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引进外资是一个市场多元化的取向。以新桥入主深发展为代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在内部控制、风险研究、产业研究和绩效考核等方面都为国内银行业引进了样本
深圳发展银行的改革之路一直充满诸多争议。《全球财经观察》为此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博士。巴曙松认为，在亚洲，外资银行可能是走星巴克的道路：点不是很多，但首先必须盈利，要面向有盈利和支付能力的人群。在中国市场上，银行业市场细分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中国银行的同质化之忧
《全球财经观察》：今年年初，深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财务垂直管理、风险控制和人事改革，您如何评价这些改革？比如，在组织架构的改革中面临的“执行力”和“竞争力”的矛盾。财务权上收可以提高执行力，降低风险。但可能会影响市场竞争力。
巴曙松：中国银行界最开始的时候存在过多级法人现象，各银行的总行和各地分行都是法人。但这样风险很难控制。1997年第一次中央金融会议决定整合、上收银行权限，实现全国统一法人制。这是从西方学来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即分行不能承担市场风险，分行很大程度上只是承担销售、网点。
但中国的经济地区差异特别大，根本不是国外的成熟市场。这个方案也面临效率的降低和竞争力与执行力的矛盾。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跨国银行的发展也存在波折。一开始是随着跨国公司扩张，很快出现问题，总行不知道支行在干什么，美国花旗不知道香港花旗在干什么。比如全球同一个客户，各个支行他贷了多少款？没有统一汇总，不知道具体细节，导致有些跨国银行收缩业务。网络出现后，借助信息控制和后台控制技术，通过电脑系统和分支系统来控制分支机构，跨国银行重新得到了强势。理论上做任何一笔业务，总行的数据库里都要随时控制，都要得到总行的授权和管理；没有总行的授权，系统根本通过不了。
深发展现在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面临中国各地的差异化、地区的差异化和效率一定程度的降低，第二个就是保持现在较强的控制力，电脑系统能否跟上。前阶段总行是弱控制，现在开始收紧，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
《全球财经观察》：还有一个矛盾是，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和执行层的经营理念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使改革的步伐放缓。
巴曙松：对，不讲效益，追求扩张的中国传统银行经营模式最终会走不下去，但完全的华尔街模式也走不下去。
比如说适时执行、绩效考核。深发展面临的困难并非孤立，像日本引入外资重组的几家银行，开始也是摩擦非常大的，难以运转的。一些银行的人甚至认为深发展运转不下去，但是我们希望深发展能够成功，因为我们想引入外资，引入一些新的观念。中国的银行过于同质化了，引进异质竞争，形成多元化的竞争模式要好一点。
外资银行走星巴克路线
《全球财经观察》：这种异质在中国的金融环境和融资体系中能否立足？因为长期依赖存贷差是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
巴曙松：最近的一些研究报告指出，亚洲银行长期存在的一个致命问题是，不是以利润为导向，而是追求规模，业务门类齐全或者产品线。在亚洲，外资银行可能是走星巴克的道路：点不是很多，但首先必须盈利，要面向有盈利和支付能力的人群。在中国市场上，银行业市场细分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全球财经观察》：以深发展现在受到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两方面压力的情况，有分析师说，它应该在最近两年考虑收缩战略，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巴曙松：最根本的底线是利润标准，所谓的“华尔街标准”就是利润底线。如果不盈利，就坚决压缩。深发展收缩与否就看网络的支持，现在很多银行远远没有做到“One Bank”的思路，特别是在内部的系统控制和风险控制方面，实际上应该在整合、控制好之后再来发展。现在实际上是一个调整期吧。
《全球财经观察》：深发展是否代表了以后银行改革的方向？
巴曙松：我们希望外资银行做得好一点，做成一个可资国内银行学习的样本。比如2004年贷款发放，所有的国内银行齐涨齐跌，对经济波动的冲击很大。而外资银行的增长就有对照性，比较稳健，在别人快速增长贷款的时候外资银行重视的是风险，而在其他银行贷款大幅度下滑的时候，外资银行又不是跌得很快，而是注重开发优质客户。
国内银行实际上还是机关，从宏观调控的经验来看，基本上是靠发文件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引进外资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取向：要有不同的客户、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判断能力的银行，市场才能多元化。多元化导致一个对冲之后，整个经济才平稳。这就是为什么要消除经济波动，就要改革银行。
深发展只做它熟悉的中小企业、电子企业，它对这个行业的研究很透彻，它就可以从微观层面防止经济大幅波动。
实际上，国内的银行有很多缺陷。外资银行的进入，在内部控制、风险研究、产业研究上都为国内银行业引进了样本。金融创新可复制性很好，而复制成本几乎为零。如果外资银行做得好了，国内银行很快就能学习。
地方政府要调整控制力
《全球财经观察》：但是当年新桥重组韩一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剥离了所有不良贷款。新桥入主深发展没有多久，就暴露了从前的15亿人民币违规贷款，你认为深发展能够成功吗？
巴曙松：这种冲突必然存在。重组之后，因为原来透明度不够、没有稳健的信贷文化，贷款的分类、准备金的提取、贷款的核销都有问题，所以现在新桥进来之后，肯定要提高贷款的透明度和分类或者责任等，中间肯定会有冲突。新桥填充的资本是为了填补深发展从前的窟窿，还是为了让新桥运作从而赚取利润？这是核心的分歧，对新桥要公平，凭什么要新桥来承担从前的责任呢？随着透明度提高，深发展渐渐会暴露一些问题。银行做得不好，导致它没有精力去做新的贷款，对当地经济发展也形成一个制约。深圳市政府也要承担自己作为老股东所应承担的责任。
《全球财经观察》：但实际上，深圳市政府对深发展已经没有股权关系。
巴曙松：虽然没有股权关系，但是分析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行长是谁任命的？是深圳市委组织部任命的，深圳市具有实际上的控制力。如果反思一下张恩照、王雪冰，是谁一步步把他们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面提拔的行长可靠呢？还是选一个有外资标准的、经得起国际标准考核的会计师、律师来审计的行长更稳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小呢？过去的任免制度未必是市场化的，结果导致了一些不良资产、相当程度的腐败和银行声望的损失。
当地政府、机构对于金融系统的人事任免也要摆正位置。对于外资银行，我们可以作为监管者严格地进行监管，保持银行的储蓄运用做到更有效率。在更深层次上，就是地方政府愿不愿意放弃对于金融机构的控制力，这是国内银行业一个很大的隐患。地方政府影响的银行往往成为绕过控制的渠道。比如它成立一个城市投资公司，大量地向银行贷款，虽然它作了承诺和担保，但是在《担保法》意义上也是无效的：第一银行不能违背它；第二、也不能怀疑地方政府承诺的实现。
《全球财经观察》：新桥的一位高层对我谈到，深发展最大的优势是：行政不再对贷款进行干预，对人事任免也不再有决定权。
巴曙松：我认为他的判断过于乐观。在中国，不同银行的经营差异，看起来很大，实际上很小。 比如在上海，中资银行好，外资银行也好。在湖南、湖北，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都不好。这实际上反映了当地政府对于银行的影响，或者说当地环境的影响，甚至比银行总行的控制还要高。这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地方政府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在金融领域没有走向市场经济，而只是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走向31个省份诸侯的小计划经济。对于地方政府模式，一个是完全的抵制，一个是完全的中国化。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资源支配力，完全抵制的话，可能业务就做不起来。另一方面，完全依靠地方政府，你也就不会是一个商业银行了。这种折中可能会在很多方面碰到，未来的深发展必将走这样的道路。
《全球财经观察》：深发展员工的一个普遍担心是，新桥只是将深发展的账面包装漂亮，而无意建立长效盈利机制。
巴曙松：不要认为下一个买家会这么愚蠢，买家是很谨慎的。如果没有很好的报表和运作机制，那只会比原来卖得更糟糕，市场会惩罚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