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观众看了很多年的强制性节目，有机会参与自己喜欢的内容，难免狂热，”他们将为“超级女声”创下惊人的短信财富。
7月15日，深圳的黄丽有些失落，因为湖南卫视颁布了一条新规则———“超级女声”进入全国总决赛后，一个手机号码在一场比赛中最多只能给每位选手发送15条短信。———“这意味着，我将不能再无限制支持我喜欢的选手。”她说。
从今年4月开始，一场行为艺术正在发生。中国大约有15万（自6岁到89岁）女性涌向了“超级女声”，竭尽所能在这个机会中一试高低。当她们用各种方式吸引评委注意时，电视机前的奇怪情境也在发生。
———广州，一位业已40的网络公司老板在凌晨2时打开电视； ———长沙，一位职员与她严肃的博士爱人因为喜好不同的选手开始冷战； ———杭州，一位新娘尖叫着冲向正在附近休息的节目评委柯以敏和黑楠；据称，5月6日当第一场“超级女声”分赛区广州进入决赛时，约有2.1亿中国电视观众将频道转向湖南卫视，中国电视的收视纪录由此刷新。根据“超级女声”的赛制设置，在广州、长沙、郑州、成都、杭州五个赛区的选拔分别进入前10名后，比赛结果交由场外观众决定———于是，短信成为了连接屏幕内外一个最直接、有效的工具。
观众的话语权 7月22日，当“超级女声”第二场全国总决赛开场，黄丽已向朋友征集手机。她同时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困惑———“我是一个将近28岁的人，从未用短信参与娱乐，现在却为‘超级女声’打破了短信贞洁。”
从4月3日到7月22日的27场比赛中，黄丽为周笔畅、何洁、易慧投出了200余票。这已经是一个习惯———每到周末节目开播，她和朋友聚在一起，拍桌子、热烈谈论、激动地发短信。
“超级女声”的15万选手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努力。这是一出相当有趣的节目——女孩们单纯而勇敢地顶着花枕头做的帽子，或为演唱“天亮了”穿上睡衣；当她们开腔——有的声音一到高处就没了，有的已经跑调还在手舞足蹈，有的突然下跪，有的拼尽全力向评委高喊“我就是超级女声”。
台下的评委们啼笑皆非，他们说———你唱得像幽灵一样、别人唱歌是偶尔跑调，你唱歌是偶尔不跑调；有的评委拍桌而起，激动地向优秀选手高喊———你拯救了歌坛。
“短信让我有了即时说话的权利，我要用它支持我喜欢的选手。”黄丽对本报记者说，“因为她们不再是舞台精英，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与我们的同学、同事，甚至是闺中密友何其相似。”
5月6日，在分赛区选拔陆续进入关键时刻，主持人加强了对观众的暗示———“你们的投票，将决定她们的去留”。也就是说，任何人一个轻微的拇指运动，对选手来说都可能是关键的一票。 这就像一场爱情———递进式的节目不断刺激观众与心仪选手的感情联系。无限制的投票选举，每场比赛都“清零”统计，一次次短信高潮被掀起。“我在选手身上赌自己的眼力和品位，如果她能最终胜出，也是我的成功。”黄丽说。
“互动性是传统电视的一个弱点，但有很大的用户需求，”赛迪顾问分析师张文华分析，“传统媒体与手机媒体的强强联合，是‘超级女声’的一大卖点。”
“中国的观众看了很多年的强制性节目，有机会参与自己喜欢的内容，难免狂热，”新华在线的总编刘煜认为，中国有庞大的移动市场，他们将为“超级女声”创下惊人的短信财富。
财富“盛宴” “超级女声”正在成为展示短信这一互动力量的焦点舞台。 2002年1月，王江与中央电视台、中国移动合作推出“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短信互动，由观众参与的内容包括———回答主持人问题与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节目。当年，这项在中国市场开创性的业务为他赢得了100万人民币。3年之后，“超级女声”的短信收入将其远远抛在身后。
以成都赛区总决赛为例，李宇春、张靓颖、何洁的成都三甲名次将由观众投票决出。积累一周的短信被陆续公布，结果为——何洁的票数是42，335；张靓颖的票数是58，172；而李宇春的票数达到了206，564。这三个数字相加，一共是307，071票。根据湖南卫视官方网站的公开资料显示：移动用户每发送一条短信为1元；联通用户和小灵通用户每发送一条短信为0.5元；南方固定电话（统一的一个IP号码）每发送一条短信为3元——也就是说，在“超级女声”某一赛区总决赛的最后一次短信投票中，该节目收入已近38万元，除去中国移动15％、中国联通30％以及中国电信、网通20％的分成（根据信息产业部网站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有手机用户3.59亿，小灵通用户7770万），这个收入还约有33万——而因为每次投票皆为“清零”统计，比赛中类似短信投票还有几十场。
在发送的投票短信被宣布有效之前，投票者已被捆绑接收关于超级女声各类资讯与花絮的增值服务———这项服务的收费是6元。
“从进入分赛区的总决赛开始，15名选手在每场比赛中平均大约能拿15万到20万的选票。”一位SP行业的资深人士向记者透露：“按此推算，光从短信一项‘超级女声’已收入上千万。”
但观众的情绪仍难释放，他们在中国的各个角落慷慨留言———成都直播“超级女声”时会在其市级频道成都33频道滚动播放短信留言———“这些留言不仅言辞滑稽，而且数量巨大。”《超级女声》节目浙江方制片人陈奋告诉本报记者。
据易观国际分析师符星华提供的信息：除去电信运营商的分成，此次“超级女声”的短信收入已占该节目收入的40％到50％左右（不包括蒙牛酸酸乳的冠名权投入）。也就是说，2005年“超级女声”的短信收入已几乎可以与其广告费一争上下。
由湖南卫视公布的广告价格表显示，2005年“超级女声”的广告价每15秒高达7.5万元，其全国总决赛报价已突破省级卫视频道广告低于央视的心理价位——15秒插播价11.2万元，而央视一套的3月报价，最贵的电视剧贴片15秒价也只有11万。
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从2005年开始，包括《幸运52》、《梦想中国》等一些互动性品牌节目，除去电信运营商15％的分成，其短信收入都已占该节目总收入的30％到50％。符星华告诉本报记者：“与央视和地方台电视合作的这部分增值服务，正在成为SP的重要收入。”
据她介绍，2001年开始试水传媒领域的SP们陆续经历了———投钱做电视广告、尝试与广电系统合作互动性栏目、前景被验证后与广电系统的大规模合作。“2004年，全国短信业务量的增长速度是58.8％，其中新业务发展势头迅猛。”
预演3G时代 随着三网合一前期内容共享的逐渐渗透，一场关于电视媒体收入结构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Radical Media———美国一个正从传统电视广告制作商转为新媒体定位的公司认为：在将来，电视广告的生存空间将受到严重挑战。“因为新媒体（电信、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渗透与融合）正在崛起——广告客户开始怀疑是否要在电视广告中投入如此多成本；同时，一些新技术不断诞生，它们使电视广告很容易被屏蔽；而数字电视、IPTV等非公众电视也在蓬勃发展——让人沮丧的是，只要用户摆弄一下遥控器，所有的广告都将消失。”
“我可以肯定，目前中国的绝大部分电视台还没有将短信增值服务作为一块重要的业务，但随着3G和新媒体的到来，这块娱乐互动业务对广电系统来说，一定会越来越重要。”制片人陈奋说。
“我们正在从一个媒介时代走向交流时代。”刘煜认为，短信增值服务颠覆了传统媒体的盈收方式，它将成为今后电视媒体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
但在利益驱动下，转战传媒的SP已在细节上显示出一个魔鬼的角色。
2004年9月6日，在央视4套“今日关注”栏目关于俄罗斯人质危机的报道中，滚动播出了一条有奖竞猜信息———请观众在A、B、C、D四个选项中猜测人质危机的死亡人数。这一举动，掀起了轩然大波。 针对类似情况，2004年9月下旬，广电总局下达通知———严禁电视新闻开展手机短信竞猜，2005年1月，广电总局进一步发出通知，要求部分电视台停止播放姓名解析、新年运势、生日密码、同生缘等短信服务广告。同时，赛迪顾问张文华提出了她的担忧———原来，一些SP通过手机终端向用户获取陷阱收入，现在已有转向广电终端的趋势，但广电运营商对此还没有相应监管经验，以及它将如何与电信运营商进行有效的职权分配？
易观国际分析师符星华认为，广电运营商在内容监管上有丰富经验，而由电信运营商负责通道收费，可能是双方在既有资源上有效的一种职权分配。
与此同时，一场关于超级女声的争论正在拉开。
7月19日，中央电视台朱军、崔永元、李咏等众多“名嘴”开会讨论“娱乐节目的低俗化倾向”。在此次会议上，有人认为“超级女声”十分恶俗，应该降低类似节目的播出量，并在黄金时间增加新闻、社教类节目。7月23日，央视新闻频道节目“中国周刊”对“超级女声”发表评论，该节目援引了社科院某新闻研究员的话批评该节目“不承担社会责任，庸俗”，并使用了“极其”这样的修饰语。
类似言论迅速引发了网民的回应。他们认为———“超级女声”没有任何不道德元素，代表的只是平民狂欢精神。
“归根结底，是利益问题。”一位普通观众告诉本报记者，“由于节目模式的不同，习惯‘自上而下’的媒体原有利益正在遭受类似‘超级女声’这样‘自下而上’节目的巨大挑战。”
“社会各方的利益正在面临重新分配。”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网络传播研究专家匡文波认为，“它们包括中央与各地方电视台、广电运营商、电信运营商、SP和正在崛起的公众力量等。它们之间的新利益秩序将在国家政策、资金、技术力量等各种因素下逐渐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