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时期的“中俄会议” 2005年12月17-18日，一场被简称为“中俄会议”的国际研讨会悄然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这场学术讨论会上出现了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主席Mikhail Dmitriev等两国政府高官。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正如刚刚就任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的钱颖一教授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现在应该是踏踏实实的对两国走过的路径和将来道路进行比较的时候了。”
中国的转轨改革27年后，正在进入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中国的GDP经过调整后在全世界排名中提升了一位，高达19317亿美元，即将成为超越英法的第四大经济体，而且调整后随着第三产业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过去广被批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占比过大等问题也突然显得健康很多；但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的最新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达到0.45。无论是在民间走一走，还是到互联网上看看论坛里网民的帖子，民众对改革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如果一个从火星来的人到了地球，来观察世界上各国的经济情况，他到了中国，看到的是什么？”钱颖一曾以火星人的角度对现今局面解释说：他看到了拥挤的餐馆，得出了消费旺盛的结论；他看到了繁忙的建筑工地，得出了投资强劲的结论；同时他也看到了非常繁忙的港口，知道中国的出口非常强盛——任何有过经济学训练的火星人都会得出中国经济比世界其他国家繁荣的结论。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去询问中国国内的人们，你会发现中国人感到空前的困惑，不仅企业家、政府官员感到困惑，就连一贯非常自信的经济学家们也感到困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现在看来该是拨去云雾，进行阶段性总结才能走好下一步的时候了。
第三种视角
“根据我这些年的观察，在学术界、企业家和思想界存在三种视角。第一种视角在看中国和东欧转轨的时候，认为中国改革非常成功，而东欧改革非常失败；第二种视角，认为中国改革非常有问题，而东欧改革的战略更为正确。”钱颖一在这次中俄会议上提出应该以 “第三种视角”看待中俄转轨的问题，就是“更强调仔细研究初始条件和目前环境”。
这是来自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的钱颖一教授，在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第一副院长后，在各种场合对中国现状做出的又一次“正本清源”立论。此前的一次是在中俄会议前一周的“2005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他经过纵横比较后得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奇迹”的结论——过去近30年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是远在非洲的博茨瓦纳。
钱颖一进一步陈述了三种视角的利弊。第一种视角认为中国成功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正确的，即实行了“渐进式疗法”，而东欧失败是因为实行激进的“休克式疗法”。钱颖一认为，国内持这种视角的人并不是太多，因为，第一，表面上看中国是渐进的，但仔细思考，经济发展总是波浪式的，很难简单用速度描述；第二，这种视角很难说明中国将来的困难在哪里，将来继续渐进是否就能成功也不清楚；其三，东欧的改革还不能一概而论，中间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种视角跟第一种几乎相反，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如东欧，因为长痛不如短痛，短期成本可以换来长期收益。中国的改革只是做了浅层次的攻坚，这种短期收益不可持续，甚至为深入改革制造了困难，中国现在就受到了深层次政治体制的制约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
这种视角在国内的响应者相当多。“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的引出许多论据来对中国的改革表示担忧。”钱颖一对此表示理解，因为中国改革越深入，困难和危机也就越大。但他认为这种视角存在3个问题：第一，它倾向于低估中国的成就；第二，它忽略了改革过程的重要性，看重改革的最终目标这本身没错，但问题在从起点到目标之间有一个过程，这其中路径的不同，成本也不一样；第三，在提到中国制度滞后时，不能无视发展阶段。
钱颖一所说的第三种视角，是在比较中国与东欧改革之时更强调仔细研究初始条件与当前环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地域的条件和环境。他认为，这种视角比前两个更让人信服：第一，东欧是有共同点的，虽然东欧各国转轨的战略、策略不一样，但都经历了大衰退；第二，这个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中国至今为止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只有找到成功的原因，才能看清楚未来的困难。“否则如果我们只是表面地把中国的数字和俄罗斯比较，会得出很多误导政策的结论。”钱说。
钱颖一的“三个视角论”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把这三个视角归结为：“第一个视角是信心，第二个视角是反思，第三个视角是制定政策的角度。”
主流经济学并非普适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也赞同了钱颖一的观点，认为“第三种视角是我们经济学家该采取的”。他进一步指出，东欧改革基本上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开始的，而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开始。
1990年代初，国际上主流经济学家普遍看好东欧“休克疗法”改革，对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尤其是中国曾经推行的价格双轨制并不看好，他们认为这是比计划经济更糟的体制。但现在中国经济从几个最重要的指标看和东欧改革都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10多年前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和东欧改革的绩效判断产生这么大的误差？
林毅夫把经济学家比作医生，医生的“药方”跟实际效果不一致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主流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学，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另一种可能就是主流经济学本身有缺陷。林毅夫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参加东欧改革的那一批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级人物，也是目前中国诸主流经济学家的同门师长，他们推动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
“不能说他们不懂，只能说他们用来分析的工具本身有缺陷。”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林毅夫说。
林毅夫为自己找到的例证是，西方经济学的这种缺陷，在国有企业改革上表现得特别充分。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后，实际上绩效并没有改进。很多前东欧国家发现，它们现在对那些已经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跟私有化以前相比是增加了而非减少。
林毅夫据此认为，主流经济学作为大的框架应该没有问题，但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国家从计划转向市场的工具是有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很多暗含假设上，比如充分竞争、信息完整等，这些条件现在需要重新思考。”他进一步阐述到，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一个假设是，市场中的每一个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但这个假设对转轨国家并不合适。
“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拿着一张地图就按图索骥，以为地图上没有的东西就不存在了。”林毅夫强调，当我们发现这张地图跟实际现象不符合的时候，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实际上，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所取代。“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更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等政策。
“我个人更多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市场化的，华盛顿共识不错，但它过于绝对。”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俄会议上指出，“我们过去有句话，虽然也有点绝对，但原则是对的——我们市场放开的程度要取决于我们的管理能力。”
楼继伟所说的改革思路与时下流行的“北京共识”相映成趣。“北京共识”源自美国高盛公司顾问雷默一篇叫《北京共识》的论文，其意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北京共识”一词自2004年5月面世后就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讨论，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旗帜。它一度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嗤之以鼻，但今天，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理论与事实的巨大反差面前，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正在逐渐从右边向中间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