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还有一个后顾之忧。尽管它不想给中国提供核心技术，“但它后来会发现，它不得不向中国提供技术，因为欧洲国家在向中国提供技术，美国在向中国提供技术。”
“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这一观念正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所接受。”前不久，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东京会见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时如是说。
与此相呼应，近段时间，日本制造业巨头索尼、东芝、日立的掌门人出井伸之、冈村正、庄山悦彦接踵来到中国，为各自企业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排兵布阵。“中国是索尼在东亚的增长引擎，到2008年，索尼在中国的营业额要超过日本。”出井伸之雄心勃勃地说。日立、松下则宣布，到2006年（东芝为2008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均要达到1万亿日元。
为实现上述目标，松下已宣布，将在杭州建立世界规模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日立则计划在过去3年已投入10亿美元的基础上，未来3年内再向中国投资10亿美元。
人们清晰地记得，一年多前，日本媒体曾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鼓动日本企业“战胜中国制造”。目前，“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国内仍未销声匿迹，但日本大企业却反而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其缘由何在？
东亚的领头雁？
“日本媒体提出‘战胜中国制造’，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害怕，企图以此阻止日本企业大规模向中国迁徙。”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中日经济关系的专家高兰博士分析说。
根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网上资料，截至2001年4月底，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已达两万余家，合同外资金额超过40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90亿美元。
2002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情有增无减，当年新签项目2745个，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外资金额分别为52.98亿美元和41.90亿美元；累计投资项目数达25147个，累计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投入金额分别达495.32亿美元和363.39亿美元。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投资国。
正是日本企业这种潮水般涌入中国的情景，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恐惧。他们担忧，日本企业外迁可能会引起日本经济“空洞化”和高新技术外流，从而改变日本经济在东亚雁形经济结构中的“头雁”地位。为此，它们向那些外迁的日本企业发出了这样的质疑：“断言日本制造已没有竞争力，随大流把工厂迁至国外的选择真的正确吗？”
“雁形经济结构”是日本经济学界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六七十年代开始推行的一种经济模式，其目的是为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提供理论依据。1988年5月，日本总理大臣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曾提出过一个“东亚经济圈”的构想，圈内成员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东亚经济圈”借用的经济模式就是“雁形经济结构”，而日本将自己定位为东亚经济圈中的“头雁”。
斯时，日本已成为紧追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制造”风靡全球，日本汽车和家电等产品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不但在中国市场独领风骚，而且长驱直入欧美市场，“在美国，80％都是日本车”的情景，曾被日本人津津乐道。日本希望长期保持雁形经济结构中的头雁地位，领飞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日本经济在高速发展中潜伏的泡沫开始破裂，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经济进入了持续十年的衰退期。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企业不得不将生产线向外迁移，中国是它们的首选之地。
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好处多多，除了可以获得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还能使产品更贴近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20世纪60至80年代，主要是欧美市场支撑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产品60％以上输往欧美。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企业实力的增强，日本与欧美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日趋频繁，它急需开辟新的市场。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邻国———中国，无疑是其最佳选择。
日本企业到中国设厂还有一个好处：在日本无法做到的24小时不间断开工，在中国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由于昂贵的设备每小时都在折旧———财务损耗和自然损耗，24小时连轴转的生产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从而可以获得更多利润。
核心技术留在了日本
日本企业将生产线外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追赶欧美。尽管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追赶欧美成绩卓著，但由于当时美国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毫无保留地向日本提供最新技术，日本企业在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领域并没有跟上欧美国家的发展步伐。尤其经过整整十年的经济衰退期，日本与欧美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在信息技术、软件和通信领域，日本没有一家企业能与IBM、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诺基亚匹敌。
事实上，日本企业虽然把生产基地、研发基地转移到了中国，但他们却把核心技术和核心制造业留在了日本。而若将附加值较低的产品连同二流技术和设备一起转移到中国，日本企业就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发展高新技术，专心致志地追赶欧美。
有迹象表明，近两年，日本企业已经将外移的高端产品制造从东南亚或中国悄悄返回日本。据高兰介绍，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制造业保证有10％左右的核心产业留在日本。
“10％的核心技术才是关键，中国人不容易学到，所以日本有信心战胜中国。”高兰说。
日本为什么要将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里？上海华虹NEC前总裁国吉敏彦曾向记者吐露苦衷：“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技术是日本最重要的资源，如果将技术倾囊出让，日本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但日本企业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与它反其道而行之的欧美企业乘虚而入，抢占了中国市场。如今，曾在中国市场独领风骚的日本汽车和家电产品已风光不再，“车到山前必有路”，但有路不再有丰田车。这也是日本企业近两年重新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企图卷土重来的重要原因。
谁战胜谁？
将“日本制造”大规模地向中国迁徙，然后将其产品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再销往中国和世界其他市场，这是日本政府和企业为维护雁形经济结构，并继续保持自己领头雁地位而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日本制造”与“中国制造”贴身肉搏的重要策略。
事实证明，日本的这个策略颇为成功。近两年，日本经济已经复苏，这固然与小泉首相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息息相关，但日本制造业大规模迁移到中国，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才有小泉首相“中国的发展是日本的机遇”一说。
但是，“日本制造”果真能战胜“中国制造”？答案当然是“否”。20世纪90年代，当日本经济持续萧条时，中国经济已经崛起，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GDP年均增长9.4％。GDP总量已位居全球第六，在美日德法英之后。在过去三年中，全球GDP增量的三分之一由中国经济所创造。
“无论国民数量还是国土资源，日本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邹东涛说，“随着所有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高速增长势头还会维持十年左右，这对日本是个极大的挑战”。
日本还有一个后顾之忧。尽管它不想给中国提供核心技术，“但它后来会发现，它不得不向中国提供技术，因为欧洲国家在向中国提供技术，美国在向中国提供技术。”西门子家电中国公司销售总经理吴建科说。
日本制造和日本产品要想在中国长期立足，还必须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情绪问题。“这是一个很伤痛的疤”，吴建科语调低缓地说。
而要磨掉这个疤，需要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如果日本企业不放下架子，实现生产和研发的本土化，它很难和欧美企业在中国竞争。”高兰说。
“中国制造”能否战胜“日本制造”？邹东涛和高兰都认为，近十几年内也不太可能。“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太弱，研发的资金水平在国际上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这是中国的一大缺陷。”邹东涛说。
一个多月前，索尼公司董事长出井伸之在北京曾直言不讳地告诉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等中国企业首脑：尽管经过了十年的衰退期，但目前，“日本的制造业依旧非常强大”。
中国制造业与日本制造业存在一个重要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重化工业在整个日本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超过50％，但目前中国的重化工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仅占有30％多的比例。
从轻工业为主转为重化工业为主，是国家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加工厂，但我们的制造能力主要集中在轻工领域，重化工业的制造能力仍然落后于日本。”高兰说。
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也不如日本。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直至2003年，我国的经济总量也只等于美国的1／7，日本的1／3。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之所以能够在部分领域超越美国，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超越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发达国家俱乐部里的竞争，日本遇到的发展阻力相对较小。现在中国虽然已加入WTO，但并没有成为西方国家俱乐部的一员，中国要追赶日本会受到诸多国际因素的干扰。为此中国企业必须头脑清醒：经过较长时间的追赶，中国制造一定能战胜日本制造，但现阶段我们不可盲目乐观。
合则两立
“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究竟应当建立怎样一种关系，才有利于两国企业和两国经济和谐发展？邹东涛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日本企业应当和中国长期合作，否则它就没有出路。”
高兰认为：“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可以并驾齐驱，未来的东亚经济会出现中国和日本两个金字塔的结构，日本应当承认这种局面。”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各有所长，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它们应当实现共赢，而不应该恶性竞争。近两年，日本经济已经摆脱衰退，开始全面复苏，急需重新大规模向外输出；而中国经济经历了前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软着陆，同样需要吸收、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目前是中日经济难得一遇的磨合期。
但人们希望，随着制造能力的转移，日本把自己第一手的技术也拿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曾提出了“用市场换技术”的引进外资策略，但令国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让出了大块市场，获得的世界一流技术却寥寥无几。“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与外国投资者的谈判中，应逼迫他们拿出核心技术，否则我们不要轻易让出市场。”高兰说。
“日本制造”要想在中国长期立足，还应使自己成为中国的企业公民。富士施乐（深圳）有限公司为使自己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将环境保护视作自己的责任，在扩大投资、发展生产的同时，他们不惜耗费巨资，引入高科技的环保技术，获得了中国环保总局的表彰，这也是第一家获得中国环保奖项的外国投资企业。
“中国制造”要想与“日本制造”并驾齐驱，中国企业也应当学习日本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前不久，中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到日本考察，日本企业千方百计降低成本的做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的管理经验对我很有启发，”从日本回国后，胡德平向人们宣传说，“中国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我们既要保持这种优势，也要想到如何运用技术发明专利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
吴建科则建议，中国企业要从竞争走向竞合，实现研发资源共享，通过行业协会，共同与日本及欧美对手竞争。“中国政府应当有的放矢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支持，培育出一两只彪悍的、在国际上驰骋的马，并通过它们带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毫无疑问，中国人完全可以制造出世界一流的、最好的产品。”邹东涛、高兰、吴建科均对此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