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都是一些经营管理者行为不当，通过自买自卖等不正当手段实现的。管理者在企业中处于强势地位，“名正言顺”的掌控和行使着经营管理权，可以“顺理成章”地化公为私。无论国家下达什么样的政策，他们都可以用管理的名义左右逢源，只不过他们是在不正当的利用自己拥有的管理权，实施的是不正当管理罢了，我们可以统称之为不正当管理行为。在企业内部，不正当管理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实行承包制时就已经露出了倪端，例如负盈不负亏、“穷庙富方丈”的行为。不过当时以改革难以避免的“代价”等形式潜伏着，而且当时计划经济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氛围犹存，在“干部”身份的约束中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还有“升迁”进步的机会和要求，推行不正当管理仍然会有所顾忌。随着人们利益意识的强化和道德约束条件的弱化，不正当管理愈演愈烈，逐渐形成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反过来又形成了实施不正当管理的强大驱动力,成为市场经济秩序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企业产权改革中，既得利益者的潜在身价通过偌大企业资产的“MBO”明码标示出来，与下岗工人生计的窘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才格外引人注目。通过他们业已“曝光”的资产，或智说凝结在个人名下资产的不正当转换方式，便我们不能不对隐藏在背后的不正当管理进行深入的探索，采取相应的对策，避免社会不公的进一步扩大。其间，拟制的国有资产所有者一般难知实情，当然也有企业内外相关人员串通一气的可能，出现所有者(主管部门或其中的工作人员)与企业管理者行为不当并存的情况，如果说政府职能转换，反腐倡廉，产权改革及规范举措能够解决所有者行为不当的问题，那么在此之后，经营管理者的行为不当问题就会更加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管理者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固然可以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解决，但事实告诉我们，既使我们将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造成美国现代化公司那样“标准”，也无法避免经理人的不正当管理造成的恶果，美国企业在本世纪之初发生的假帐丑闻正说明了这一点。面对着假帐丑闻给经济复苏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美国众、参两院，共和、民主两党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迅速通过了新的《公司改革法案》。社会舆论则更为关注道德约束机制所受到的冲击，呼吁重建信用经济制度。同样的，我们要在对企业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本身进行进行“规范”外，也不能对不正当管理视而不见，必须进行规制，包括利用立法的形式进行规制和打击，这就需要我们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不正当管理法》。对不正当管理进行法律规制，是一个新的法律命题，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尚没有针对性很强的专门性法律文件。而反不正当管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例如既得利益集团谋取垄断地位就是利用“管理”的名义将政府“俘获”的，很难援用相关的法律文件对类似的不正当管理进行特别有效的规制。如果勉强援用相矣法律规定的话，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很多企业高层管理者走上犯罪道路，虽然多起源于不正当管理，但问题的证明和解决往往超出于管理领域，造成不正当管理得不到及时制止，给企业造成的损失难以弥补的严重后果，都是与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或器有关。因此，弥补这一立法上的不足，或者解决立法在企业改制方面的这一方面的滞后问题，应当早日列入法制建设的议事日程。创设《反不正当管理法》，绝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利益多元化的需要。不正当管理虽然因“自买自卖”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它绝不仅仅表现为国有资产的流失。不正当管理除了所有者之外，经常的、大量的则是在侵害职工、中小股东、投资者、合作者等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这虽然只是涉及单个企业、社会微观实体内部的公正问题，但同样事关社会全局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为相关利益主体提供有针时性的法律保障。同时，这对于我们在企业管理中体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企业落实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也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创设《反不正当管理法》，有助于在企业管理中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有助于将这一任务落实在基层微观层面，落实在现代企业之中。需要规制的若干不正当管理不正当管理，指得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违反授权约定和职业道德的严格要求，损害企业其他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扰乱一方社会稳定的管理行为。这里的经营管理者，是指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中，担任管理职务的个人或若干自然人的结合。不正当管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重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利用《反不正当管理法》加以规制：一是编造假帐管理者一方面用缩小实际收益的方式避税，并以此为作为压缩职工工资、扣减红利的借口，趁机转资资产，在产权改革中便是低估、隐瞒资产；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实际收益的数字，在“增加”税款的情说下制造泡沫业绩，误导投资者，为管理者“脸上贴金”或者为他们股权套现制造时机。编造费用或成本等数字的效果也是一样，只是操控的方向有区别。二是违反程序管理者所供职的企业总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游戏”规则、决策和执行的具体程序，但是在强管理层弱股东等情况下，管理者随意解释和修改“游戏”规则，在企业内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置决策和执行的具体程序于不顾，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三是变通执行企业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是管理者为了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在执行中故意扭曲。例如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利用随机处置权先斩后奏、光斩不奏。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各取所需等等。四是内外勾结
利用经营活动与业务往来，与上下游相关客户相互串通，在信息、物流、资金链中寻找缺口谋取不正当利益。甚至伪造客户，利用经营风险的不可避免性制造“风险”，转移主营业务，在时空差中渔利。五是掠夺性消耗使企业的机器设备超负荷运转，杀鸡取蛋或者野蛮使用。不思进取，靠“当家产”过日子，“竭泽而渔”。不顾偿还能力与信用，采取相互资产担保、抵押供贷等形式套用资金，尽速挥霍，给企业留下一个大“窟窿”，将企业逼至资不抵债的地步。六是套用无形资产经营管理者允许别人冒用或者默认别人使用企业的无形资产；虽然是以企业的名义，但着力点在个人的相关事项，为个人沽名钓誉。例如借口宣传企业突出宣传自己，把企业的业绩做为个人业绩。将企业其它人员的发明创造作为自己的职务发明，将企业的知识产权注册在个人名下。以企业赞助为名为自己树碑立传。七是职权消费借用职务消费，以不装个人口袋为由在吃、行、吃、玩上超标准享受，接亲待友。以公关需要、企业形象为由在业务往来中大肆铺张。以市场调研、业务培训为由游山玩水。相关费用在超过正常规格的情况下，以自己的职权准予报销。八是内部分配失衡利用工资、福利分配的自主权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暗箱操作中使薪酬与经营业绩脱钩，利用糢糊工资、送红包等形式搞亲疏双重标准。借口压缩开支扣减工资，迫使职工离岗。在职工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主要经营管理者照享高额薪酬或高额补贴。九是抑制内部创新以周期长、无投资、有风险为由，将各种技术改造、开发方案束之高阁，将相关资金挪作他用，人为地排斥内部创新。主要经营管理者担心其他管理者或技术骨干会超过自己、取代自己，设法架空其职权，打压他们的积极性。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拒不接受合理化建议。十是打政策擦边球经营管理者主要精力没有用在开拓市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上，而是设法钻政策的空子。有利可图时便热心于“跑部公关”，争取优惠倾斜，寻求政策庇护。把上级给企业的扶助资金作为个人的资本，变相挥霍，随意挪用。无利可图时便推诿应付，消积敷衍，讨价还价。例如将历史包袱推给上级，矛盾上交。规避厂务公开和上级审计等等政策性规定。这时有可能产生一定范围内的共谋。 创设《反不正当管理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创设《反不正当管理法》当然要由立法机关依职权进行，需有相关资格的人员提出议案。但是做为普通公民并非不能发表意见，提请有关方面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也许不是多余的。一、创设《反不正当管理法》直接目的是为科学管理创造良好的环境。创设此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体表现为在企业里保障相当主体的利益得以公平实现，保护其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似乎是在对管理层念“紧箍咒”，其实，正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对公平竞争的保护一样，创设《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有助于对科学管理的保护。当管理者在实施了不正当管理行为，违反了本法(拟制中)的规定，尚没有触及其它相关党纪国法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不至于造成更为严重的法律后果，也是对他们的及时挽救。当社会有效遏制了不正当管理之后，正当的科学管理才能得以顺利的脱颖而出，从而避免“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正是对科学管理的有力支撑。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减少执法成本。在接到有关不正当管理的举报、投诉后，有关部门应当通知涉嫌的管理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相应的管理行为并无不当的证据，逾期者或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其管理行为正当的，可以推定其管理行为不正当，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是考虑到管理者实际操控着相关信息，指控者和执法部门难以取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既公平又经济。如果管理者提供的是虚假证据，则应承担更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三、治理不正当管理以行政程序为主、司法程序为辅。可以考虑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使治理企业不正当管理的职权。因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原在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不正当管理有密切的相关性。不少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是涉案企业内部不正当管理行为所致。在追究了前者后，发现了后者的个人责任，同时予以追究，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一个具有综合性职能的经济活动监督部门，在长期的经济执法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市场管理经验，建立有基础性的市场监控系统，又负责企业的登记、注册、年检等工作，这些都是反不正当管理可以利用的资源，例如可以控制实施了严重的不正当管理行为的董事长、总经理“异地做官”等现象。只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拒不受理时，受害人才可以向法院起诉。四、适当设置和加大实施不正当管理行为的个人的法律责任。设置不正当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一般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一定社会危害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管理者实施不正当管理行为虽然是以“公司”“单位”等组织名义，但是这种行为超出了授权约定，不正当地利用了组织授权，且被认定为不正当管理，理应由实施这种行为的个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能由组织为其“买单”(包括保险)，以加大管理者通过不正当管理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风险与成本。五、充分使用现有的监督资源加强对不正当管理的预防。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一般都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例如监事会、工会、纪检监察部门等等内设机构，可以充分利用它们对不正当管理进行日常监管，预防不正当管理。或者由它们在企业内部处理下级管理者的不正当管理。但是像本企业“一把人”这样的管理者，对他们实施不正当管理的投诉，不能把经过上述机构的受理作为必经程序。因为“一把手”在企业中的强势地位导致他们有可能操控上述监督机构，上述监督机构甚至可能反过来为他们实施不正当管理服务。而对于聘任“一把手”的上级政府部门本身，可能与所属企业的利害不关痛痒，对反对不正当管理并不热心，因此也不能把他们的受理作为必经程序。但是通过他们对“一把手”进行反不正当管理的教育和预防，还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