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中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对过热的经济进行降温;最近,中国央行又提高人民币利率,以期实现经济转好。以上措施,皆被认为是中央为避免出现经济硬着陆而下的猛药。对於中国能否实现经济软着陆,业界虽说法不一,但基调一致悲观。
在汇丰银行第14届总行年会开幕式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宣布人民币资本专案下已经实现了部分可兑换。他说:“要实现资本专案可兑换,在顺序方面应是先放松流入,後放松流出;先放开长期资本流动,後放开短期资本流动;先放开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後放开对非金融机构和居民个人的管制;先放开有真实背景的交易,後放开无真实背景的交易。”
对放松跨境资本流入中国,为何有如此高的期望呢?中国的决策者发现,大量的资金流入导致国内经济出现泡沫,而且实际情况比我们看到的更严重。这个结论从中央政府“两手抓”(一手宏观调控,一手提高人民币利率)的高调姿态就可以得出。他们深知,一旦中国经济放缓,社会将更加不稳定,届时局面将如脱野马一样不受控制。
近年来全球发生过几次较大的经济危机,包括1992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及2000年科网股崩盘。虽说导致上述经济危机的经济活动各有不同,但它们还是有一点共性:人为的低息和价格上扬引发的资本大规模流动。当纳斯达克科网股泡沫破裂以後,美联储把基金利率调低至 1%,以避免出现经济通缩,从而造成了全球性经济泡沫;而中国的经济泡沫只是其中一部分。
低息促使企业家发展新专案,因为他们认为目前资源丰富,未来需求强劲。如此必然导致投资过度、产能冗馀、能源争夺激烈,从而激起价格上涨。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2%粮价上涨31.7%。
在中国,人们看不到有效的市场机制,理性的消费者,正常的经济走势曲线,有的是数不尽的投机者。而造成投机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低息,中国的央行和美联储自然脱不了干系。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认为,货币和信用扩张会扭曲市场利率,发出错误的价格和利润信号,进而导致资源向错误方向流动,资本配置失当,储蓄与投资失衡。
摩根斯坦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如此认为:·在美联储2001年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1%後,投机性质的资金大量涌入中国。充裕的资金掀起了一场投资热潮,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实际利率长期出现负值,则更是推动了投机资本流向中国,造成泡沫。
· 2004年第一季度,美国家庭财富的净值从2000年的42.3万亿增至45.2万亿美元,其中房地产部分从12.5万亿涨至16.6万亿。2000年至 2003年,房屋价格增长31%,而上个三年增长率仅为13%。若没有房地产板块的贡献,美国家庭财富也不会如此增值。
·由於投资过热,中国市场的回报率降低。流入的资金和出口利润没有再转为投资。
·房地产价格飙升,人们希望通过投资获得较高回报,引发投资热潮。
·去年投资零售业收入增长30%,和投资增幅不相上下;今年(目前为止)零售业销售收入增长44%。由此看来,当前投资热潮产生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为满足消费需求。
·在这场投资热潮中,材料、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都赚了个盆满钵满。而前两者的利润完全依赖於房地产市场的强势需求。所以,需求越多,房产价格越高,这三个市场收益越丰。
·在建的房产总面积将达到14.6亿平方米,年底有望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各种资料显示,房产市场扩张过快。
·房地产占了固定投资的三分之一强,是2002年积累至今的苦果。将来的调整必然伴随着阵痛。
虽然中国声称自己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但实际上中央计划依然控制了50-70%的经济活动。计划经济体制漏洞百出,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体制僵化;大量外来资金难以灵活有效地吸收;而这势必成为腐败的孳生地。
Barry Naughton教授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刊登了他写给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他说:“中国的每项投资都需得到政府批准。政治的影响力不可避免,而贿赂也就无处不在。经济过热造成能源短缺,不少城市拉闸限电。房地产不断吸收投资,发展商不停征地建楼,而楼盘的空置率据高不下;一些重工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国家的经济受此影响,短期难以恢复。金融丑闻接二连三地发生,大大刺激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一些投资项目因此泡汤。”
经济学家吉姆·格朗特(Jim Grant)在其Money of the Mind一书中说:“借贷与风险密不可分。每一笔借贷款,无论任何降低风险,仍然是投机。而中国的借贷纯粹就是投机,从不考虑任何风险。”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认为,中国的银行就与涌泉无异,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当地政府和国有企业,没有人去考虑风险和利润。银行业的呆帐高筑,几乎就要使得整个产业破产。在2003年年底,贷款额已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5倍,成为全球最高;坏帐所占GDP 的比例若超过40%,金融体系岌岌可危。很多分行的职员不知如何区分正常贷款和不良贷款。他们在加大发放贷款,多吸纳存款方面非常“努力”,这与他们的收入直接挂勾。至於风险、回报等,就无人过问了。
中国政府曾多次动用外汇储备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填补坏帐,但是情况一直不见好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1999年改为国有商业银行後,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银行不良资产14,000亿元。
按理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把14,000亿元人民币不良资产剥离後,应该大踏步地走向市场了。但有权威资料显示:到2001年4月,这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呆死坏帐又重新聚集到10,000亿人民币,而到2004年初这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呆死坏帐继续增加到12,000亿人民币(其中,中行、建行此次剥离3,000亿人民币)。这就是说:在19992004年这五年时间,中国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在原地踏步走、呆死坏帐依然没有得到金融环境的根本改变。事实的结果是,从1999年到现在短短的五年间,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在直线上升,而且盈利水平仍然无法实施。无奈, 2004年年初中国政府再次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但这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依然没有好转。6月29日,中国政府只有再次为中行、建行剥离不良资产3,000亿元。
由此看来,纵使中国改革大步向前,要实现银行业的健康发展还需时日。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举办的“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研讨会上,《外交政策》杂志编辑奈姆(Moises Naim)说:“对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有所了解後,我们发现它存在不少隐患。”不仅在金融领域有泡沫,而且众多社会领域也有很多问题令人堪忧。
中国农村约有1.5亿的闲散劳动力; 国有企业有1000-1200万冗馀劳动力; 每年还有1100-1200万的新生劳动力。
奈姆表示:“8亿农民收入只及城市人的15%。城乡收入不均,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如此多矛盾,中国继续这样高速发展下去,未来不发生问题都难。”
中国的决策者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着力解决;然而地方官员却常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这样,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 Naughton教授说:“2001年,中国各地盛行建设大潮。一方面,当地官员可以借此彰显自己的政绩;一方面,中共十六大在即,得想办法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今天的经济泡沫形成於此时。在新的领导集体上台後,地方官员干涉经济活动的风气愈演愈烈。今年5月被叫停的江苏铁本事件(该钢铁专案涉嫌非法征地,违规贷款)只是冰山一角。”
最近的人民币升息揭开了中国经济硬着陆终结的序幕。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不断投资,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的服务产业还不成熟,在GDP中的比例不到35%,在经济大国中是最低的;国内消费也不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仅占GDP的54%,也在经济大国中排名最末。
消费板块也是问题丛生。消费品价格暴涨,会导致需求下降。中国社科院近期的报告指出,上海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所得比重达155%,北京达122%,青岛为95%,杭州91%,深圳85%,宁波79%,天津44%。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谢国忠说:“而5年前,家庭实质负债接近於零,中国家庭负债增加速度之快是全球仅见。”
硬着陆的影响将波及所有资产市场:股票、证券、房地产和商品。现在中国的经济能量不可小觑,搞不好甚至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复苏。只要看看两国的经济关系就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
中国是最大的商品供应国美国为最大的商品需求国中国把商品卖给美国消费者消费者付美元给中国中国把美元投资美国债券债券收益转低,刺激美国消费者的投资需求 受此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加大。
中国和美联储都在调息,这样中国发展放缓,美国的消费需求减少。美国的消费开支占据其GDP的70%。前三年走势向高,就是美联邦基金利率调低的结果。
美国人提前消费,负债率很高。别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央行)却在为美国埋单,它们持有的美国债券额呈不断增加之势。
在通货膨胀演变成更为凶猛的经济危机之前,中国的决策者不惜以硬着陆为赌注来冒险。不少专业人士认为中国可以控制经济放缓,而经济大局不受干扰。但是中国投资过热,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央统筹的计划经济依然存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经济硬着陆似乎不可避免。
投资热影响深远。尽管有上述种种忧虑,随着中国在经济回圈中不断发展,其市场机遇,无论长短期的,都是令人兴奋的。最终,在吸取教训之後,中国经济仍可望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