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谢国忠先生的《世界经济用泡沫来招待中国》一文让笔者感到困惑,明明是不合理的全球经济结构引发了中国投资过热,而谢先生却认为在“基本合理”的全球经济结构中,是中国投资泡沫不断增长引发了全球商品价格的上涨。
作为一位目光敏锐的经济观察家,谢国忠先生在谈到中国经济时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绝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了去工业化阶段,现在主要依赖出口初级产品拉动经济增长,全球经济体系被重新划分”,而其中,以资产为基础由债务来资助的美国消费和以政府推动由债务来资助的中国投资成了创造需求的两个轮子,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则被这辆“摩托车”拖着前行。谢国忠先生断言,这样的全球经济结构是“基本合理”的。
好像除了谢国忠先生,世界上很少有人认为这样的全球经济结构是合理的,包括十分了解这一结构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金融投资家索罗斯在上个世纪英镑危机、墨西哥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推波助澜,大获其利。索罗斯一直认为,资本总是在金融中心区和金融边缘区间来回流动。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循环系统,能够征服所有地方金融市场,将资本不断吸入位于系统中心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资本的流动可以是信贷形式、也可以是证券投资的形式,还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无论在平时还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中心区总是受到良好的保护。金融边缘区则将承担金融危机的灾难性结果,常常被洗劫一空。还记得面对索罗斯量子基金攻击过的东南亚,马来西亚一位政要曾感叹道:“索罗斯使40年如一日,一直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毁于一旦。”
正是不合理的全球经济结构引发了中国投资过热。换言之,世界经济“摩托车的两个轮子”不是平等的,是美国的轮子驱动了中国的轮子,谢先生形象地把中国经济称为“乘数因子”,通过中国经济的传导使世界财富得以分配到资本板块和资源板块国家。他在埋怨美联储导致全球经济中出现太多资金,额外资金又使房地产和息差交易投机性地投入资本市场盛行的同时,没有看到被牢牢嵌在廉价劳动力板块的中国,不得不痛苦地承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生产能力过剩带来的双重恶果。
世界经济实际上是一个沿商品链形成的垂直等级结构,美国站在上游资本板块,可以通过每年6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抵消石油等原材料价格上升对自己经济的冲击,刺激起本国公民的消费热潮。中国不能,她一方面要警惕资本市场上“热钱”恶狼一样的眼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于外国投资、债务来刺激经济增长,以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来增加自己在世界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力。现实是:世界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并没有导致中国工人工资和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同步上升。
这是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廉价产品刺激了美国消费,却不能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中国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基地,却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技术和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和其他资本消费板块国家完成了去工业化过程,新经济将以资本和高科技垄断为核心。谢国忠先生描述道:“美国宽松的货币条件和强劲增长的美国进口需求主要是通过中国作为乘数因子来对全球经济发挥作用。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则通过推动出口和热钱的流入来把这些流动性快速地转化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汹涌澎湃地增长则转化成为了中国对设备和原材料进口需求的强劲增长。对设备的进口对诸如德国和日本等那些老工业经济体来说是一个优化产业结构的好机会。对原材料的进口增加了原材料的全球性需求,并促使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就提出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自SARS瘟疫之后中数次采取严厉措施给自己过热的经济降温,然而我们好像总是“未敢翻身已碰头”。应该看到,中国政府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结构导致了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中国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下降。
在《世界经济用泡沫来招待中国 》一文的结尾,谢国忠先生预言:上个世纪的经济史表明,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经济危机似乎是一切处于廉价劳动和丰富资源板块国家的宿命,中国会逃出这一历史宿命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只知道,中国经济需要比资本板块国家更多更好的自我保护机制,以便在危机到之前就做到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