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一句“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引起了舆论对经济学家问题的高度关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的一项调查显示,丁学良“不超过5个”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而备选的经济学家中只有郎咸平和吴敬琏两人的公众信任率超过10%。(据11月7日《中国青年报》)
我们素来就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化底蕴,更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传统作风,丁学良一句警世醒言引发了一场舆论地震,眼看着云消雾散,又来了调查机构的穷追到底,列出一串既定的经济学家名单,让公众做起选择题来,千百个人笔尖一划,就勾勒出了如今这份“公众信任率”的榜单。
屁股决定脑袋,虽然这调查本身就有很多纰漏,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其蹩足与拙劣的本性来,但由强势媒体发出的声音,影响力也是蛮大的。与这项调查相“呼应”的是,国内一份主流的财经媒体最近刊登了一篇《为什么偏偏道德不好的人去搞经济学了》,光这题目就挺“泼辣”的——普通公众向来只关注调查结果与新闻结论,想必又一场关于经济学家道德的争论要硝烟四起了。
诅咒一个人或抨击一种现象是不需要太大成本的,所以从媒体到公众,都乐此不疲地做起了“倒经运动” ——别误会,此“经”意为“不道德的经济学家”。然而即使这样的争论进行千次万次,也同样是不了了之,所谓经济学家的道德与良知,也不过在一次又一次的充当噱头。在笔者看来,与经济学家不讲道德同等可怕的,是经济学的“娱乐化”倾向。
易宪容先生曾撰文指出,审视经济学家,首先应将三类人给“琢磨”透了,一是做经济知识的经济人,二是做经济知识的技术人,三是经济学家的道德人。前两种类型的人是“经济学传播者”或“经济学工匠”,他们同样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然而我们往往以偏概全地要求他们像第三种类型的“道德人”一样,以天下为已任,以众生为父母。他们一般做不到,于是媒体主导来个社会大讨论,大声讨——这是经济学被曲解的开始,也是“经济学娱乐化”的端倪。
“经济学娱乐化”最大的弊端,就是本意要求经济学回归“经邦济世”的本位,但走着走着,却在自我制造的一种文化浮嚣氛围中迷失了。“浮嚣”一词是笔者拾杂文家王小波的牙慧,他说:“人忠于事实叫诚实,不忠于事实叫虚伪,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我把它叫作浮嚣”。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不,应该说是一些搞经济学的人们不凡打公共利益招牌而为强势利益集团代言者,这些人应该受到谴责与惩罚,笔者去年曾提出一个“循环寻租理论”来揭露其跑穴和行径。但是如果我们的媒体、公众将全部精力耗在了抓经济学界“小辫子”的行动当中,甚至以对经济学家进行“道德排序”为乐,就有些夸张了。
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老一代经济学家曾让我们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有一种由衷的敬仰感,而不道德的经济学家让我们看到了硬币的反面,当如今社会的声讨有些偏离正常价值批判纬度与火候的时候,我们应该抽身再去关注一下“硬币反面的反面”,即经济学的原旨主义蕴意了。别外有必要提出的是,现在提于经济学,就必言经济学家,而提及经济学家,就必提郎咸平和吴敬琏等站在媒体光环下的“大人物”,这是有失偏颇的。管理学上有个“蘑菇定律”,大意是生长在阴暗的角落里的蘑菇,得不到阳光,只有长到一定高度长会开始被人关注。经济学界何尝不是如此,其实真正辛勤耕耘的经济学者往往是默默无闻的,鲜有被媒体追捧。
崇尚“道德排名”与厉声谴责的作法对经济学家的本位回归与事无补,反加重了文化浮嚣与社会浮躁气氛,更剥夺了真正的经济学人的话语权。我们不是常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翘首期盼吗,可惜“经济学娱乐化”的潮流让我们南辕北辙,这是何等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