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自成立以来首次专门面对全系统的国有企业改制与产权转让工作会议。这个为期3天的“重庆会议”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将在全国展开。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称，下一步应加大对国企改革社会效应的关注力度，特别是在改革任务相对繁重的省份，更需要拿捏好推进改制速度与保持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度。（5月16日，经济观察报）
打开报纸，“我省（市）国企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之类的报道络绎不绝，仿佛到了可以鸣炮奏乐以示庆贺的时候了。但细读下来，发现几乎全是“去年实现利润总额╳亿元”的“数字报道”。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国企改革已不能简单地“量化”。而国资委发出的新一轮国企改革“社会效应至上”的信号，意即告别国企改革由来已久的数字“依赖依赖症”。
正如黑龙江省长张左已所言，国企改革有四方面的效应，改制效应、重组效应、招商效应和减负效应。但是纵观我国各省市前几轮的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却大都是围绕前三个效应进行的，而对国企改革的社会效应却有所轻视。理论界、传媒界对国企改革的质疑从未停止过，“郎顾之争”更是推波助澜，让MBO成了企业领袖既爱又恨的“烫手山竽”。国企改革已超出它的本源范畴，而成为一个被舆情和民意笼罩下的社会学课题。这就要求有关部门以规范和透明为舵，从消除社会各界对改制的不信任入手，审时度势地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赢得良好社会效应的过程，类似于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过程。“纳什均衡”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提出，它是指在给定对手的选择以后，每个参与人都做出了最优选择，即指这样一个协议，协议中利益相关的每个人都认为违背协议并不比按协议行事更好。然而，现在的情形是，在社会各界对国企改革寄予信任与厚望时，许多改制者却迷恋于盘打自己的“小九九”，而没有做出一个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选择。
重塑国企改革的社会效应，就必须从透明化、独立性和福利取向三个方面入手。透明化要求摒弃“闭门改制”和“先改后奏”的陋习，规范每一方参与主体的每一个操作细节；独立性要求改革过程不为某强势利益群体的言论所左右；而福利取向则要求国企改革具有“社会普渡”意识，增进百姓福利，改善社会环境。然而，国资委近期出台文件，以“影响企业发展壮大”为由，将企业员工持股给“边缘化”了（5月14日《中国经营报》）。国资委尚不能“身先士卒，”这说明优化国企改制的社会福利效应，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果说先前的国企改革更多注重的是“内部机理”的话，新国资时代的改革思路正在向良性的“外部效应”倾斜。但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分级管理模式，当地政府部门的操作方式各有千秋，而社会效应的显现又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不会像注资或重组效果一样“来的快”。所以，虽然国资委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实行进来也许是步履维艰的，笔者认为，可考虑在不违背市场规律和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制定一套制衡、惩治与激励机制，从正反两方面来推动这驾“马车”，促进国企改革参与者之间的“互信”和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共信”，从而逐步实现改革速度与社会稳定、改革模式和社会效应之间多重的“纳什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