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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交换中所获得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当前，我们致力于在市场经济中建设和谐社会，学经济学的人应该会立即想起亚
当·斯密的这段对被世人称为“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述。至少，我是想起了这个二百多年前的苏格兰人。凯恩斯曾在《通论》的最后一段自信地宣称，世界是由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统治着。在这一点上，斯密可能比凯恩斯自己更有资格——即便是在这个当年被斯密贬抑过的国度，许多人也成了这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作为大卫·休谟的朋友，斯密相信人性的存在。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即从个人利
益出发来从事一切活动。增加国民财富的分工和交换正产生于这种利己之心。斯密认为，承认人的利己心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市场经济不是要消灭人的利己心，而是承认并利用人的利己心，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然而，这个忙忙碌碌、摆布利欲的市场之手到底会把人类引向何处？对抗，混乱
，还是贫困？斯密雄辩地宣称，前途一片光明：分工得以扩大，财富得以积累，整个社会福利得以增进。乃至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证明，充分的市场竞争会导致社会全体成员的最佳状态，即帕累托最优。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的完美统一所深含的哲学思辨，及其所展现的美好前景，足
以“俘虏”任何人，尤其是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甚至相信和谐社会只能在市场经济中达到——“要么是市场经济，要么是混乱”。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同时论证，市场经济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富足和秩序，也是通向民主自由之路。人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从未停歇。与市场浪漫主义者不同，传统的社会主义者试
图通过说教激发人们的高尚道德来实现，号召学习雷锋，不断树立先进。然而，雷锋之所以可贵，正因为像雷锋这样的太少。市场经济对人性的要求恰恰相反。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很多人是利他主
义者，那么反而会导致市场的失灵。设想，市场上有许多善良的人，总是为他人着想，贵买贱卖，但由此产生的供求关系是虚假的，价格传递错误的信息，最终导致社会生产的混乱，从而远离社会均衡点。所以，市场经济中，人人利他反而会帮倒忙。然而，斯密所构建的理想社会机制真的完美无缺吗？
“经济学节约了爱”是英国著名女经济学家琼·洛宾逊夫人的一句趣语，我想她
指的是斯密以下的主流经济学。虽是趣语，然而仔细考量，意味却深。斯密的经济人只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机器，如果他们有爱的话，那也只是爱自己，个个是自恋狂。这种哲学的质感是冰冷的。种种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这一逻辑的基础并不坚实，撇开这一点不说，一旦人的
活动越出经济交换领域，活动“过程”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因为，人们无法根据结果来有效地激励行为人。自利的公职人员首先没有激励去为社会尽最大努力。和私人领域不同，公职人员
没有剩余索取权，也就是说，他们的报酬基本固定，不像企业主能够获取效益提高的大部分好处。设想一位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某项政策提高全镇５０万居民的福利，但实施这一政策要花费相当的精力。而作为该镇居民的一员，从这项政策中所获得的好处和别的任何人是一样的，即只占有其中的５０万分之一。其次，自利的公职人员会以权谋私。公职人员手握公共权力，掌握公共资源，自
利的他，将会利用一切机会，甚至没有机会也会创造机会来为自己牟利。完善监督能解决部分问题，可惜难以完全奏效，因为无法知道公职人员是否已尽
全力，对第二类问题即便有效，也难彻底。实际上，无论市场经济如何发达，监督如何完善，腐败分子总会有机可乘。所以，公共事务中的人如果纯粹利己，那么一系列的问题就难以避免。虽然以布
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已经将经济人假定用于对公共领域的分析，但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令人悲观的：政府机构无限膨胀，官员伺机腐败，甚至会产生政治经济周期（也就是说，为了能再次当选，政治家操纵经济指标在关键时期呈现利好）。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此，理想的社会应该建立在这样的机
制之上：将有利他心理的人选到公共事务领域，而让自利人留在市场部门。这样各得其所。当然这里的“君子”“小人”并不带有褒贬色彩。自利的人对和谐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退一步说，利他的人也可能是自利的，他们通过增进他人的福利而找到快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我们无法企望所有人都道德高尚，幸好市场经济解决了这一
问题。但公共领域的人还是应该有些利他精神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保障把有利他精神的人选入公共领域？这恐怕还得从公共选择—代理机制找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