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代序)

“现代化”与“近代化”为同义语。我国文献常两词并用，无碍原义。

什么是现代化，无经典定义。总的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应包括各个方面。张玉法谓现代化的演变是向深度和广度双方推进的。深度指由物质层次进向制度层次，再进向思想层次；广度则有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五个方面。他并列举各层次和五个方面的演变特征，颇全面。[1] 不过，通常个人的研究都有所专，集众家而成全面。我是研究经济史的，主要探讨经济方面的现代化问题。但经济的变动必须以较深层次的制度、社会、思想的变迁来验证，才能确定其是否属于现代化演变。这其间的关系，下面再详论。

一国的现代化，在历史上有个开始期，即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各种现代化因素开始出现的时期，然后进入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有所谓“前现代化”之说，指工业革命以前，实即上述开始期。又有所谓“后现代化”者，主要是哲学、文化上一种对现代社会持批判态度的思潮，不能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一般看法，世界迄今仍在继续现代化过程中，所以没有终结期提法。

人们对于现代化内涵的认识随时代而有不同，这点在评价历史上颇为重要，因略作申论。

以上是现代化内涵在经济学认识上的变化。研究历史上的现代化，还应注意人们在历史观上的变化。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史学受新康德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大都把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人与人是生存和利益最大化的竞争，人与自然是支配或征服后者。这种自我中心的历史观在20世纪初受到怀疑论的冲击，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地理、气候、生态等科学进入史学，出现整体观、社会整合、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等历史观点。[4] 或者说，向马克思早年提出的“工业社会和自然界本质同一性”的观点[5] 和中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或主客体统一的思维方式“回归”了。

总之，现代化的内涵和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研究一国现代化的历史时以何为准呢?我认为，历史研究本来应当具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因而，一方面，应当将所论事物放在当时的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另方面，要用当代的现代化概念和历史观，对所论事物及其潜在效应作出评价，也就是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方法论。[6] 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研究西欧现代化，一般是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讲起。这是因为，在欧洲，人们的思想不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树立人文主义世界观，现代化将无从谈起。中国不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一直是人文主义的。但中国的现代化也有一个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问题，而且时间很长，需要专门考察。

研究西欧的现代化虽是从文艺复兴讲起，但经济上的变动，或现代化因素的出现，实始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这几乎成为史学界共识。学者们一些关于16—18世纪西欧经济变迁的论述，实即他们关于西欧早期现代化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认为这是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和生产力”一节详述了这个过渡。[7] 这始于16世纪脱离行会约束的“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他们造成城市间生产的分工，从而工场手工业兴起。随之竞争使商业政治化，诸如殖民主义、保护贸易、民族国家形成以至英、法革命和海上战争。到18世纪晚期，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产生了机器大工业，同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过渡完成。前后近三百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更为简洁：“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8]

希克斯在他的《经济史理论》[9] 中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虽然各国时间悬殊，并有反复。在西欧，这种转换始于16世纪“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出现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着出现四个方面的“市场渗透”，即：适应新市场的法律、货币和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税制和行政管理的改造；货币地租通行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自由劳动代替农奴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而这一切，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可说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前后也是近三百年。

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 中注意到斯密、李嘉图和身在工业革命中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未提及这场革命。诺斯说，他们所以未“觉察”这场革命是因为西欧的经济变革老早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不过是进程“加速”而已。他把这个变革追寻到1450—1650年，其间贸易“是一种根本动力”。贸易的发展使具有完善财产权规定和自由竞争的“普通法”取代中世纪和王权时代的约束，同时，它使生产组织“从手工业到领料加工再到工厂制”，至工业革命“经历了三个多世纪”。可以说，诺斯是从经济结构和制度变革上来理解现代化过程的。

以上各家理论可显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

对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研究，早期是集中在工业化的问题上。这里暗含一个“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假说，自然是不完整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应该走怎样一条道路，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三四十年代，一些著名学者如方显廷、刘大钧、谷春帆等，对此都曾作出卓越贡献。60年代以后，这种研究已包括在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二元经济理论之内，其实质是，在发展现代化经济时，如何利用传统经济中的积极因素的问题。[11] 同时，也包括现代化工业建设的规模效益、部门结构、地域分布，以及管理、劳动等问题。近年来，还有人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上来研究近代时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因为这时期工业的发展主要受市场有效需求的制约。[12]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学者提出“冲击—反应”(impact_response)范式，认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反应，一时成为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思想。就现代化说，这显然是一种“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假说。中国学者也不少采取这种观点。不过，70年代以后，西欧中心主义在史学界受到批判；又因文化研究成为热点，汤因比的文化多元论重新受到重视；西方研究中国经济史者也有人改为强调内因论。到80年代，“冲击—反应”范式在西方也逐渐失去权威，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13] 一书对该范式作了全面批判。还有人指出，在西方文明冲击以前，中国和日本都已经有了“缺乏科学的现代化”了。[14] 更有一些西方学者，从科技或国民总产值上考察，认为中国在宋代已经发生经济上的“革命”[15] ，那就更与西方冲击无关了。

在国内，早在三四十年代，吕振羽、侯外庐等即对明清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或“市民阶级”有所探讨。50年代，乃兴起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热潮，其势历“文革”不衰，而大成于80年代，著述如林。这项研究是本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从研究现代化的角度看，则是一种“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假说，而“萌芽”亦即现代化因素的产生。参加研究者有的主张唐或宋已见资本主义萌芽，而大多数人认为出现于明后期，或16世纪。这项研究最大的缺点是，历17、18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多大发展，“萌芽并未长成树”，而19世纪后期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洋务派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不能与萌芽接轨。不过，这并不妨碍“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这一假说。对19世纪以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仍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线的。且其研究范围不限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化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然而，从16世纪算起，经过300多年，中国并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几十年来成效显著，迄今还在进行。“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这个模式是否适于中国，未免使人怀疑。

现在谈一下我个人的研究经历。我原是研习中国近代经济史的，50年代主要是研究旧中国的工业化问题。60年代，我参加主编一部三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其第一卷定名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就自然地卷入了萌芽的研究。此事因“文革”中断，全书到1985—1993年才出版。但自1981年起，我除继续研究工业化问题外，转而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的研究。先是从商路、商镇、主要商品的运销和大商人资本等方面，分别考察了明代、清代和近代的国内市场；90年代，又从人口、物价、财政、商税、货币等问题上，考察了16—17世纪和18—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两项论文均见本书)。我发现，中国市场和商业的重大变革也是始于16世纪，即明嘉万年间，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时。16世纪出现的徽商、晋商、陕西商等大商帮，已属自由商人，有类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可作开始出现现代化因素的征兆。用市场和商业来研究现代化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符合这时期需求牵动生产的历史情况。还有一个好处，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在17世纪几乎消失，18世纪再现，仍是稀疏的点，难以作宏观考察。市场发展的轨迹则远较明显，它是连续的，并可利用物价、货币量等多少作一些计量分析，作出周期性曲线。例如，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看出17世纪的经济危机，康熙时的市场萧条，道光时更大的一次萧条；进入近代，还可大体估计出市场商品量的消长，以及诸如30年代危机等。[16] 我想用这种市场分析，连同各时期专制统治和保守势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反动措施(我统称之曰“逆流”)，来解释我国现代化因素发生甚早，但发展迟缓、徘徊难进的过程。[17]

1992年，我国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5年又宣布目标是在2010年形成这种体制。我认为，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因而，我上述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遵循着一种“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这种假说，也解决了上述“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假说的矛盾。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迟早总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但是，正像历史上有的国家或民族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有的没有经过封建社会那样，实现现代化也不一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我国实际上就是越过“卡夫丁峡谷”，由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但进入社会主义后，仍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现代化。

16—18世纪西欧的现代化过程，是由市场需求引起的，需求牵动生产，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这已成共识。中国其实也是这样。我曾作《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见本书)，说明市场需求增长缓慢，妨碍了现代化工业的发展。那么，在16—18世纪这个阶段以前，和在这个阶段以后，是否也是这样呢?

亚当·斯密提出社会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财富增长的主要源泉，而“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18] 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斯密动力”，可用以解释现代化以前社会经济是如何发展的。斯密在阐述这个理论时是从狩猎、游牧时代讲起的，但他讲最初分工出来的弓矢制造者、茅屋建造者等人时，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能力”，而不是社会有这种需要。当然，在有了市场以后，市场需要又对分工发生作用。他又论到，在任何情况下，交换双方都比不分工有较多的“利益”。这就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恩格斯说，价值规律，从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直到公元15世纪止”(按即开始现代化以前止)，都起着“支配作用”。[19] 我认为，斯密基本上还是生产决定论者，但他比古典学派任何人都更重视市场需求；在现代化以前几千年，“斯密动力”理论都是可用的。

工业革命以后，情况复杂多了。大约直到19世纪前期，学者大都是生产导向论者。英国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李嘉图，法国学派的奠基人萨伊(J.B.Say)，都有“商品购买商品”说：一种商品滞销，不是因为它生产过多，而是因为另一些商品生产太少；就整个社会说，生产越多，销路越广。由此出现的萨伊定律，即“生产给自己创造需求”，十分激动人心。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G.F.List)批评斯密的学说是“交换经济学”，因而他另创“生产力经济学”，并认为历史发展是由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最后才是农工商并重的经济。不过，接连出现的市场危机也确实使人苦恼，西斯蒙第(J.C.L.S.de Sismondi)就出来批评“商品购买商品”说，认为生产应服从于消费。

19世纪70年代边际主义兴起。边际主义者从物品的效用或稀少性来解释价值，因而更多地从需求上立论，其中如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M.E.L.Walas)即属需求决定论者，认为供给只是需求的结果。同时期的德国历史学派，如希尔德布兰德(B.Hildbrand)，就按交换的方式提出历史发展阶段论，即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更晚的毕歇尔(K.Bücher)则从交换过程上看历史，先是内部交换，继而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最后是“国民经济”，生产者只为市场而生产，商品要经过许多环节才到消费者手中。

20世纪初，以马歇尔(A.Marshall)为首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占了主流地位。马歇尔首创“需求理论”，从此经济学皆从需求讲起。但马歇尔的重点仍是生产论，并认为极短期内是需求决定均衡价格，长时间则仍是供给起决定作用。对现代化工业说，扩大需求可增加产量而不致提高价格，甚至降低价格，但其他部门，尤其是农业，并非如此。1929年西方世界发生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百货滞销，同时，出现凯恩斯主义“革命”。凯恩斯(J.M.Keynes)彻底批判了萨伊定律，市场上有效购买力成为经济研究的中心。他提出了通过金融、财政手段稳定总需求的主张。在经济史学中，需求导向论也成为主流，奇波拉(C.M.Cipolla)主编的巨著《方坦纳欧洲经济史》(1972—1976年出版)可为代表。

凯恩斯主义主导西方经济学的时间不长。60年代，以萨缪尔森(P.A.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成为主流。萨氏继承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但强调利息率对投资的决定作用，而投资决定国民收入，因而又有供给更重要的倾向。同时，斯拉法(S.Sraffa)提出“用商品生产商品”说，重新重视生产，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70年代末，因美国“滞胀”而兴起的供给学派，则是全面的供给决定论，并重申萨伊定律的正确性。不过，需求导向论仍然活跃，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一直应用的“投入产出法”，就是以需求为基点的。

马克思是坚定的生产决定论者。“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但这是就整个经济系统而言，“就其片面形式来说”，“市场扩大……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20] 他又认为，“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21] 他曾指出，行会手工业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它出售产品，但其“生产处处从属于作为前提的消费，供给从属于需求”。[22] 在早期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他还提到交换有三个阶段：最早是“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参加交换。第二阶段“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第三阶段，“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对象”。[23]

我一向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24] 每种理论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史无定法”，我们在研究中，可以选择这种或那种理论作为思考方法或分析方法，但不能从中得出任何结论。治史的惟一根据是你认为可以代表史实的史料，结论只能由实证得出。我试举一个例子。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19世纪下叶世界市场对我国生丝有很大的需求，出口旺盛，各地都发展蚕桑业。但获得成功的只有原有丝路的杭嘉湖地区和有海运的珠江三角洲。苏北、川东、直隶都经官府提倡，设蚕桑局，以至发放桑苗和蚕种；张謇在南通、张之洞在湖北、左宗棠在新疆，下的功夫尤大；但都无成就。考其原因，都因为没有市场。正如张謇所说，南通、海门一带，“丝不成市，市上线店辄以重秤低价劫利。其偶合缫法者，去卖上海、苏州时，辄为厘局司事签手以漏报科重罚，加以往返斧资，经事计算，折阅十常八九，以是民相语蚕桑无利。”[25]

前已言及，现代化过程包括物质、制度、思想多层次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态多方面。研究现代化，最好是用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整体史学”方法，进行全方位研究，才能体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体现现代化这一历史变革的伟大意义。但以中国之大，除非划定区域，进行这种整体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被誉为整体史学的典范，它就是有地域限制的。布氏的另一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实即研究我们所说向现代化的过渡)没有地域限制，但该书是讲“物质文明”，属于经济史。可是他考察的范围也包括气候、能源、技术和城乡生活、饮食习惯、疾病灾害、社会风尚等多方面。[26] 限于学识，我不能像布氏那样博览，只能将我们传统经济史所考察的现代化因素，用同时期的社会变迁(包括制度和文化变迁)来验证。这里我将题目放宽一点，谈一下我对经济史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看法。

我认为，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的事情，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用去研究了。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在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因素及其运行方式的出现与发展，如果一代一代都是重复旧的运作，那不研究也罢。每个时代都有新的东西出现，都应列入编年史记录，但要有大量的新的因素集中地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才有历史意义，即划时代意义。这可作为本文所称“现代化因素”的定义。

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不论是生产、流通或市场上的，只有引发适合于它的制度上的变革，它才能持续发展，否则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制度包括政府制定的强制性的规则，也包括社会通行的道德和习俗规则。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因素，如现代化因素，不仅需要一般经济制度的变革，如田制、赋役制、币制、市场交易和雇佣劳动等制度的变革，还需要有经济体制的(systematic)和政治体制的(constitutional)变革(这种变革可称为“革命”)，才能保证和促进它的发展。原来，制度不但有限制、规范的作用，还有引导、促进的作用。一般说，制度的良窳可以决定经济的盛衰，体制的改革可以促进经济的革命性转变。

经济上新的因素的发展，尤其是因此而来的制度上的变革，必然会反映到社会上，引起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和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如果这种变迁是正向的、不可逆的，那就是社会的现代化因素，可与经济的现代化因素相得益彰。但是，社会变迁不是与经济的发展同步的，它常有时滞，以至相当长时间的反向。这是因为影响社会变迁的不限于经济，还有许多其他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行为，尤其是中国专制王朝的政府，具有决定性力量。此外，家族、缙绅、地主的保守势力，宗教、礼教和社会习俗的刚性，都会附和专制主义，形成我所说的“逆流”，抑制乃至暂时扼杀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因素的发展。

文化思想变迁不是与经济变迁如影之随形，不可用经济决定论去研究。思想发展有它自己的道路。儒学的发展史，我没有知识。不过，就现代化来说，我以为儒学的现代化就在于宋代以后儒学的逐步理性化，(西方基督教思想的现代化，也是它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化。)儒学原以讲伦理道德为主，没有自己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汉儒继孔子之业，取六经以释其仁学，即汉“经学”。迨宋儒取佛老教义，完成以理为根本的本体论和以格物穷理为要略的认识论，成“理学”，这就是儒学的理性化(李约瑟称之为科学化)。明王阳明创“致良知”说，将“知”和“理”直接挂钩成一元论，使儒学进一步理性化。“致良知”说提高了个人思考价值，使人解放思想，导致16世纪颇为轰烈的反传统思想，和17世纪以“经世致用”为主题的启蒙思潮。这可说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因素的积极制约作用。然而，清代的文化专制主义的“逆流”较之社会经济上的逆流更甚。到18世纪，不但经世致用的启蒙思潮夭折无闻，整个儒学也回到“经学”的老路上去。这自然对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因素起着消极的制约作用。当然，进入19世纪，有更大的启蒙思潮兴起，同时，“西学东渐”渐居主流了。

本书是我的第三本论文集。第一本是《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内容如书名，是选入我1985年以前所作7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和5篇关于中国市场的论文。第二本是《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选录了我1986年至1995年所写的6篇关于市场、7篇关于中国近代化、6篇关于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论文。明显地看出，这十年我已不再进行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已出齐)，除继续研究市场外，转而注意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其中我认为比较得力的是《论历史主义》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两篇文章，两篇都经广泛转载，后者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被选入诸如“中国科技成果”之类的记录书。我提到它们，是因为现在这本小册子中没有关于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文章，但我对这个问题仍有兴趣，有些看法是在本书附录部分，在这篇“代序”中也提到些。

本书距我上一本论文集只有三年。我已入耄耋，写不出多少东西了，连同附录，选入本书的24篇，并不都是这三年的作品。这三年，我更注意现代化(近代化)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因素是16世纪开始出现的(有人称之为“嘉万说”)，我系统的考察也从16世纪开始。到现在，我在市场方面刚探讨到19世纪上叶，在社会、思想方面仅及17世纪。“恐年岁之不吾与”，能否继续下去真不敢说了。

本书内容可分四组。第一组偏重于现代化理论方面。包括这篇“代序”、《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三篇文章，都是995年以后的新作。第三篇是想实践我在这篇“代序”中关于经济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关系的论点的一篇试作。我对社会史、文化史本无知识，这篇试作乃是探路性质，希望多得读者的批评和指教。

第二组是关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工业化的问题，有《论二元经济》、《论工场手工业》和《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估计》三篇文章。前二篇是旧作，我在这方面文章较多，选此二篇，因为它们都在计量上修订了我过去的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发挥。第三篇是新作，是综述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三卷附录中所作的资本积累和产业产值的估计，并加以修订。

第三组是关于中国市场史的研究，有六篇文章。前三篇即关于明代、清代、近代国内市场的研究是我80年代的作品，从商路、商镇、主要商品运销和商人资本等方面考察市场的发展。其中清代一篇我曾试图估计1840年以前的市场商品量，当时资料不足，估计偏低。近年来，时贤对此已有多家估计，远胜于我，我不能掠他人之美，因在“附言”中简介。《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两篇长文，是我90年代改从市场周期性、人口与耕地、物价、商税、货币量等方面考察市场的发展，注重计量分析。其中16、17世纪一篇已发表过，18、19世纪上叶一篇虽写于1997年，但在本书尚属初次发表。最后一篇《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也是新作，是将过去我对市场商品量的各种估计综合起来，并加以修订，试图得到一个系统的概念。

第四组附录，包括一篇专题评论、一篇书评和十篇我为时贤著作所写的序言，跨时间较长，都未曾收入我过去的论文集。为人作序实在困难。因为所序都是专著，对这个专题，我所知道的绝对比作者所知道的少得多，我只能从中学习。至于观点，学术著作应该各有各的观点，不在序言讨论之列。所以我写的序言，大都是讨论经济史理论，尤其是方法论问题。我主张“史无定法”，但对每种“法”的理解和应用，是可以讨论的。例如实证主义与所谓“科学的史学”，诸如逻辑实证主义、模式论；历史主义认识论与相对主义认识论；比较史学与参照系；区域研究与中心地理论；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应用等。在讨论中当然会包括了我的看法，这也是把它们收入我的文集的理由。

本书各篇原是单独的文章，自有些叙述雷同。收入本书时我作了一些删节，但为文意完整，仍不免有重复之处。

[1]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动向》，载《现代史论集》第1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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