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区域经济有多种发展模式，其中，青岛和温州是两种比较典型的模式。 青岛区域经济主要靠大企业支撑。在青岛有海尔、海信等十大集团。他们的贡献占整个青岛经济的50%以上。相比之下，青岛的民营经济并不怎么发达。 温州区域经济主要靠小企业支撑。温州有近10万家中小企业，他们对温州经济贡献率高达90%。由于历史原因，国家对温州很少有投资，温州几乎没有什么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如果把青岛经济和温州经济比作两片森林，则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起来的，而温州经济这片森林则主要是由众多小树支撑起来。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在青岛，较多的经济活动被少数大企业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即用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代替了企业之间的市场协调。在温州，除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众多的中小企业分散进行。大家分工很细。如打火机，一个小小的产品由几百家企业分头生产，有的企业只生产打火机的弹簧，有的只生产外壳，然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因而温州经济是用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代替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 结果，在温州老板比较多。每个企业就算只有一个老板，在温州就有10万个老板。一个打火机、一双皮鞋、一个低压电器产品，都是由众多老板生产出来的。这种经济可称为老板经济。在青岛则是车间主任多，分公司经理多，一个产品是由众多车间主任、分公司经理生产出来的。这种经济可以称为车间主任经济。 老板与车间主任的区别在于： 前者只拿少量奖金。车间主任一月创造1000万的效益，公司总部可能只给他10万、20万奖金；而老板创造1000万、2000万效益，全部归自己所得。因此，后者的动力比前者就大得多。如果把老板比作火车头，把车间主任比作火车厢，则在青岛，一个火车头拉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火车厢。而且，有些火车头还不一定是真火车头。比如海信是国有企业，周厚健并非真正的老板，他也是工资劳动者，也是火车厢。只不过，因为周厚健本人奉献精神比较强，他通过职能错位，假老板当作真老板，将国有企业作为自己的企业来打理，才使海信这一列车有了一个动力很强的火车头。 在温州，一列长长的火车被拆开，每节车厢上加了一个火车头。结果，整个温州经济的动力很强。
老板所生产的零部件，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配套的，生产同一种零部件的企业不只一家，而是有数十家，只有那些质量最好、价值最低的企业才能优先出售。在这种竞争性配套体制下，企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创新，不断进取。车间主任所生产的零部件，是垄断性配套。即使成本高一点，即使质量不是最优，最后也得用上。由于内配，车间主任就很少有来自市场的压力。 两种经济模式的直接表象是，在温州是老板多，创业者多；在青岛是打工仔多，连张瑞敏也是一个高级打工者，因为海尔不是他的，他只是海尔的职业经理人。 两种经济模式的最终结果是，温州的富人多，青岛的穷人多。在温州，有近2000亿民间存款，有1000多亿现金，再把各家各户的厂房和楼房加起来，整个温州的民间财富不会少于一万亿。而青岛因为打工仔多，大家都是工资劳动者，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比起温州来自然会少得多。在温州，包括机场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都有民间投资，有些基础设施甚至主要靠民间投资。而在青岛，大量的海滨别墅闲置，买者主要是外地人。 儒家文化VS永嘉文化 在青岛与温州两个地方之所以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影响。 从历史看，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青岛有较多的投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后，青岛经济是在原有的国有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因为有国有企业，青岛人有地方上班，有地方拿工资，一般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自己创业。 而温州则不同，因为那里与台湾较近，在台海关系较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在那里有大量投资。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国家对温州投资很少，温州的国有企业也就少，再加上温州人均不到三分地，为了生存只能大家自己创业。 从文化渊源来看，青岛作为山东的一部分，作为孔圣人的故乡，儒家文化比较浓，企业家的政治抱负比较强。而在温州，则主要是永嘉文化，这种文化使人具有较强的创业意识和打拼精神。 近年来，我国上上下下都在喊一个口号，即“做大做强”。但我国企业界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做大做亏，做大做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就越多，加上企业分布区域更广泛，委托——代理链条就延长，在一根根较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上，集结着众多的有可能捞一把就走的人，即所谓的代理人。 在这里，之所以用“有可能捞一把就走”来描述代理人，其中包含了以下几点： 其一，代理人有决策权，具备了捞一把就走的有利条件； 其二，代理人有信息优势，他可以用所掌控的信息优势欺骗委托人。当他捞的还不是很多的时候，委托人很难发现，继续委以重任； 其三，如果整个社会信用环境很好，如果代理人的职业操守很好，他不会辜负委托人的期望，不会捞一把就走；如果整个社会信用环境较差，如果经理人素质较差，则他一旦有任何权利，都会放大使用，以权谋私。 其四，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执法是否严。如果法制健全，执法较严，代理人的任何违规，都会受到法律严惩，则绝大多数代理人有了权利之后，都不敢捞一把就走。比如，如果国家有职业经理人的竞业限制，即离开现有企业之后，几年之内不能到竞争对手的企业工作，则整个社会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把企业技术和客户带走，自己另起炉灶，与原有企业对着干。 其五，管理水平。如果企业的管理水平很高，企业长大一倍，管理水平提高1.5倍，这样，即使管理层次较多，委托——代理链条较长，代理人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 以上说明，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代理人具有“捞一把就走”的条件，企业规模越大，委托——代理链条越长，有可能“捞一把就走”的人就越多；这种可能是否变成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那就看这个社会的信用环境，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法制状况，管理水平等。而目前的中国社会，信用状况并不理想，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有待提高，法律有待完善。正因为如此，我在前几年曾提出在当年的中国社会，在相当一部分行业内，“小狗经济”有优势。浙江经济之所以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浙江的许多产品之所以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能把美国、日本、欧洲的企业打败，就是因为家族模式是浙江经济的主体。 当然，“小狗经济”也有劣势。比如，嵊州市有1000多家企业做领带，有近百个品牌。但是没有一家企业能像海尔或海信这些大象，能挥出几千万创品牌。没有哪一家企业能拿出几千万或几个亿在全国甚至国外建市场体系，没有哪一家企业能拿出几千万进行科研开发。 取补短的具体办法是，在青岛的一些大企业，可以通过业务外包，在大企业周边，在整个青岛养出一大批“小狗”，培养一大批老板，然后用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来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把一部分经济由车间主任经济变成老板经济。 在温州，甚至在整个浙江，需要在众多“小狗”中尽快长出几只“老虎”。这方面，柳市镇已经很成功。该镇从众多小型低压电器企业中，成长出了正泰和德力西两家大企业，即在一群“小狗”中，长出了两只大老虎。既保留了家族模式的优势和小企业的活力，又有大企业进行资源整合，在国内外建渠道，创品牌。这样的生态，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企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