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年终营销盘点
水皮杂谈
年终系列评论顾雏军案发后，反映最激烈的是网民，而最激烈的谴责对象却不是顾雏军，而是当初在“郎顾之争”中站在顾雏军一边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
署名“狗仔经济人”的网民在网上写道：“看看结果，这场争论中败的最惨的应该是中国大陆那些号称精英的经济界学者，更可悲的是这群人的集体沦丧，中国政府的改革也许要这些人来出谋献策，也许可以弄些‘GDP持续高速成长’出来，但中国的大众能指望他们吗？他们在整个争论中难道看不清吗？对比一下我们这些网民，好多人本来已经看得清清白白，也正是被这些人搞的头大，他们这些人够聪明，认为顾如果躲过这一劫，他们就可以打败郎，继续当寄生虫，继续欺骗我们这些愚民，但就是凭这些聪明就配当中国的‘精英’吗？他们难道就不能表现一些睿智，一些大气，这也许是他们只敢称自己为精英，而不敢像鲁迅那样被称为脊梁的原因。”
狗仔经济人真心希望新社会还能出现鲁迅式的人物，自己也清楚不应该把精英类比脊梁，但是实在是不吐不快。
郎咸平指责顾雏军“七板斧”侵吞国有资产，顾雏军在香港告郎咸平诽谤，郎顾之争形成一段公案。其后，媒体指认大陆经济学家在郎顾案中集体失语，引出张维迎教授善待中国企业家的呼吁，引出周其红教授国有企业改革不容否定的义愤填膺，当然更有一批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家“挺郎”而出推波助澜，最终引出了现在被人公开在网上的科龙创业20年座谈会所谓“挺顾”黑名单。
郎顾案会演绎成一场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声讨，这恐怕是方方面面都不曾料到的。这种声讨表面上看围绕良心和道德展开，实际上是对主流经济理论，尤其是产权理论对中国改革实践的反思。
反思是正常的，但是这种反思由一个香港学者而引发就多少具有讽刺意义，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独立性上哪去了？
当然，这并不见得就意味着郎咸平的高尚，更不意味着郎咸平关于国有企业理论的正确。
郎咸平，早年在台湾工商时报作过记者，后来赴美留学，专攻财会，上世纪90年代晚期应聘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领域和专长主要集中在亚洲家族企业的发展。郎咸平在内地的成名始于对德隆系的评论。其时在香港教书的郎咸平已经决定在内地谋求发展空间，因此，适时将目光转向内地的资本市场，德隆只不过是郎关注的第一个目标，德隆之后郎成平又把目光集中在海尔、TCL、四川长虹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的MBO上。
具体到科龙，郎咸平实际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和顾雏军为敌的。据媒体的报道，顾雏军最初曾通过中介人介绍约请郎咸平正面评价科龙以维护科龙在H股市场的表现，郎咸平也的确曾在内地出版的由他任顾问的《新财富》杂志上发表过正面评价顾雏军的文章，指出，至少顾雏军在科龙只领1元钱的工资是别人做不到的，这对于恢复科龙的市场形象有好处，对改进科龙的公司治理也有好处。
既然郎咸平肯定过科龙，那么，郎咸平又为什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科龙呢？在水皮看来，合作不愉快可能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前者郎评论的是顾进入科龙的意义，而后者抨击的是顾进入科龙的手法，也许正是前者的合作才“烧香引鬼”，引出了后来的官司。
郎咸平是个学者，不是一个完人，文章写多了，也就“言多必失”，但是这不能影响他对科龙的批评，也不能影响我们对他批评科龙的认识。郎咸平说的对不对，就事论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从实践来看，郎咸平对顾的抨击对不对呢？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顾雏军都进去了，难道郎咸平还有错吗？
但是，在水皮看来，这两者并没有因果关系，顾雏军进去并不是因为郎的指控，因此并不能就此得出郎咸平当年对顾指控的正确。当然，话反过来讲，也不能因为顾雏军这四年来一直在经营科龙，就否定了郎咸平对顾指控的正确性。
水皮在这段公案开始的时候就撰文指出，郎咸平以一个香港学者的独特身份和视角敏锐地指出中国大陆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问题是难能可贵的。郎咸平的价值差不多等同于那个皇帝新装里的说实话的小男孩的价值。
中共中央在国有资本的结构性调整上提出的说法是“有进有退”，但是到了下面就变成了“国退民进”，国有资本从竞争领域退出的说法到了下面就变成了一卖了之。
这种情况，中央不是不知情。朱镕基在当总理时曾经在大会堂当着3000多名北京各部委的干部大骂曾经任山东诸城市委书记的“陈卖光”。因为“陈卖光”不但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反而升了官，并且在数年后回过头来评论当初执批评态度的朱镕基，“早晚都是卖，晚卖不如早卖”。而现实是，如今县以下的国有企业基本都已经被卖光了，不但卖光了老企业，而且很多地方明文规定，县里不再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该不该一卖了之是个理论问题，而国有企业乱卖一气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则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问题可以争论，而现实问题不能回避。前者是一个认识问题，后者是一个犯罪问题。
连中央都清楚的问题，朱镕基总理都忍无可忍的问题，难道身在现实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会惘然无知吗？
不会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事实上，这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当代中国的产权革命为旗帜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实际上就是一个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为了心照不宣地推进这个过程，主流经济学家有两种顾虑。一是担心被扣上新左派的帽子，被当作改革的阻力，二是担心由于对改革过程中问题的批判和揭露会导致改革本身的流产，这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因此，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沉默。
事实上，沉默的不仅是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地方官员，他们自己通常就是这种交易的当事人，又怎么会履行他们公共治理的职责呢？
郎咸平对顾的指责是不公平的，郎咸平的指证对象更应该是顺德市政府。如果说顾在收购科龙中做了什么手脚的话，那么，首先要追究责任的就是顺德的地方官僚，因为正是他们决定把科龙卖给了顾而不是别人，卖的是这个价而不是那个价，再通俗的讲，顾如果有问题，那么他和顺德地方官僚的关系是一种行贿与受贿之间的关系，行贿者固然可恶，但受贿者更可耻。
水皮提醒大家一个事实，顾雏军从进入科龙到被赶出科龙，并没有人对其进入过程的非法性作出过调查，顺德方面也没有人为此而丢官弃职，媒体也没有相关丑闻的报道。
这说明，或者顺德政府不作为，或者顾进入科龙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