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那你为什么倡导变革，你也应该具备这种本性啊？
张：我刚才讲过了，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禀着自己的理念，说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干自己认为必须干的事情。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通过我们的知识创造，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提高。那我们就问：现有的教师队伍是否能完成这个使命？几年前，我们觉得不能，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幅度改革，引进人才。经过几年的努力，才有了光华管理学院今天在国内外的地位。是否有地位，是否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就看你是否为社会带来价值。大学是座庙，我们必须关注庙里的和尚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否真心信佛，是否真正懂经，是否有修行。我一直觉得大学是很神圣的，这是由他的使命决定的。
记者：有很多人批评你是用企业改革的方式来改革大学。
张：这是一个误解，我今年三月出了一本书《大学的逻辑》，里面对一些相关的问题阐述得很清楚。有人这样说很是想当然，因为我是研究企业的，当然了就会如此了，这就是“出身决定论“嘛。当然我不否认，大学和企业也是有一定的共性的，这就是如何激励人的问题。
记者：记得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曾说过我国现行的大学人事制度是计划体制的最后一座堡垒。
张：这座堡垒很坚固，我们实际上也只是在内部凿了小窟窿而已。具体情况在《大学的逻辑》中我做了详细说明。但任何变革都是从小的变化开始的，况且认识事物是个过程。而且这在大学是非常难的，难就难在大学的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观点，如果是一个企业变革，领导班子讨论后就基本可以交代下去了。我想起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是政治家的立场。而大学教授是，“凡是别人拥护的我就反对，凡是别人反对的我就拥护”，那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的观点。在这个改革中可以看到，其实有些教授是支持改革的，但是为了强调自己的个性，表示自己不是随波逐流之辈，都用“我原则上同意，但是。。。。。”这种口吻，结果媒体一写就都好象是在反对改革。其实这是教授表达观点的一个特点。
记者：你是西北大学毕业的吧，有人抨击你因为未曾就读过北大，所以对北大没感情，因此质疑你的改革方案的初衷。
张：这种说法我听起来怪怪的。我想，如果我是北大毕业的话，我可能会力度更大。因为你要做到真正为这个学校好，如果再这样下去以后在国际上会没地位的。你作为北大的校友，只有学校越好，你才会越光荣啊。要是这么说，因为你不是北大毕业，你就对北大没有感情，那北大的好坏你犯得着担忧吗？
北大是个很高的平台，给予了我很多，因为北大的资源与品牌，因为你是北大的教授，因此获得很多不同的待遇，但是我经常会扪心自问，你又为北大做了些什么？至少从人性上说，我们也是要讲回报的吧。而有些人不仅不做贡献不讲回报，还把北大当成金子一样，每天刮一层涂在自己的脸上，时间长了，金子就没有了。我们现在不是讲国有资产流失吗？大学最重要的资产是无形资产，它的品牌价值。很多大学的老师抗着大学的牌子到外面去挣钱，又不为大学的品牌增加价值，难道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吗？从这个意义上，北大的改革也是为了国有资产的增值啊。
记者：从本意上说，你更希望自己是个纯粹的学者，还是一个拥有学术思想的管理者？
张：这是有些矛盾的，我自己希望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是有时候，身不由己。我夫人曾经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两支足球球队比赛，A队总是频频破门得分，而B队连人家的半场都过不去，后来B队的守门员一气之下自己带着球冲破防守，终于打入一球。我就有点象那个守门员，看到现状着急，我希望大家水平都高了，然后我还是回来守门的好。我希望有一个好的环境，而我最应该是个学者，我20年前写的书现在再版仍然是前沿的。有时候，我是不自主的做一些行政上的事情，但我做这些事情的初衷是希望看到一个好的学术环境。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愿与平庸为伍的。
记者：你的梦想？
张：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
我在表达观点上从来不打折扣，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也应该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态度。
引以为荣是光华管理学院的氛围文化，学者需要学者的欣赏，一个人做研究是很孤单的。志同道合水平相近的人在一起很，能忍受寂寞。有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说过几年去学校教书，你以为门槛就那么低？有些人愿意在大学工作，因为轻松啊！其实真正的好大学教员是决不轻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