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驾驭的政治矛盾导致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结束,并最终引发世界大战。新的紧张正在潜伏,我们必须开始严肃对待这些问题。 如果说全球化是一只股票的话,那么其股价现在已经暴跌。 5年前,那些反对全球化的街头抗议活动如火如荼。今天,抗议者都已离去,或者至少处于蛰伏状态。
5年前,好心的人们还对贸易是否会给贫困国家带来帮助持怀疑态度;今天,我听到更多人抱怨说,富裕国家的贸易壁垒抑制了贫困国家的出口。
上世纪90年代,关于全球化争论的议题是由像洛瑞·沃勒克(LoriWallach)(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的组织者———译者注)这样的致力于反对全球化的人设定的。而今天它们是由波诺(Bono)(爱尔兰U2乐队主唱,反对全球化———译者注)设定的,他在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时主张援助和债务减免。
因此而沾沾自喜是危险的,但这场胜利确实可以保持下去。反对全球化的论据大多站不住脚,现在已经被彻底推翻。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全球化”的贫困国家的贸易有所增长,其GDP达到创纪录的每年5%的增长,是同时期富裕国家增长率的2.5倍。相比之下,在“全球化”体系之外的贫困国家的收入则没有增长。面对这组数据,大家很难反驳。
左翼的批评可以到此为止了。而且全球化也经历了9·11事件的考验。在恐怖袭击之后,我们曾经有过很多可怕的预测。恐怖分子利用了我们社会的高度开放性和相互联系性发动他们的攻击,对恐怖主义的防备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安排机场安检,新的海关检验和护照验证。“全球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英国著名评论家约翰·格雷(JohnGray)写道。
不过这并没有发生。主要是偶然发生的经济减缓给一些悲观主义者暂时的借口。在2001年,贸易占GDP的比例停滞不前,FDI(境外直接投资)下降到之前水平的一半。同时,尽管反恐的安全考虑已经使经济发展的齿轮略微停滞———主要是因为美国本应欢迎的那些寻求赴美的人被阻止了———全球化依然在继续前进。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服务的全球化,如税务会计和医疗诊断。
全球化看起来是健康的。但尽管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它也带来了赢家和输家,带来了挑战。我们面对着全球化的恐怖团伙、毒品垄断组织和洗钱网络等,以及传染病的全球扩散以及跨国环境等问题。我们没有合适的机构去解决这些难题。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相应的政治全球化相匹配。而且,不可否认,我们回应这一问题时没有足够用心。
如果我们想和跨国性的威胁较量,我们就要为滋长这种威胁的“崩溃国家”提供援助。我们知道,官方的援助在9·11事件之后已经大幅增加,但这种增加并不足够。依照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衡量,援助的增长只是部分弥补了在上世纪90年代时的下降。
公平地说,弱小的国家能够通过把货物出口到富裕国家的市场而获益。而贫穷国家享有的一定优势的世界贸易领域,如农业、纺织业等,恰恰是那些不自由的领域,这不能不说是个耻辱。我们知道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进行了多哈回合谈判。但在去年的最后期限之前谈判并没有完成,没人敢打赌谈判能迅速突破。
除了加强在“崩溃国家”的治理外,我们需要更强的全球机构。我们不缺少建议,我们有智囊团、政治家和高水平的咨询顾问,他们不停为我们描绘各种蓝图。但这些蓝图指示的方向往往是那些适得其反的方向。全球化的机构———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更值得我们抱怨,而不是维持现状。
说到联合国,在发生“石油换食品”丑闻后,美国已经失去了耐心,其中那些丑闻制造者的不公正成为最大的丑闻。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是由美国和别的安理会成员提议和监督的,并不是联合国的人员。一些钱流失了,但在进行任何制裁措施时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大部分的漏洞都被项目的设计者美国所认可和接受。是的,至少一名联合国高官可能已经是腐败者,但并没有听到美国政府内有腐败行为。
再看看世界银行。不久前,世界上最富有的捐赠者们达成协议,为世界银行提供新的资金。财政部长约翰·斯诺在一次演讲中强调了美国政府对机构的承诺。但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捐赠,都是用来支持对世界最贫穷国家的无偿和低息贷款的,已经因为通货膨胀的影响而被削减了。对于全球化的管理来说,这种承诺毫无意义。
在19世纪晚期,世界经历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新技术革命———电报、蒸汽船、电话、电力、火车,加上对自由市场的渴望,大英帝国在国际商业领域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但不可驾驭的政治矛盾导致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结束,并最终引发世界大战。新的紧张正在潜伏,我们必须开始严肃对待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