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传奇与现实——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
评注：在下面所列的三个明星村中，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专制化和家族化。去除这些特点，而是民主化，还能成功吗？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把中国的农村实现公司化，但不是股份制的公司化，而是公有制的公司化（既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制度不同又与曾经有过的公社的管理制度不同），将如何组建和运转？
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1)华西村换帅背后
在今年这个酷热难当的夏季，吴仁宝终于可以歇一下了。在做了48年华西村的当家人后，在华西村7月党代会上，其位子由其四儿子吴协恩接任，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决定退于幕后。
十年前，同样是夏季，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以另一种方式“退隐”，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被判处二十年监禁，自此后大邱庄“首富村”的神话不再延续。
与华西村、大邱庄齐名的还有河南的南街村，在这个夏季，依然有不少年轻的观光客来到村里，他们在“东方红广场”上，在十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的民兵面前，合影留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诞生了一批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这样的明星村庄。它们如此耀眼，以至于观者云集，溢美之言无数；它们又如此独特，与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发展之路迥然相异。
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的时候，它们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时，它们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在经济建设成为各地的中心时，它们还保留着浓厚的政治氛围；在明晰产权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时，它们还保持着大一统的格局。
问题的复杂在于，它们在这样的模式下，在经济上却创造出了(或曾经创造出了)“奇迹”，产值获得了数千倍甚至上万倍的增长，农民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都可以得到集体资金的保证。
对于明星村庄很难说它们有没有更好的道路选择，也许历史是一种必然。五千年的农业传统，最近四五十年的政治经历，一个民族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产生的这些明星村庄，很好地反映了自身的政治文化性格。
华西村换帅背后
中国有90多万个村庄，但从没有哪个村支书退休，能像吴仁宝这样轰动。
他曾说要在“书记任上干到80岁”，今年7月5日，却出人意料宣布换届，他的四儿子——39岁的吴协恩经选举接班。
这位76岁的老人，在长达48年的时间里，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在他的治下，华西村从1960年代开始成为“全国典型”，历经数十年风云变幻，始终屹立潮头“红旗”不倒，外界誉称“天下第一村”。
他在经济上同样创造奇迹：华西村从当初负债2.5万元起步，如今固定资产30亿元，拥有村办企业58家，2003年销售额预计100亿元。
华西村2000多名村民，现在尊称他“老书记”，因为他一直高举“共同富裕”旗帜，给村民带来人均6000美元的年收入，给每户配备了小轿车，给每家建起了400平米以上的别墅。
40多年来，外界既惊诧于其创造的政治和经济奇迹，更对神秘的华西村充满好奇，而对华西村的质疑，也从没停过。或许，不读建国54年来的政治史，就无法理解华西村的发展逻辑；同样，如果不锁定吴仁宝的农民身份，也无法读懂华西村的今天和过去。
新老交替的时刻，“天下第一村”在展望未来的命运。
谜样华西村
从沪宁高速公路前往江阴市，“华西村”牌烟酒的广告牌，不时出现在路边，“华西村”三字铁钩银划，应是出于毛泽东书法的集字。
华西村位于江阴东部，相距约20公里。“看见一座宝塔的地方就是了，”司机告诉记者，“那是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
宝塔的顶部是一个金黄色的葫芦，导游小姐说，“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根据资料的介绍，这座塔投资1.2亿元，于1996年建成，高98米，共7级17层。
塔的进门处有标牌：天下第一塔。上塔观光需购10元／人的门票，两座电梯均有专人值守。站在塔顶临风眺望，南边数百幢别墅像方阵一样整齐排列，青翠的松柏成行，与红色别墅相映成辉，四周有高墙包围，几个出口处都有保安把守，盘查森严。
塔顶北边的走廊内，供奉四尊雕像，分别是财神菩萨、寿星、天官、老子，导游小姐说，“是老书记的安排，分别代表着财寿禄以及教育。”
金塔的第一层被辟作商场，二楼有14个餐厅，三楼是康乐中心，四、五楼是会议室，六楼到十四楼则是客房。
宝塔西边是一个大操场，两座建筑造型分别像龙和凤，中间则是一个舞台，右边的凤形建筑不够神似，游客每每误认为是母鸡，导游小姐总是即时予以纠正。左边的龙头，则连着一条1000多米的长廊，通往村庄各处，号为“千米巨龙”，灰瓦遮顶的“巨龙”分两层，下为两车宽的道路，上则辟为小商品批发市场。
这个操场的正式名称是“龙凤广场”，以前村里每周召开的全村大会就设于此，开完会后，舞台上照例有戏剧演出，在去年兴建“民族文化宫”后，这里变成每年举行全村“万人宴”的地点。
龙凤广场的旁边，就是别墅区的北门入口，两位保安把守，没有导游小姐的带领无法入内。不过即使进入，也只能参观指定的两户。这里还有一景：所有别墅均有走廊连接，然后通往全村各处，号称“万米长廊”，初衷出自老书记愿望：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出门即使下雨雪也不打伞。
华西村值得一看的景点，还有张家港河边的华西公园，这里微缩建设了美国国会大厦、法国凯旋门等建筑，吴仁宝为此处取名“世界图”，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中唱道，华西村的村民，从此可以“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
另外，华西村的农民公园中，则有弘扬孝心的“二十四孝亭”，还有一个桃园，讲述的是三国刘备关羽张飞结义的故事，但“三结义”一幕，张飞爬在树顶，关羽蹲在树枝上，刘备坐在树根旁，据说是张飞提出谁爬得高谁是大哥，但“树高千丈叶落为根，所以树根最高最大”，机心独具的刘备仍旧胜出。这一华西的当地传说，或许有助我们理解此后吴仁宝挑选接班人的苦心。
吴仁宝的体验
汽车在“千米巨龙”里左弯右拐，停在一座1970年代修建的楼房边，吴仁宝的老伴赵根娣已75岁，仍是满头乌发，一套合身的蓝色绸衫，耳边金耳环、颈上金项链。
厅内两张米色布包的老式沙发，几张小藤椅，一张小方桌。贴墙的木条桌，摆着四个寿星、一个财神，还有一个几绺长须的儒士雕像，细看是陶渊明。
楼下共三间房，楼上卧室，没什么家具，也没法放家具，因为所有的房间墙壁上，都挂满几排照片，全部是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与吴仁宝的合影。
每天傍晚6时过后，吴仁宝归家，吃一碗只放油盐的清汤挂面、夹一块只蘸些酱油的白豆腐，再剥两只茶叶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从7时到7时30分，是一个没人敢打扰的时段，因为他要一分不少地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已经几十年了，自从有了电视机，他就有了这个习惯。”赵根娣说。
“几乎每天晚上7时半之后，都要开党委会，”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告诉记者，“老书记往往根据中央的最新政策，结合本村实际作出部署。”这个会一般要开一个多小时。
吴仁宝这个习惯即使在江阴市也广为人知，江阴日报社总编辑蔡意同认为，“吴仁宝是个对政治非常敏感的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个农民政治家。”
尽管只上过几天私塾，吴仁宝却能屡屡通过观察，把准政治的脉搏，作为例证的是，从“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到科学种田典型、乡镇企业典型、扶贫先进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再到最近，创作出3个剧本，歌颂“三个代表”。
“但他并不是照搬这些政策，而是把新的东西，马上用他的语言，与华西村挂上钩。”江阴市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例如中央讲“一国两制”，华西村则提出“一村两制”(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讲到小康，吴仁宝要求100户实现“大康”，1000户实现“中康”，其余都实现“小康”。在今年换届作工作报告时，他评价华西的形势“继续保持了既不大好，又不小好，这届更比上届好”。
对政治兴趣盎然的吴仁宝，曾经仕途亨通，由村而乡而县，官至当年的江阴县委书记，乃至跻身江苏省委委员，但他一直拒绝辞去华西村支书这个职位。
而他最大的几次打击，同样来源于政治，一是在“文革”中被挂着黑板批斗，当时年幼的吴协恩，还傻傻地爬上台去，向爸爸要钱买糖；第二次是在县委书记任上，吴仁宝派1／3干部下基层，1／3干部去调研，机关仅留1／3，结果他随后落选县党代表；第三次则是连任六、七、八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却意外落选。
在党代表落选之后，吴仁宝拒绝了调职异地的安排，回到华西村，挟县委书记余威而甘作村支书，在当时政坛上也传为奇谈。
三起三落的吴仁宝此后经营华西村，他告诉记者，华西村从来不是某一个领导的典型，也不是某一阶段的典型，“我们走自己的路。”
对于自己的政治经历，吴仁宝概括为4个字：1950年代“听”、1960年代“顶”、1970年代“拼”，到1980年代才“醒”。
“听”是指1958年浮夸风时他虚报过产量，1960年代为何要“顶”呢？吴仁宝有这样一段话：1960年代初，又有人叫我吴仁宝怎么搞怎么搞，我说不听了，以前听了上了当。领导不满意，说我吴仁宝是“目中无人、独立王国”。后来一想不对，明顶是要吃亏的，就改为暗顶。不管哪个领导讲什么，我当面都答应，过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这个顶，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我已经改了不少了，但还舍不得完全丢掉，因为形式主义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也比较喜欢形式主义。
在吴仁宝眼里，一个好干部，“既要同各级党组织保持一致，又要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只同上面保持一致，这不是个好干部，但只同下面保持一致，这干部当不长。他将此定义为“两手抓”。
“吴仁宝在官场上很少树敌，因为没有利害冲突，”江阴市一位干部透露，“即使是镇里的领导到华西去，吴仁宝也从不因其官小而轻慢，这点他和大邱庄的禹作敏完全不同。”
华西村特色艺术团副团长计丽静则说起这样一个细节，剧团备有一个特别节目《三杯美酒敬亲人》，“一般我们接到通知上这个节目，肯定是有大领导来”，这个节目的创意，是在表演进行中斟上三杯，突然下到台前敬酒，猝不及防之下，领导往往一愣，随即开怀大笑，这是一个宾主尽欢的时刻。
政治优势为经济服务
华西村的第一面“红旗”，自“农业学大寨”始。
当时的华西，土墩洼地星罗棋布，800多亩地被分成1300多块，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被“大寨精神”燃烧起来的吴仁宝，1964年制定了一个15年发展远景规划，率领群众削高地、填低洼，河流改道、田亩重划，7年时间，用人工重造了华西村地貌。
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回忆，当时村里编了歌谣鼓舞士气，“小孩怎么办？拜托隔壁老太太；淘米做饭怎么办？路上跑快快。”一唱一和，声震田野。
这面红旗升起时，不为人知的是，吴仁宝已经抽调20人，于1969年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告诉记者，“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
“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挣不到钱。”吴协东清楚地记得，“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其时华西村外面的世界，“文化大革命”风狂雨暴，吴仁宝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也曾被群众组织的“保皇派”保护，还曾被“军宣队”破格起用……
1960年代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大队，华西先被嘲讽为“吹牛大队”，继而流传为“做煞大队”(方言：指干活干得太多太累)；7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刚在头天刊发“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次日的中央内参上就有大字标题：“华西村是个假典型”；而到了1980年代，当地还曾发生过“禁止到华西村参观”的事件，结果反而惹得好奇的人蜂拥而至。
“华西村就在告状声中，名气越来越大，”吴协东告诉记者，“但村里从1960年代开始办小磨坊，1970年代做小五金，一直在断断续续搞工业。”
“华西村穷怕了，也穷够了，”吴仁宝解释当年的动机，“要富裕起来，光靠种地能行吗？”他因此感慨：“当年有位领导发现了，痛骂我一顿，说你是农民搞什么工业，这是忘本！”
1978年，“文革”过后，改革开放前夕，华西村盘点过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而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西村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吴仁宝率8个人到河北、河南等地考察，分田到户、土地承包其时刚开始推行。回到村里，吴仁宝没搞分田到户，却冒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他决定马上创办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1984年，光这一个厂，净赚200万元。
不过华西村真正完成原始积累，应该在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村里的党委会开到凌晨两点，”吴协东告诉记者，“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因此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3个月的原材料。”
在吴协东眼里，这毫无疑问“也是一次政治冒险”。吴仁宝此前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借款1000万元用于周转，华西村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如何筹措，最后又赚了多少钱，至今仍是个谜。吴协东只透露了一个数据，“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华西村完成的另一个动作，至今也让外界迷惑，那就是以村办之企业，染指历来国家垄断的烟草制造业。以“华西村”三字命名的香烟，由淮阴卷烟厂生产、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总经销，再由江阴市烟草专卖局专卖。华西村党委副书记、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去年仅此一项的销售额达4.7亿元，华西村不需投入一分钱，从中可分享大约2000万元的纯利润。
华西村股票上市，是其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上市指标炙手可热的年代，华西村首创“村庄上市”先例，于1999年上市发行3500万股，共筹资2.9亿元。
这笔资金后来用于电厂扩能、毛纺厂技改，以及新上一个化纤项目。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告诉记者，毛纺及化纤已成为华西的支柱产业之一，宝昌化纤公司去年的销售额达15亿元(其中烟酒约5亿元)，今年将达到25亿元。
华西村从2002年投入12亿元巨资，在河北唐山兴建年产量120万吨的“北钢”。7月15日，吴仁宝特意前往拜会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季省长感谢华西村支持河北经济发展的同时，吴仁宝也感谢他在江苏期间，对华西工作的支持，并准备追加投资，将北钢的规模扩大到500万吨。”
“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吴仁宝告诉本报记者，“这一点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
“叫声爸，给你买块马蹄酥”从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2002年11月之前，华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职，均由吴协东担任，吴协东是吴仁宝长子，现年55岁。
吴仁宝共有4子一女，女儿吴凤英年龄居中，48岁，她出生这年起，吴仁宝开始担任村支书。除了她的名字，4个儿子分别名为协东、协德、协平、协恩，据说是分别寓纪念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周恩来之意。
一直到25岁，吴凤英没有叫过一声爸。
“我小时候不理解他，”吴凤英告诉记者，“妈妈要到10多里外的棉纺厂上班，整天不在家，而爸从不管我们死活，只知道带着村里人干活。”
吴凤英只比三弟四弟大几岁，却充当起又当姐又当妈的角色，“上学时一边蹲一个，割猪草时后边也跟两个。”而大哥和二哥，这时已被父亲分派出去干活，“一天挣1.96元，自己得0.36元，其他交给村集体。”
在她15岁时，吴仁宝曾作过尝试，“叫一声爸，我给你买一块马蹄酥。”凤英掉头就走。
25岁，大年初一，出嫁的日子。“快叫啊，都要出门了。”媒人一个劲催促跪在地上的凤英。“我当时嗓子发干，终于平生第一次叫了声爸，”吴凤英回忆这一幕仍不免泪下，“他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摆摆手说，‘好了，好了，快走吧’。”
这可能是吴仁宝第一次在孩子面前掉泪。在记者向他求证时，这也是他第一次拒绝回答问题。
在5个儿女逐渐成人的过程中，吴仁宝为他们逐一分工。吴的老伴赵根娣告诉记者，“大儿子协东做木匠，二儿子协德做泥瓦匠，女儿学裁缝。”从7岁开始站在板凳上为全家做饭的协平，后来学了烹饪。“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赵根娣认为，“有这几门手艺，家里可以自己盖房子、缝衣服，吃穿住都不愁。”这一当初的家庭分工，现在演变到华西集团：协东主管建筑装潢公司，协德主政钢铁产业，凤英身为服装公司总经理，而协平则为旅游服务公司副总经理，主管餐饮等服务行业。
协德当兵复员到县机关工作，吴仁宝命令他回到了华西村；而凤英的丈夫缪洪达，原本是一个国有大厂的技术员，他成婚后也被要求辞去公职，到华西村做上门女婿。
几个儿女的婚姻，同样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赵根娣告诉记者，“4个媳妇都是我挑的，我都很满意。”
最大的冲突发生在协恩身上。他11岁那年，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早夭，看着以泪洗脸的孙家夫妇，吴仁宝决定，把协恩过继给他们当儿子。
在当时农村，过继意味着被父母遗弃，是很羞耻的事情。吴协恩刚开始死活不愿去，“我们只有帮着做工作，”凤英后来告诉记者，“爸爸讲话，牙齿可当街沿石(注：方言，意为一言九鼎)，要维护他的面子。”
协恩最终顺从。7年后，孙良庆去世，孙家只剩孤女寡母，“我们不要他做儿子了，要他做女婿”，面对主动上门的媒人，赵根娣当时大吃一惊。
协恩这时已有了意中人，是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在父母最终决定他的婚姻大事后，协恩选择了离家参军。他在部队曾给凤英写信说，“姐姐，我这辈子不结婚了，你生了女儿，就当是我女儿吧。”
“我一直想了一年多，父亲为啥这样干？”吴协恩告诉本报记者，“后来我认为，父亲为村里考虑太多了，他已经把华西当成一个大家，大哥、二哥、姐姐、姐夫，既然都为华西作出了牺牲，我个人又算什么呢？”
1985年11月，吴协恩退伍回村，与孙家女儿阿小成婚。
其后，他在村里当过驾驶员、供销员，曾被父亲派往黑龙江扶贫，在一个边荒小镇苦干几年，建设“黑龙江华西村”。再其后，吴协恩以“华西村”三字为资本，创立宝昌公司，“华西村”牌烟酒，即出自他的运作，时至今日，宝昌化纤公司已成为华西集团中排名第二的企业。
吴仁宝在换届的党代会上，曾这样解释：要说知识面，协东比阿四(吴协恩)广，要说驾驭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协德比阿四强，主要还是考虑阿四比较年轻。如果选协东，只好干五六年，选协德，也只好干10年，而阿四可以干21年。
“我不是因为阿四听话才选他，”吴仁宝回答本报记者，“而是因为他既听我的话，也考虑该不该听我的话，不该听的他不会听。”
记者采访时，曾问过吴协恩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爱人，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你会不会选择做吴仁宝的儿子？
吴协恩说，“我这样回答你，我年轻时的确有过这种想法。”
吴协恩和他的几个哥哥一样，高中学历，但他小时候喜欢听书，年轻时则要求自己跟老人呆在一起，他认为每个年龄段都有弱点，例如20岁时容易冲动，30岁时以为自己很成熟，40岁就认为自己老了，50岁了却又反而不服老，“而我不想犯这些同样的错误。”
吴协恩喜欢下象棋，但从不看棋谱，“一看就掉到定势里面了，我喜欢自己琢磨。”这个回答有点像吴仁宝。
老书记的格局
2003年7月4日上午，吴仁宝在全村党代会上，宣布推荐吴协恩为书记的惟一候选人。他在工作报告中说，“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次日上午，无记名投票选举，吴协恩以100%得票率当选。同样全票当选的，还有党委副书记吴协东、吴协德、吴凤英等人。在两年半前的党代会上，吴仁宝同样是以全票当选村党委书记，这次他零票。
7月12日，吴协恩在书记会议上首次讲话，他提到，“要开创华西村工作的新局面。”
华西村党委是该村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事的规则一般是由书记提出议程，先召开正副书记会议，然后召开党委委员会，由于党委副书记同时兼华西集团的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而党委委员一般都兼集团公司副经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华西村村委会主任由吴协德兼任，村委会在华西的主要作用是负责后勤及服务，按道理，村委会应当是集体资产的代表者，但党委会无疑在行使这个职能。
吴仁宝现在新设了一个“总办公室”，他担任总办主任，这个机构的职能是监督集团公司等。
华西村的村民没有周末休息，没有节假日，因此外出均得请假。全村惟一的假期是春节放假两天。上班时间从早上7时至11时，下午1时至5时，这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作息制度。
一般村民的年收入只在3万多元／人，分为三块，一块为工资和奖金，工资每月500-1000元之间，不过只能拿50%，奖金大约为工资的3倍，年终与未发的工资一起，发放20%现金，其他的存入集体账户，作为股金。第二块是每年2800元的生活补贴；第三块则是股金分红，按股金总额的5%提取。这样算下来，村民分到手的现金，每年大约1万多元。
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配备轿车，钱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不过假如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没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
“华西村的会特别多。”金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晚要开党委会，讨论村里的事务；而在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各单位也要组织学习新闻时事、吴仁宝的最新讲话精神，以及单位的各种政策。每个周末，召开全村村民大会；每个月，召开一次外地打工人员大会；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村民和外来打工者全会。
在这些大会上，华西村特色艺术团的演出是压轴戏。艺术团的节目取材于华西，必须寓教于乐，例如《人人爱唱“六爱歌”》、《十富赞歌》、《十穷戒歌》等，还有教育干部知错就改的《小过关》，要求干部之间不嫉妒的《将相和》。记者数了数，共有大约9部“样板戏”，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些戏他已经看了不下10次。
艺术团团长由吴仁宝兼任，这也是他的惟一兼职。这个艺术团61人，一年总开支300多万元。实行半军事化管理，6时起床、22时回宿舍、22时30分熄灯。
华西村没有卡拉OK、酒吧、咖啡屋、网吧等设施，只有一个理发店，晚上9时关门。村民晚上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在家看电视。在村里制定的村规民约中，有严禁黄赌毒等条款，如发现有村民赌博，举报者可获得1万元奖金，而村民将被没收财产逐出村庄。
数十年来，敢于舍弃财产离开华西的不超过5人，其中有两人在华士镇自办企业，小有所成。59岁的孙浩文，曾两次脱离村籍出外创业，均以失败告终，算下来他被村里没收的财产，将近100万元。
孙浩文现在回到了华西村，在轻钢房屋厂担任技术员，谈起当初离开的动机，他眼眶发红，“都过去的事了，我不愿讲，没什么意思。”他的女儿孙瑾没有回村工作，户口也迁到了江阴市。
20岁的李辉一家6口从河南来华西村打工，像他这样的打工者一共有1万多人。李辉不想当华西村村民：“集体要你干啥就干啥，那要我扫厕所怎么办？”
不过愿意入籍的也多，村里提供的数字，这两年共有606人成为华西新村民。他们有的须交纳10万元／户的落户费，现在修改为1万元／人，大学生半价。
新书记的想法在2002年11月接任华西集团总经理之后，吴协恩第一次讲话时，提出对企业实行“四个制”，即企业合作制、经理负责制、董事监督制、工代议事制。对职工实行“三个制”，即首位高工资制、末位淘汰制、违章辞退制。
在2003年7月当选后的第一次书记会上，吴协恩提的第一条要求是：我的下属要有自己的想法。
在要抓好的6项工作中，列在首位的是“以人为本、制度管人”，第二条是“推行采购招标制”。
华西村从1980年代开始承包制，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在完成任务后，超额利润20%上交村集体，80%留在企业，这部分中10%将作为个人承包奖金，但这一制度流于形式，因为吴仁宝从没拿过，手下也没一人敢拿。从今年开始，新班子决定必须兑现。
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一直是华西村的标志。在历次风潮中，吴仁宝有两个“先进”没有当，一是村集体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二是反思“苏南模式”后，集体企业转制，江阴市的所有企业中，惟独华西不肯变。
吴协恩认为，共同富裕的路一定要坚持，而目前的华西村，严格意义上说是股份制，“只是集体这一块占的比重很大，个人股本较小。”
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华西集团集体股份约90%，去年前年村民分配资金1.95亿元，村民个人资本积累已达3.04亿元，比上届的1.19亿元增长了155%。
吴协恩表示不排除随着承包金兑现等，个人股本(管理者及村民的股份)持续增长，最终超过集体。
党委副书记、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是吴仁宝的孙女婿，他从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后，被送到日本留学3年，回国后，他建起了华西村网站，开办了外贸公司，今年其出口额3000万美元。
村民家里现在可以收到“凤凰卫视”等10多个频道，不少家庭可以上网，宣传室的小朱告诉记者，“新班子上来后，村规民约已经收上去了，正在修改。”
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可以打点小麻将，吴仁宝看见以后说，“只打5毛钱的太小了，可以涨到5块钱嘛。”
吴仁宝在村里还是不设办公室，也从不带手机，一天抽3包烟，5分钟吃完一顿饭，耳聪目明，牙齿一颗没掉。
新书记上任后，提出了“今年100亿、明年200亿”的目标，而华西村去年的销售额是66亿元。
从杨红玉提供的数据来看，华西村目前总资产40多亿元，负债率38%约等于14亿元，这一轮新的增长，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目前已投入10多亿元技改资金。吴仁宝告诉记者，钢增产300万吨、化纤增产25万吨，这两项就可以增加销售95亿元。
吴协恩最近关注的问题是，快速扩张到200亿元的规模，现金流会不会出现问题？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同样在琢磨此事，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们内部已经设定了一个警戒线，负债率绝不能超过。”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吴仁宝去年下了定义：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
“五子”写进了党委会的工作报告；“五子”被编成了锡剧，在村民大会上反复演出，反复宣传。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却没有听到一个同样的答案。
幸福是什么？从安徽省鹤山县来打工的余红银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华西村村民朱尚达却认为，“有钱没钱不重要，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最幸福。”
特色艺术团副团长、25岁的计丽静，则希望“找到一个爱人，有人疼，无忧无虑、每天过得开心就好”。
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说，“出嫁前那1个月，我感觉肩上的担子卸下来了，不用做家务，整天想着新的生活，那个月，我最幸福。”
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2)南街村——1.78平方公里上的“大同”
评注：这三个村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数量不菲的外地打工人员。这些打工人员所获得的收入是少于这三个村的村民的，但他们的付出并不少于这些村民，也就是说，这三个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有一部分是由其他人的汗水提供的。就象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一样。从这一点来说，这三个村的生活可以象理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生活那样理解。如果仅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这在三个村能实现这样的生活吗？这是能否全国实现这种生活的关键。
2003年7月的南街村，仍然是一种异常于别的村庄的寂静。在气温高达38℃-40℃的酷热天气里，来自外地的年轻观光客，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上，在1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的民兵面前合影留念，然后钻进空调大巴，绝尘而去。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这个中原大地普通而又奇异的村庄像一幅复杂的拼贴画，一方面，这里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天天在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挂帅”、“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口号随处可见。
另一方面，经济上所创造出的“奇迹”又让人惊奇不已：拥有几百万元建造的漂亮的绿地，上千万元建造的公园，还有花千万元建成的模仿天安门城楼的“朝阳门”、长城墙；7000万元投资的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在中国农村也许是最昂贵的、有中央空调系统的普通居民住宅楼群；拥有包含26个企业的庞大工业区，以及围绕这个工业区运转的数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和10000名廉价外来职工。
在这个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金钱的交易。对村民来说，拥有金钱意义不大：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在这里也得以集体资金全额的保证。
南街村在进行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这个梦的设计者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他把正在做的一切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和中国所有在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村庄一样，“能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南街村，王宏斌几乎就是一切。
为了这个梦，王宏斌把资源从村民手中收归集体，把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收归“一统”，时至今日，村民们生活获得了保障，但是没有能力割舍、也无法离开地依附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对于王宏斌和南街村发生的一切，社会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赞叹它“实现了昨日的理想和梦想”，认为南街村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认为它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垒。
近两年来，关于南街村的争论渐弱，但南街村的一切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淡漠而消失，他们一路飘摇，走到2003年。
在南街村300多米的幸福长廊里，村里的老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南街村尽管给每家每户安装了耗费惊人的中央空调系统，这些老农民还是愿意呆在太阳下。“呆在屋子里不得劲。”一个斜靠在三轮车上听半导体的老人说。
从1980年代到今天，一代南街人已经成长起来，南街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开始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铁板一块的南街开始风化，千篇一律的东西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王宏斌的同伴中，有的离开了南街，有的离开了人世。
“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南街村墙上刻着的这句话意味无穷。
崛起
按照一位长期关注南街村的研究者的说法，南街村是用“指山卖磨”的办法掘得了第一桶金。
在河南农村，烧砖磨面，开办砖厂面粉厂，原料不缺，劳力不缺，技术也不难掌握。但是缺资金。所以只能小打小闹，办不起大工业———没钱。
南街村想搞“大”的。南街村办第一个集体企业机砖厂，靠的是“指山卖磨”。指山卖磨，是早年流传在中原乡野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石匠到一个山村，挨家挨户地说：“我有一块磨，谁买先给钱。”等人们给了钱到石匠住的山庙里拿磨时，石匠指了指后山的一块块大石头，说：“这就是我要卖的磨。”之后就用这些石头为人们凿刻了一个又一个美观又结实耐用的石磨。
南街村建机砖厂，就是先卖还没有烧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厂。为了让人们购买这还不存在的砖，王宏斌施展了一个小小的计谋：通过村里的小广播发一条通知：“大队党员干部到大队部开会。”会上宣布“优先”“优惠”向党员干部预售砖。3天之内，大队部向党员干部每人开出了一张预售砖发票，每张票上的砖数为3万块，刚好可盖一所房子，市场价一块砖3.3分，预售砖每块2.5分，这样算来盖一所房子单砖钱就可省240元钱。消息“不胫而走”，生产队干部听说了也要求交钱“预购”，群众有意见了：“干部都比社员精，肯定是便宜事，他们能买，群众就不能买？”于是大队的小广播又播放通知：“经党支部研究，为满足群众广泛要求，决定向群众公开出售大队机砖厂生产的机砖，但数量有限，每户只售3万块，预售期3天，3天后任何人不再售出。”
3天时间里，南街村大队部门前人声鼎沸，惟恐村干部搞特殊悄悄占便宜的群众纷纷前来缴预售砖款——甚至外村与南街村有亲戚、熟人、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求“照顾”缴款买砖。3天之内，南街村集资“预售砖款”35万元。3天一过，大队部关门不再售砖——办厂资金已经绰绰有余。
“这个故事中包含了农民式的狡狯和商人式的机巧。”一位研究者说。
回过头来看，南街村的发展之路和绝大多数的村庄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初始，全国上下纷纷“分田、让权”，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
村里原来有两个企业承包给了个人，但有人认为这是个人发了财，村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跑来质问王宏斌。王宏斌正有收回的意思，和班子成员一商量，决定企业重归集体。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集体供应面粉，生活不愁，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首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
几年后，全村的土地2003亩全部上交集体。从分散到再次整合，王宏斌费了很多心血。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福利制度与农民自主权的交易。农民享受了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也开始受到集体的强有力控制。
1986年的时候，南街村的村办企业产值已经达到320万元，这是王宏斌敢于向村民许诺的基础。
那时南街村的发展势头很好，面粉厂经过积累，由刚开始磨面到做食品，饼干、点心、月饼。1989年，风行一时的锅巴和让人新奇的方便面，随着第一条生产线的上马，让南街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当时包装简单、口味远远不如现在的“颖松”方便面卖疯了。
1989年南街村企业产值达到2100万元。
其后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从199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和银行大批贷款和债券的投入，让南街有了更多的资金。1990年代，围绕着食品加工，南街村在终端产品的身后，建设了包装、调料、面粉厂等等内循环产业。南街村的固定资产，在2000年后，自称已经突破了10多亿。
政经互动按照南街公开的说法，1994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跨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行列，1995年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第27名。
“南街村的所谓经济实力，是和政治实力成正比增长。”一个南街村的高级管理者说，他是南街村21位负责人之一。
南街村企业的一位负责人承认，王宏斌所结交的，是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人。
在南街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王宏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但他显然不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
一本关于南街村的书形象地说到：“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
王宏斌找到了信仰。于是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学雷峰，学毛主席语录；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南街村在崇尚个性和金钱的潮流中，开始坚定地走自己的“革命之路”，把南街村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
也许没有人能说清南街村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南街村获得第一笔10万元贷款开始，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银行的贷款，而长期以来，银行对南街村是一路绿灯。
对此外界有质疑，说南街村贷款靠后门靠关系。
关于贷款，王宏斌这样说：必须更新观念。“滚雪球”式的发展路子固然不错，但兵贵神速，冬天滚雪球，夏天就滚不成了，靠自我积累去发展，往往会失去占领市场的宝贵机遇和时间。我们从事的是食品工业，民以食为天，只要产品对路，保证质量，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举债发展集体经济之路，这也是集体的优势和法宝。
2003年之后的南街村似乎很平静，“包装全世界”、“改变世界能源结构”的永动机项目还在悄悄运作；太空种子正准备扎根南街；高科技农业园区在高额的投资基础上建立；电厂筹备组已经成立，尽管南街没有水源、交通设施支撑电厂的运转，但为了村子里供电供热的初衷没有变；贷款的授信证明正在成为现实。
外圆内方
在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错误，就会被切断口粮，更甚者，从居民楼里被赶出来，重新住到原来村落里保留下来的平房，并被掐断所有福利供给。
这一切，都有一个主线：在南街，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
王宏斌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其思想境界，要提高农民觉悟，不是读几篇文章、学几段报纸就解决的事。“把活动与经济利益挂钩”，才是“提高农民”的实在办法。
从1991年起，南街村开始“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随着发展，王宏斌“吃惊”地发现：在市场经济中，南街人时时面对着请客、送礼、回扣等社会不良习气的侵袭，不送不要，有悖人情；送了要了，有违初衷。于是王有了一个“外圆内方”的发展策略。外圆，就是和市场经济接轨，内方，就是和村民的民意接轨。在外面该吃吃，该拿拿，回来上缴。
1999年，南街村发生“耿宏事件”，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
耿宏是南街村大修厂厂长，他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而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耿宏尽管不服，但是没有合适的渠道说明理由。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
这让南街村的人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南街村批评处理过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一个不接受不服从的，这是第一个敢“犯上”的。
王宏斌立即让耿宏写出退出申请，令劳资处划出一块土地给耿宏另立炉灶，并在基层干部会上宣布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这对于南街村是一个大事件，村民们自然议论纷纷。
大多村民群众感到吃惊：这个耿宏太大胆，竟敢退出集体，今后生活怎么办？水、电、煤气设施全是集体的，今后能单独再建一套？现在依靠集体一切方便，在大集体中搞单干，哪有那么容易？
耿宏受到指责最多的是，认为他太放肆没良心，班长一心为大家劳苦功高，他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而一些理性的人，包括一些干部，认为对耿宏的处理有些过分了，仅仅因为卫生不合格如此大动干戈实在没有必要。
有人尖刻地评介：南街村的官帽就在班长一个人兜里放着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
对第一个敢“反挺”的人，王宏斌自有理由。
“南街村离一个耿宏，离十个八个一百个也照样前进，志不同道不合早晚是分道扬镳。有人愿意加入南街村，愿意加入南街村的大有人在！相信南街村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搞个人发家致富，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铁板一块的南街村因这个事件开始有明显的松动。
事实上，耿宏事件甚至惊动了上头。一个县领导亲自来作工作，希望南街“不能这样”，成立第二南街村，划分到哪？县志、村史都得改。
现在的南街，已经分崩出几个“资本主义”的个体，这些“南街村的叛徒”们，有几个办调料厂的，有办纸加工厂的。
变化的下一代2003年7月下旬，正是学校假期。南街高中正在接受新生的报名。外来的学生需要老师查核身份后才能进去报名；南街的一对父母来了，带着孩子，拿着户口本，老师笑着说：咱自己的学校你想咋进就咋进。
南街村又一轮新长大的孩子，即将开始在南街的学校里接受免费教育。
晚上的南街村华灯齐放，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南街广播站开始播音，和几年前不同，广播里优雅的西洋经典音乐不时响起来，10000名外工中，总是有人借助广播为朋友祝福。
南街村空旷的朝阳门广场上，过上城市生活的南街人和县城的人在纳凉，到处是赤膊的人。
从小区的楼房里走出一群孩子，他们穿过广场，从高大的朝阳门下面穿过去，来到老县城破旧而热闹的街道。
南街村里没有网吧，尽管很多家庭有电脑可以上网。但孩子们没有感到自由和乐趣。
几个孩子来到县城里的网吧，这些少男少女占据电脑，开始了互联网游戏的厮杀。
一个孩子对记者说：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有意思，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
调味品厂的一个外来工坐在东方红广场的廊坊里。
“南街的政治会在这一代人身上消失。”这个有思想的外来工目睹了两年来南街村的现状，“南街村的人往自己家里拿东西，能多捞就多捞。我们外来工看到这些心里感到痛心。”
“成年人的做法，已经让年轻人看到了南街村口号下的本质。”他说，“我在这里赶紧学点技术，好外出挣钱。”
面临着南街人“吃南街、喝南街、挖南街墙角”的现象日渐风行，年轻人开始在这口大锅里混日子。
王宏斌，只能给南街的孩子们生长的机会和条件，他的思想，离南街的孩子越来越远。
南街村的明天
进入2003年上半年，南街村开始感到来自自身深处的伤痛。
2002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的“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为数不多赢利企业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因为聚众吃喝，不接受批评，不辞而别。
他们离开了南街。这两个人在南街的发展中作出了可见的贡献。
对南街打击比较大的，是2003年5月16日，南街村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村委主任、南街村坐第三把交椅的王金忠因病去世。
2003年6月，在痛失臂膀、高级管理人员和中层骨干相继离去的时候，王宏斌开始在南街开展“学习会、生活会、评议会”三会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鲜明而且前所未有：
坚决清除“二奶”；限制喝闲酒；制止索贿受贿；查处同流合污即结伙搞以权谋私。
《南街村》报2003年6月12日评论员文章说：“南街村发展壮大后，其中堕落腐化问题就决不容忽视，个别党员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失去了党性原则，滋长了享乐思想。以权谋私，迷恋声色，甚至干出了令人不齿的勾当。”
经济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不安；思想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了危机；贪污腐败者的上升，让南街感到了结实的土地开始松动。
南街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的牵制下仍然在继续前进。
不管如何，新的项目正在上马，新的贷款逐渐到位，两个不见经传当地政府属下的药厂被南街“购买重建”，计划在5年内有5亿的进项。
南街村，这个没有资源的村庄，10多年来，吸纳能够为这里带来财富的所有资源，建成了豪华的社区。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
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2)南街村——1.78平方公里上的“大同”
评注：这三个村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数量不菲的外地打工人员。这些打工人员所获得的收入是少于这三个村的村民的，但他们的付出并不少于这些村民，也就是说，这三个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有一部分是由其他人的汗水提供的。就象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一样。从这一点来说，这三个村的生活可以象理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生活那样理解。如果仅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这在三个村能实现这样的生活吗？这是能否全国实现这种生活的关键。
2003年7月的南街村，仍然是一种异常于别的村庄的寂静。在气温高达38℃-40℃的酷热天气里，来自外地的年轻观光客，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上，在1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的民兵面前合影留念，然后钻进空调大巴，绝尘而去。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这个中原大地普通而又奇异的村庄像一幅复杂的拼贴画，一方面，这里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天天在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挂帅”、“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口号随处可见。
另一方面，经济上所创造出的“奇迹”又让人惊奇不已：拥有几百万元建造的漂亮的绿地，上千万元建造的公园，还有花千万元建成的模仿天安门城楼的“朝阳门”、长城墙；7000万元投资的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在中国农村也许是最昂贵的、有中央空调系统的普通居民住宅楼群；拥有包含26个企业的庞大工业区，以及围绕这个工业区运转的数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和10000名廉价外来职工。
在这个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金钱的交易。对村民来说，拥有金钱意义不大：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在这里也得以集体资金全额的保证。
南街村在进行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这个梦的设计者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他把正在做的一切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和中国所有在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村庄一样，“能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南街村，王宏斌几乎就是一切。
为了这个梦，王宏斌把资源从村民手中收归集体，把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收归“一统”，时至今日，村民们生活获得了保障，但是没有能力割舍、也无法离开地依附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对于王宏斌和南街村发生的一切，社会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赞叹它“实现了昨日的理想和梦想”，认为南街村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认为它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垒。
近两年来，关于南街村的争论渐弱，但南街村的一切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淡漠而消失，他们一路飘摇，走到2003年。
在南街村300多米的幸福长廊里，村里的老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南街村尽管给每家每户安装了耗费惊人的中央空调系统，这些老农民还是愿意呆在太阳下。“呆在屋子里不得劲。”一个斜靠在三轮车上听半导体的老人说。
从1980年代到今天，一代南街人已经成长起来，南街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开始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铁板一块的南街开始风化，千篇一律的东西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王宏斌的同伴中，有的离开了南街，有的离开了人世。
“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南街村墙上刻着的这句话意味无穷。
崛起
按照一位长期关注南街村的研究者的说法，南街村是用“指山卖磨”的办法掘得了第一桶金。
在河南农村，烧砖磨面，开办砖厂面粉厂，原料不缺，劳力不缺，技术也不难掌握。但是缺资金。所以只能小打小闹，办不起大工业———没钱。
南街村想搞“大”的。南街村办第一个集体企业机砖厂，靠的是“指山卖磨”。指山卖磨，是早年流传在中原乡野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石匠到一个山村，挨家挨户地说：“我有一块磨，谁买先给钱。”等人们给了钱到石匠住的山庙里拿磨时，石匠指了指后山的一块块大石头，说：“这就是我要卖的磨。”之后就用这些石头为人们凿刻了一个又一个美观又结实耐用的石磨。
南街村建机砖厂，就是先卖还没有烧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厂。为了让人们购买这还不存在的砖，王宏斌施展了一个小小的计谋：通过村里的小广播发一条通知：“大队党员干部到大队部开会。”会上宣布“优先”“优惠”向党员干部预售砖。3天之内，大队部向党员干部每人开出了一张预售砖发票，每张票上的砖数为3万块，刚好可盖一所房子，市场价一块砖3.3分，预售砖每块2.5分，这样算来盖一所房子单砖钱就可省240元钱。消息“不胫而走”，生产队干部听说了也要求交钱“预购”，群众有意见了：“干部都比社员精，肯定是便宜事，他们能买，群众就不能买？”于是大队的小广播又播放通知：“经党支部研究，为满足群众广泛要求，决定向群众公开出售大队机砖厂生产的机砖，但数量有限，每户只售3万块，预售期3天，3天后任何人不再售出。”
3天时间里，南街村大队部门前人声鼎沸，惟恐村干部搞特殊悄悄占便宜的群众纷纷前来缴预售砖款——甚至外村与南街村有亲戚、熟人、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求“照顾”缴款买砖。3天之内，南街村集资“预售砖款”35万元。3天一过，大队部关门不再售砖——办厂资金已经绰绰有余。
“这个故事中包含了农民式的狡狯和商人式的机巧。”一位研究者说。
回过头来看，南街村的发展之路和绝大多数的村庄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初始，全国上下纷纷“分田、让权”，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
村里原来有两个企业承包给了个人，但有人认为这是个人发了财，村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跑来质问王宏斌。王宏斌正有收回的意思，和班子成员一商量，决定企业重归集体。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集体供应面粉，生活不愁，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首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
几年后，全村的土地2003亩全部上交集体。从分散到再次整合，王宏斌费了很多心血。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福利制度与农民自主权的交易。农民享受了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也开始受到集体的强有力控制。
1986年的时候，南街村的村办企业产值已经达到320万元，这是王宏斌敢于向村民许诺的基础。
那时南街村的发展势头很好，面粉厂经过积累，由刚开始磨面到做食品，饼干、点心、月饼。1989年，风行一时的锅巴和让人新奇的方便面，随着第一条生产线的上马，让南街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当时包装简单、口味远远不如现在的“颖松”方便面卖疯了。
1989年南街村企业产值达到2100万元。
其后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从199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和银行大批贷款和债券的投入，让南街有了更多的资金。1990年代，围绕着食品加工，南街村在终端产品的身后，建设了包装、调料、面粉厂等等内循环产业。南街村的固定资产，在2000年后，自称已经突破了10多亿。
政经互动按照南街公开的说法，1994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跨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行列，1995年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第27名。
“南街村的所谓经济实力，是和政治实力成正比增长。”一个南街村的高级管理者说，他是南街村21位负责人之一。
南街村企业的一位负责人承认，王宏斌所结交的，是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人。
在南街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王宏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但他显然不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
一本关于南街村的书形象地说到：“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
王宏斌找到了信仰。于是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学雷峰，学毛主席语录；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南街村在崇尚个性和金钱的潮流中，开始坚定地走自己的“革命之路”，把南街村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
也许没有人能说清南街村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南街村获得第一笔10万元贷款开始，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银行的贷款，而长期以来，银行对南街村是一路绿灯。
对此外界有质疑，说南街村贷款靠后门靠关系。
关于贷款，王宏斌这样说：必须更新观念。“滚雪球”式的发展路子固然不错，但兵贵神速，冬天滚雪球，夏天就滚不成了，靠自我积累去发展，往往会失去占领市场的宝贵机遇和时间。我们从事的是食品工业，民以食为天，只要产品对路，保证质量，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举债发展集体经济之路，这也是集体的优势和法宝。
2003年之后的南街村似乎很平静，“包装全世界”、“改变世界能源结构”的永动机项目还在悄悄运作；太空种子正准备扎根南街；高科技农业园区在高额的投资基础上建立；电厂筹备组已经成立，尽管南街没有水源、交通设施支撑电厂的运转，但为了村子里供电供热的初衷没有变；贷款的授信证明正在成为现实。
外圆内方
在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错误，就会被切断口粮，更甚者，从居民楼里被赶出来，重新住到原来村落里保留下来的平房，并被掐断所有福利供给。
这一切，都有一个主线：在南街，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
王宏斌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其思想境界，要提高农民觉悟，不是读几篇文章、学几段报纸就解决的事。“把活动与经济利益挂钩”，才是“提高农民”的实在办法。
从1991年起，南街村开始“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随着发展，王宏斌“吃惊”地发现：在市场经济中，南街人时时面对着请客、送礼、回扣等社会不良习气的侵袭，不送不要，有悖人情；送了要了，有违初衷。于是王有了一个“外圆内方”的发展策略。外圆，就是和市场经济接轨，内方，就是和村民的民意接轨。在外面该吃吃，该拿拿，回来上缴。
1999年，南街村发生“耿宏事件”，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
耿宏是南街村大修厂厂长，他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而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耿宏尽管不服，但是没有合适的渠道说明理由。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
这让南街村的人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南街村批评处理过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一个不接受不服从的，这是第一个敢“犯上”的。
王宏斌立即让耿宏写出退出申请，令劳资处划出一块土地给耿宏另立炉灶，并在基层干部会上宣布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这对于南街村是一个大事件，村民们自然议论纷纷。
大多村民群众感到吃惊：这个耿宏太大胆，竟敢退出集体，今后生活怎么办？水、电、煤气设施全是集体的，今后能单独再建一套？现在依靠集体一切方便，在大集体中搞单干，哪有那么容易？
耿宏受到指责最多的是，认为他太放肆没良心，班长一心为大家劳苦功高，他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而一些理性的人，包括一些干部，认为对耿宏的处理有些过分了，仅仅因为卫生不合格如此大动干戈实在没有必要。
有人尖刻地评介：南街村的官帽就在班长一个人兜里放着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
对第一个敢“反挺”的人，王宏斌自有理由。
“南街村离一个耿宏，离十个八个一百个也照样前进，志不同道不合早晚是分道扬镳。有人愿意加入南街村，愿意加入南街村的大有人在！相信南街村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搞个人发家致富，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铁板一块的南街村因这个事件开始有明显的松动。
事实上，耿宏事件甚至惊动了上头。一个县领导亲自来作工作，希望南街“不能这样”，成立第二南街村，划分到哪？县志、村史都得改。
现在的南街，已经分崩出几个“资本主义”的个体，这些“南街村的叛徒”们，有几个办调料厂的，有办纸加工厂的。
变化的下一代2003年7月下旬，正是学校假期。南街高中正在接受新生的报名。外来的学生需要老师查核身份后才能进去报名；南街的一对父母来了，带着孩子，拿着户口本，老师笑着说：咱自己的学校你想咋进就咋进。
南街村又一轮新长大的孩子，即将开始在南街的学校里接受免费教育。
晚上的南街村华灯齐放，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南街广播站开始播音，和几年前不同，广播里优雅的西洋经典音乐不时响起来，10000名外工中，总是有人借助广播为朋友祝福。
南街村空旷的朝阳门广场上，过上城市生活的南街人和县城的人在纳凉，到处是赤膊的人。
从小区的楼房里走出一群孩子，他们穿过广场，从高大的朝阳门下面穿过去，来到老县城破旧而热闹的街道。
南街村里没有网吧，尽管很多家庭有电脑可以上网。但孩子们没有感到自由和乐趣。
几个孩子来到县城里的网吧，这些少男少女占据电脑，开始了互联网游戏的厮杀。
一个孩子对记者说：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有意思，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
调味品厂的一个外来工坐在东方红广场的廊坊里。
“南街的政治会在这一代人身上消失。”这个有思想的外来工目睹了两年来南街村的现状，“南街村的人往自己家里拿东西，能多捞就多捞。我们外来工看到这些心里感到痛心。”
“成年人的做法，已经让年轻人看到了南街村口号下的本质。”他说，“我在这里赶紧学点技术，好外出挣钱。”
面临着南街人“吃南街、喝南街、挖南街墙角”的现象日渐风行，年轻人开始在这口大锅里混日子。
王宏斌，只能给南街的孩子们生长的机会和条件，他的思想，离南街的孩子越来越远。
南街村的明天
进入2003年上半年，南街村开始感到来自自身深处的伤痛。
2002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的“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为数不多赢利企业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因为聚众吃喝，不接受批评，不辞而别。
他们离开了南街。这两个人在南街的发展中作出了可见的贡献。
对南街打击比较大的，是2003年5月16日，南街村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村委主任、南街村坐第三把交椅的王金忠因病去世。
2003年6月，在痛失臂膀、高级管理人员和中层骨干相继离去的时候，王宏斌开始在南街开展“学习会、生活会、评议会”三会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鲜明而且前所未有：
坚决清除“二奶”；限制喝闲酒；制止索贿受贿；查处同流合污即结伙搞以权谋私。
《南街村》报2003年6月12日评论员文章说：“南街村发展壮大后，其中堕落腐化问题就决不容忽视，个别党员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失去了党性原则，滋长了享乐思想。以权谋私，迷恋声色，甚至干出了令人不齿的勾当。”
经济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不安；思想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了危机；贪污腐败者的上升，让南街感到了结实的土地开始松动。
南街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的牵制下仍然在继续前进。
不管如何，新的项目正在上马，新的贷款逐渐到位，两个不见经传当地政府属下的药厂被南街“购买重建”，计划在5年内有5亿的进项。
南街村，这个没有资源的村庄，10多年来，吸纳能够为这里带来财富的所有资源，建成了豪华的社区。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
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2)南街村——1.78平方公里上的“大同”
评注：这三个村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数量不菲的外地打工人员。这些打工人员所获得的收入是少于这三个村的村民的，但他们的付出并不少于这些村民，也就是说，这三个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有一部分是由其他人的汗水提供的。就象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一样。从这一点来说，这三个村的生活可以象理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生活那样理解。如果仅靠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这在三个村能实现这样的生活吗？这是能否全国实现这种生活的关键。
2003年7月的南街村，仍然是一种异常于别的村庄的寂静。在气温高达38℃-40℃的酷热天气里，来自外地的年轻观光客，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上，在1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的民兵面前合影留念，然后钻进空调大巴，绝尘而去。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这个中原大地普通而又奇异的村庄像一幅复杂的拼贴画，一方面，这里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天天在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挂帅”、“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口号随处可见。
另一方面，经济上所创造出的“奇迹”又让人惊奇不已：拥有几百万元建造的漂亮的绿地，上千万元建造的公园，还有花千万元建成的模仿天安门城楼的“朝阳门”、长城墙；7000万元投资的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在中国农村也许是最昂贵的、有中央空调系统的普通居民住宅楼群；拥有包含26个企业的庞大工业区，以及围绕这个工业区运转的数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和10000名廉价外来职工。
在这个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金钱的交易。对村民来说，拥有金钱意义不大：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在这里也得以集体资金全额的保证。
南街村在进行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这个梦的设计者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他把正在做的一切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和中国所有在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村庄一样，“能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南街村，王宏斌几乎就是一切。
为了这个梦，王宏斌把资源从村民手中收归集体，把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收归“一统”，时至今日，村民们生活获得了保障，但是没有能力割舍、也无法离开地依附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对于王宏斌和南街村发生的一切，社会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赞叹它“实现了昨日的理想和梦想”，认为南街村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认为它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垒。
近两年来，关于南街村的争论渐弱，但南街村的一切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淡漠而消失，他们一路飘摇，走到2003年。
在南街村300多米的幸福长廊里，村里的老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南街村尽管给每家每户安装了耗费惊人的中央空调系统，这些老农民还是愿意呆在太阳下。“呆在屋子里不得劲。”一个斜靠在三轮车上听半导体的老人说。
从1980年代到今天，一代南街人已经成长起来，南街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开始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铁板一块的南街开始风化，千篇一律的东西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王宏斌的同伴中，有的离开了南街，有的离开了人世。
“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南街村墙上刻着的这句话意味无穷。
崛起
按照一位长期关注南街村的研究者的说法，南街村是用“指山卖磨”的办法掘得了第一桶金。
在河南农村，烧砖磨面，开办砖厂面粉厂，原料不缺，劳力不缺，技术也不难掌握。但是缺资金。所以只能小打小闹，办不起大工业———没钱。
南街村想搞“大”的。南街村办第一个集体企业机砖厂，靠的是“指山卖磨”。指山卖磨，是早年流传在中原乡野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石匠到一个山村，挨家挨户地说：“我有一块磨，谁买先给钱。”等人们给了钱到石匠住的山庙里拿磨时，石匠指了指后山的一块块大石头，说：“这就是我要卖的磨。”之后就用这些石头为人们凿刻了一个又一个美观又结实耐用的石磨。
南街村建机砖厂，就是先卖还没有烧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厂。为了让人们购买这还不存在的砖，王宏斌施展了一个小小的计谋：通过村里的小广播发一条通知：“大队党员干部到大队部开会。”会上宣布“优先”“优惠”向党员干部预售砖。3天之内，大队部向党员干部每人开出了一张预售砖发票，每张票上的砖数为3万块，刚好可盖一所房子，市场价一块砖3.3分，预售砖每块2.5分，这样算来盖一所房子单砖钱就可省240元钱。消息“不胫而走”，生产队干部听说了也要求交钱“预购”，群众有意见了：“干部都比社员精，肯定是便宜事，他们能买，群众就不能买？”于是大队的小广播又播放通知：“经党支部研究，为满足群众广泛要求，决定向群众公开出售大队机砖厂生产的机砖，但数量有限，每户只售3万块，预售期3天，3天后任何人不再售出。”
3天时间里，南街村大队部门前人声鼎沸，惟恐村干部搞特殊悄悄占便宜的群众纷纷前来缴预售砖款——甚至外村与南街村有亲戚、熟人、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求“照顾”缴款买砖。3天之内，南街村集资“预售砖款”35万元。3天一过，大队部关门不再售砖——办厂资金已经绰绰有余。
“这个故事中包含了农民式的狡狯和商人式的机巧。”一位研究者说。
回过头来看，南街村的发展之路和绝大多数的村庄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初始，全国上下纷纷“分田、让权”，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
村里原来有两个企业承包给了个人，但有人认为这是个人发了财，村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跑来质问王宏斌。王宏斌正有收回的意思，和班子成员一商量，决定企业重归集体。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集体供应面粉，生活不愁，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首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
几年后，全村的土地2003亩全部上交集体。从分散到再次整合，王宏斌费了很多心血。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福利制度与农民自主权的交易。农民享受了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也开始受到集体的强有力控制。
1986年的时候，南街村的村办企业产值已经达到320万元，这是王宏斌敢于向村民许诺的基础。
那时南街村的发展势头很好，面粉厂经过积累，由刚开始磨面到做食品，饼干、点心、月饼。1989年，风行一时的锅巴和让人新奇的方便面，随着第一条生产线的上马，让南街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当时包装简单、口味远远不如现在的“颖松”方便面卖疯了。
1989年南街村企业产值达到2100万元。
其后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从199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和银行大批贷款和债券的投入，让南街有了更多的资金。1990年代，围绕着食品加工，南街村在终端产品的身后，建设了包装、调料、面粉厂等等内循环产业。南街村的固定资产，在2000年后，自称已经突破了10多亿。
政经互动按照南街公开的说法，1994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跨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行列，1995年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第27名。
“南街村的所谓经济实力，是和政治实力成正比增长。”一个南街村的高级管理者说，他是南街村21位负责人之一。
南街村企业的一位负责人承认，王宏斌所结交的，是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人。
在南街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王宏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但他显然不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
一本关于南街村的书形象地说到：“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
王宏斌找到了信仰。于是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学雷峰，学毛主席语录；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南街村在崇尚个性和金钱的潮流中，开始坚定地走自己的“革命之路”，把南街村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
也许没有人能说清南街村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南街村获得第一笔10万元贷款开始，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银行的贷款，而长期以来，银行对南街村是一路绿灯。
对此外界有质疑，说南街村贷款靠后门靠关系。
关于贷款，王宏斌这样说：必须更新观念。“滚雪球”式的发展路子固然不错，但兵贵神速，冬天滚雪球，夏天就滚不成了，靠自我积累去发展，往往会失去占领市场的宝贵机遇和时间。我们从事的是食品工业，民以食为天，只要产品对路，保证质量，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举债发展集体经济之路，这也是集体的优势和法宝。
2003年之后的南街村似乎很平静，“包装全世界”、“改变世界能源结构”的永动机项目还在悄悄运作；太空种子正准备扎根南街；高科技农业园区在高额的投资基础上建立；电厂筹备组已经成立，尽管南街没有水源、交通设施支撑电厂的运转，但为了村子里供电供热的初衷没有变；贷款的授信证明正在成为现实。
外圆内方
在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错误，就会被切断口粮，更甚者，从居民楼里被赶出来，重新住到原来村落里保留下来的平房，并被掐断所有福利供给。
这一切，都有一个主线：在南街，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
王宏斌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其思想境界，要提高农民觉悟，不是读几篇文章、学几段报纸就解决的事。“把活动与经济利益挂钩”，才是“提高农民”的实在办法。
从1991年起，南街村开始“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随着发展，王宏斌“吃惊”地发现：在市场经济中，南街人时时面对着请客、送礼、回扣等社会不良习气的侵袭，不送不要，有悖人情；送了要了，有违初衷。于是王有了一个“外圆内方”的发展策略。外圆，就是和市场经济接轨，内方，就是和村民的民意接轨。在外面该吃吃，该拿拿，回来上缴。
1999年，南街村发生“耿宏事件”，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
耿宏是南街村大修厂厂长，他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而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耿宏尽管不服，但是没有合适的渠道说明理由。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
这让南街村的人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南街村批评处理过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一个不接受不服从的，这是第一个敢“犯上”的。
王宏斌立即让耿宏写出退出申请，令劳资处划出一块土地给耿宏另立炉灶，并在基层干部会上宣布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这对于南街村是一个大事件，村民们自然议论纷纷。
大多村民群众感到吃惊：这个耿宏太大胆，竟敢退出集体，今后生活怎么办？水、电、煤气设施全是集体的，今后能单独再建一套？现在依靠集体一切方便，在大集体中搞单干，哪有那么容易？
耿宏受到指责最多的是，认为他太放肆没良心，班长一心为大家劳苦功高，他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而一些理性的人，包括一些干部，认为对耿宏的处理有些过分了，仅仅因为卫生不合格如此大动干戈实在没有必要。
有人尖刻地评介：南街村的官帽就在班长一个人兜里放着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
对第一个敢“反挺”的人，王宏斌自有理由。
“南街村离一个耿宏，离十个八个一百个也照样前进，志不同道不合早晚是分道扬镳。有人愿意加入南街村，愿意加入南街村的大有人在！相信南街村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搞个人发家致富，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铁板一块的南街村因这个事件开始有明显的松动。
事实上，耿宏事件甚至惊动了上头。一个县领导亲自来作工作，希望南街“不能这样”，成立第二南街村，划分到哪？县志、村史都得改。
现在的南街，已经分崩出几个“资本主义”的个体，这些“南街村的叛徒”们，有几个办调料厂的，有办纸加工厂的。
变化的下一代2003年7月下旬，正是学校假期。南街高中正在接受新生的报名。外来的学生需要老师查核身份后才能进去报名；南街的一对父母来了，带着孩子，拿着户口本，老师笑着说：咱自己的学校你想咋进就咋进。
南街村又一轮新长大的孩子，即将开始在南街的学校里接受免费教育。
晚上的南街村华灯齐放，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南街广播站开始播音，和几年前不同，广播里优雅的西洋经典音乐不时响起来，10000名外工中，总是有人借助广播为朋友祝福。
南街村空旷的朝阳门广场上，过上城市生活的南街人和县城的人在纳凉，到处是赤膊的人。
从小区的楼房里走出一群孩子，他们穿过广场，从高大的朝阳门下面穿过去，来到老县城破旧而热闹的街道。
南街村里没有网吧，尽管很多家庭有电脑可以上网。但孩子们没有感到自由和乐趣。
几个孩子来到县城里的网吧，这些少男少女占据电脑，开始了互联网游戏的厮杀。
一个孩子对记者说：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有意思，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
调味品厂的一个外来工坐在东方红广场的廊坊里。
“南街的政治会在这一代人身上消失。”这个有思想的外来工目睹了两年来南街村的现状，“南街村的人往自己家里拿东西，能多捞就多捞。我们外来工看到这些心里感到痛心。”
“成年人的做法，已经让年轻人看到了南街村口号下的本质。”他说，“我在这里赶紧学点技术，好外出挣钱。”
面临着南街人“吃南街、喝南街、挖南街墙角”的现象日渐风行，年轻人开始在这口大锅里混日子。
王宏斌，只能给南街的孩子们生长的机会和条件，他的思想，离南街的孩子越来越远。
南街村的明天
进入2003年上半年，南街村开始感到来自自身深处的伤痛。
2002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的“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为数不多赢利企业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因为聚众吃喝，不接受批评，不辞而别。
他们离开了南街。这两个人在南街的发展中作出了可见的贡献。
对南街打击比较大的，是2003年5月16日，南街村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村委主任、南街村坐第三把交椅的王金忠因病去世。
2003年6月，在痛失臂膀、高级管理人员和中层骨干相继离去的时候，王宏斌开始在南街开展“学习会、生活会、评议会”三会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鲜明而且前所未有：
坚决清除“二奶”；限制喝闲酒；制止索贿受贿；查处同流合污即结伙搞以权谋私。
《南街村》报2003年6月12日评论员文章说：“南街村发展壮大后，其中堕落腐化问题就决不容忽视，个别党员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失去了党性原则，滋长了享乐思想。以权谋私，迷恋声色，甚至干出了令人不齿的勾当。”
经济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不安；思想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了危机；贪污腐败者的上升，让南街感到了结实的土地开始松动。
南街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的牵制下仍然在继续前进。
不管如何，新的项目正在上马，新的贷款逐渐到位，两个不见经传当地政府属下的药厂被南街“购买重建”，计划在5年内有5亿的进项。
南街村，这个没有资源的村庄，10多年来，吸纳能够为这里带来财富的所有资源，建成了豪华的社区。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
中国三大明星村调查(3)大邱庄神话破灭十周年
评注：这三个村都有专制的影子，这种专制的管理方式，其兴衰完全取决于专制者，这与国家是一样的。而另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也出现了领导者决定一切的现象。其兴衰也取决于领导者的素质和作风，甚至良心。如何探索一种公有制经济的管理模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许象毛泽东所言，只有民主，只有人民大众的监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说现在大邱庄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大邱庄今天走的方向就是中国乡镇企业和乡村治理模式的方向，则实难苟同。
弹指间，一去10年。1993年8月27日，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被判处徒刑，一个传奇性人物、一个中国农村改革的“神话”走下神坛，成为阶下之囚。
从那一刻起，外界曾给予大邱庄和禹作敏的光环逐渐消退，1999年10月3日凌晨1时， 保外就医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医院，一代强人“陨落”。
从1993年到2003年，整整10年，曾有“中国第一村”之称的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也“城头变换大王旗”，撤村建镇，大邱庄镇政府也将迎来建镇10周年。
10年来，这里的人谨慎低调，不事声张，而外界对大邱庄的关切也一直没有停歇，因为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农村改革和中国农民命运的人，都无法回避那个人和那个村。
在20多年的改革进程里，大邱庄如同中国农村改革的试验田，包产到户，集体经济，民营化的企业改革等无数生动的故事在这里流传。
2003年的今天，对大邱庄来说，回首一望十年过，今夕是何夕？
10年后再看大邱庄
大邱庄位于天津西南方向，从天津市区驱车，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和相邻的村子相比，大邱庄依旧显得与众不同：到处是工厂，马路很宽阔，工业文明在这里继续体现着它的力量。
“大邱庄不是以前的大邱庄了。”给我们开车的一位当地司机说，“现在和过去是天上地下，以前工厂都是集体的，现在都是私人的。”
汽车行驶到大邱庄百亿路，“百亿路是禹作敏在10年前建的，当初禹作敏雄心很大，百亿路投入100个亿，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即使经过了十年的变迁，百亿路依然是大邱庄工业企业最集中的地方，道路两边坐落着“尧舜”等大邱庄的标志性企业，无论从任何角度看，百亿路都是大邱庄地理中最重要的一条路。
“去年下半年，这里开始活起来。”位于路边的利达公司的门卫孔宪文说，孔宪文说的“活起来”是指大邱庄企业经过了几年的严重滑坡，由于宏观经济的向好，企业开始正常运转。
孔宪文来自黑龙江，在这条街上已经工作10年，这些年，这条路经历了大邱庄由盛到衰，又由衰落到复苏的过程。
“前几年萧条的时候，这里几乎看不到几个人，相当多的企业停产半停产，很是荒凉。”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受大环境影响，大邱庄的企业开始摆脱连续几年的低潮。
孔宪文说，“但和1992、1993年红火的时候比还是相差很远，当时，这条路上人真多，上下班高峰期，走路都要侧着身子。前来淘金的人到处都是，没有地方睡觉就睡在路边。”
百亿路的尽头是尧舜度假村，各式各样的别墅罗列在村内，烟雨朦胧中，尧舜度假村影影绰绰。
走进大邱庄本镇，稍微显得凌乱，“现在的村容村貌不好了，很多地方脏了也没有人管。以前，村里管得很严格，谁也不敢到处倒脏水，乱扔东西。”司机说。
司机指着香港街，“以前人多的时候，别提多红火了，还有俄罗斯的歌舞表演。”
10年后看禹作敏
在记者接触的一般百姓中，相当多的人认为，“大邱庄衰落了，不像从前了。今天大邱庄留下的东西都是禹作敏在的时候建立的。”
时间由此上溯到十年前。“当时村口站满了人，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根1米长的铁棍，后来才知道，是禹作敏让他们阻止市里派人进村。后来武警来了，再后来禹作敏出事了。”
来自静海县城的张先生回忆，1993年的时候，禹作敏指使手下致人死命，后又和政府对立起来，直至最终受牢狱之苦。吴仁宝对本报记者说，他曾经劝说禹作敏收敛，禹作敏没听。
如果撇开这些情节来审视10年甚至20年前的禹作敏，则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禹作敏依其个人能力和绝佳机遇使大邱庄在盐碱滩上起飞，堪称奠定大邱庄基业第一人。
1976年，身为大邱庄大队长的禹作敏带领村民脱贫，“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也不要。”禹作敏带领村民使大邱庄从一个小厂开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当大邱庄遭受非议，面对“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指责时，禹作敏回应，“大邱庄只有资本，没有主义。”
资本在手的大邱庄迅速膨胀，从1980年代中期起，一个企业裂变成四个，“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接一条建起来，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等四大集团相继形成。
1992年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黄金时期，大邱庄一跃成为全国首富村，当年禹作敏作为改革典型上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春节晚会也时常有这个农民的身影。
而大邱庄在富足的同时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这个由禹作敏控制的“王国”里，没有人唱反调，禹作敏对村民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维持着绝对的秩序。
房子、车子、子女入学……禹作敏治下的大邱庄为村民提供了14项福利，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中，人们在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福利的同时，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
10年前后的矛盾大邱庄泰山路，禹作敏别墅，“已经没有人住了，早先禹作敏就住在这里。”一位村民说，“好久没有人了，他家的人大多不在大邱庄了。”
从外形看，禹作敏别墅像一座灰色的城堡，“10年前这里戒备森严”，如今门前长满了野草，“爬山虎”从地面一直爬到楼顶，将整个别墅掩盖起来，如果不细心寻找，几乎找不到院门。
“我们都看不到他家人，大概也不愿回来吧，因为这是很让他们伤心的地方。”对相当多的大邱庄人来说，禹作敏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也多少有一种矛盾的心态。
“那时过的真是共产主义呀，福利真好，但禹作敏管理也非常严格。”一位村民说。
“禹作敏就跟土皇上似的，那时大邱庄打人就像吃面条似的。谁敢偷摸？偷摸一逮着就扒一层皮，老百姓一上街就很紧张。连旮旯胡同，到处都是保卫，自行车放门口，不锁都没事。”
“原来很平均，穷人也还过得好，吃喝有保障，当官的住四室一厅，老百姓也能有两室一厅，而现在有的是亿万富翁，有的连煤气也用不起。”曾就职于万全集团、现在自己单干的孙贵芳说。
“但现在我感觉，自由多了，原来不许私人干活，现在企业改制了，可以有自己的空间。提起禹作敏，也很矛盾，人们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因为他带领大家，把一个破地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孙贵芳说：“如果说禹作敏给大邱庄留下什么，我觉得他留下的是一个基础和多年储备的人才。”
大邱庄93社区，是在1993年建立的，一座显得破旧的单元房，记者走到一户住在三楼的人家，门开着，门口堆着蜂窝煤，女主人正在和同伴搓麻将。
“现在不行了，什么福利都没有了，老爷们一个月就600多块钱，连烧煤气、孩子上学都不够。和过去比，当然是过去好。”女主人显得很不耐烦，同伴催促她赶紧回到麻将桌旁。
在记者接触的大邱庄人中，相当多的人都对昔日“乌托邦”表达了一定的怀念，但大多心理很矛盾，对穷人来说，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回到从前，但在记者接触的相当多的企业界来说，过去仅仅是一种回忆，毕竟和过去相比，自由的空间更可贵，而且有了创业的机制。
百亿钢管公司的一位姓黄的处长对记者说，“我们的企业比禹作敏在时的企业还要好，但是他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分量还是很重的。九龙壁、龙凤阁都是他主倡的，百亿园区也是他在的时候规划出来的。”
那几年不堪回首无论村民接受不接受，从1993年开始，大邱庄走上了没有强人的道路，禹作敏彻底离开了大邱庄，撤村建镇，而对于大邱庄来说，在失去禹作敏之后，最初显得有些不适应。
“原先是向一个方向使劲，后来是向自己那里使劲。”一位曾经在当时的派出所任职、后为某企业厂长的人形容说。
尽管如此，依靠多年的积累和宏观经济的繁荣，1997年大邱庄的经济状况达到历史上最高峰，钢铁加工能力达到400多万吨，相当于国内一个特大型钢铁企业的规模。财政收入9000多万。
而风险也同时存在，高度依赖钢铁工业和银行贷款以及产权不明确，企业沉重的社会负担，使得大邱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崩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整个经济气候突变，大邱庄也在随后的几年中跌入谷底，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从1997年以后，钢铁市场整体下滑，大邱庄经济受到影响，2000年是最低谷，财政收入才3700多万，是建镇以后最低的。”
“银行不给贷款，市场疲软，成本就很高，有家企业一个月生产销售1400吨钢铁，赚了1400块钱，没法干。但是又不能不干，一放下再干，太难了，不知道还投入多少。而且要保障工人的正常开支。”
深层次原因是集体企业的机制问题，在经济上升的时候没有暴露出来，因为有老底子，而遇到困难，人心就散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津美集团”下属某企业一负责人说。
1997年整顿金融秩序以后，在大邱庄的银行分支机构撤走，外部的资金链断裂，数十亿元的债务包袱还没了结。
外界环境的恶化也促进了内部环境的恶化，而内部环境的恶化使得大邱庄必须脱胎换骨。禹作敏的离去，使大邱庄以至整个中国乡镇企业面临的问题在大邱庄提前引爆，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早早提上日程。
去乌托邦化的努力不忍回首的几年也是大邱庄力图改变生存状态的几年，禹作敏时代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栋栋楼房和一个个工厂，还留下了一个治理模式，而这种治理模式和禹作敏个人紧紧地绑在一起，一旦他离开，这样的模式就发生了危机。
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镇政府就不断地调整这个模式，如果从企业机理上看，大邱庄与“苏南模式”最相近。
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乡镇企业中集体经济处于绝对优势，即“乡办乡有”、“村办村有”，其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乡镇企业领导人权力空前强化，以及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资源非市场化配置等等。
大邱庄镇前任党委书记王庆武说：“这种企业名义上是集体的，实际上成了个人的。但产权不是自己的，企业领导只负赢不负亏，亏了就向上级伸手。”
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路程，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
接下来，大邱庄先后完成了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续了多年的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而这种改革面对的阻力也是很大，“毕竟以前几乎都是免费的，但必须改，企业受不了。”被称为改制后“轻装上阵”的企业开始从产权改革方面进行努力。
变公有为民营；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其方式是：集体整体从企业中退出来，由“能人”出资“入主”。
新华社一篇报道称，当时的镇党委书记陶润立含着眼泪说：“我们急过、蹦过、跳过、哭过，四大企业集团的老总有的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改制后大邱庄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大邱庄的经济成分80%为民营，20%为外资和集体参股。
即将失去“过去”的大邱庄村民也多有微词，“改制就是富了少数人，企业都是个人的了，原来是给集体干，现在是给老板干。”
公平地讲，回过头来看这场改革，如果不是当时的改制，大邱庄恐怕是过不了这个关，不会在1997年后的几年中挺过去，更不会有现在的复苏。
大邱庄模式总结陈词“应该说大邱庄，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磨难。但是总体方向是对的。这点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当地政府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假如大邱庄不建镇，禹作敏也没有当初的事件，大邱庄会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个很难说。”
从表面上看，大邱庄似乎是衰落了，但从方向上看，去乌托邦化的努力，大邱庄无疑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集体经济到底行不行，我们不能下这个结论，吴仁宝为什么不改制，我们不好评价，大邱庄这么多年，就是只做不说，不和过去比，不和其他地方比，做自己的事情，大邱庄目前选择的道路，我认为应该是正确的。”这位官员说。
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建华博士认为，大邱庄由盛到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使有经济上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治理模式的失败，一个地方过度地依赖一个政治强人，决策、管理、运行没有体制化。”
“一旦这个人出事，反映在决策、运行、管理上的问题就会爆发，文化上的一致性也就没有了，因为他是那个体制的支柱，是不可替代的。”
在谈到大邱庄改制时，他认为大邱庄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这种改变多少有些被动，如果禹作敏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能够主动提供一套机制，那么大邱庄就不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大邱庄就会比其他地方领先一步，体制优势就会发挥出来。但这往往是不能‘如果’和假设的。”
可以说，大邱庄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是体制优势，而其由盛至衰亦是体制原因，而大邱庄由衰落走向复苏也是体制的优势。
“禹作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大邱庄的悲哀，但大邱庄之路确实给中国农村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对大邱庄如是，对南街村如是，对华西村亦复如是。”陆建华说。
而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大邱庄也给无数农村提供了参照系，也为乡镇企业改革提供了参照，“大邱庄今天走的方向就是中国乡镇企业和乡村治理模式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