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验：泉人爱拼善借力
泉州古老的文明一直是泉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发力的种子。他们秉承着先民们的勇敢和智慧，果断地在过去的20多年开拓了新的天地。
当他们创业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候，当他们的创业故事影响他们后代的时候，他们就跨出成功的第一步。成功的背后总有很多理由，“泉州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至少有三支力量不可忽略：没有深厚的商业历史积淀，没有民间商业力量的努力突围，没有改革开放及政府的开明，或许就不会出现泉州现在的辉煌。
历史积淀成就泉州商帮泉州地处东南，面海背山。浩瀚无垠的大海，为泉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就成为泉州发展海上交通的优势，也为泉州人经商意识在那里打开了通道。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宋元时期，泉州地区的经济，在当时生产力所能达到的条件下，已经呈现出百业俱兴，多头并进的局面。这为泉州现在的产业集群的产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现在的磁灶以盛产青瓷而出名，其产品以价廉物美而畅销海外。德化则以出产白瓷而久负盛名，这些产品早在宋元年代就以其产品质高造精而备受外国的青睐，成了出口的拳头产品。近年来，随着水下考古作业的兴起和进展，已陆续在澎湖群岛和南海海域等地发掘出大量沉没于海底的泉州地区所产的瓷器。这些瓷器的出土，从一个侧面证明宋元时期泉州一带瓷器生产的规模和外销的情况。
到了元代，泉州港更是盛极一时，与之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高达107个，比宋代多一倍以上。摩洛哥的旅行家伊本。拔都对泉州港的繁荣更是赞叹不已，在他的《游记》中盛称泉州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实则可云唯一之最大港”。
由于泉州是个较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方，又是一个较早接触和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地方，先辈们不畏艰难，漂洋过海，经商致富，敢闯天下，艰苦创业的精神和传统，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泉州人。在先人们的熏染下，在外来思想和文化以及长时间受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铸就了现代泉州人放眼看世界的开放意识，较强的超前意识，商品经济意识和艰苦创业，百折不挠，敢冒风险，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的性格。
这种性格一直让泉州人受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后期，泉州曾经是“资本主义泛滥成灾”，而回头想想，人们就会觉得，那是泉州人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渴求的超前反映，并在一定范围内和某种程度上进行尝试而已。再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陈埭，当不少地方和人们还在争论是姓“社”还是姓“资”时，这里的人就率先兴办起乡镇企业，使乡镇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枝花”。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方池雄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无论是追随“郑和下西洋”或“施朗收复台湾”飘洋过海的主动，还是民国以来迫于生存压力和政局动荡不安无奈的移民出海，都事实上造就了第一代“闽南泉州商帮”在海外的崛起。他说这些人承袭了先民“爱拼才会赢”的个性，成就了他们的富豪故事，比如祖籍晋江青阳的菲律宾首富陈永栽，祖籍安溪的台湾首富王永庆，祖籍泉州的新加坡巨商黄亦聪，他们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闪耀于东南亚经济圈的上空。容易被中国商业史所忽略但实际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首的“郑氏财团”，他们无意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向海洋并利用海洋生存发展、按照海洋模式生活的原始商业集团。无论是郑芝龙依靠明朝权势开展家族海上贸易，还是郑成功盘居厦门、台湾筹措“反清复明”经费，都充分利用了“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的贸易网络，把国内东部地区（如苏州、杭州、山东等地）设为他们的商贸点做买卖，同时又与荷兰人、日本人和吕宋人做贸易，为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间力量加速泉州发展
泉州是我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泉州籍华侨、华人有600多万。泉州自古以来的经商传统和丰富的海外人力资源及其所带来的资金、信息、网络等诸多优势，为泉州现代的崛起和“泉州模式”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七匹狼公司的历史沿革中，香港益安公司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香港益安公司的拥有者与周连期家就有亲戚关系，这位香港亲戚也是长期从事纺织品贸易，在周连期早期做纺织品贸易时就和他们有生意上的来往，觉得这几个年轻人是“干事”的人。
周家兄弟想要建立自己的企业时，首先想到要说服这位香港亲戚帮忙。一方面，外商的投资可以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可以使公司享受诸多优惠。另一方面，通过益安公司，七匹狼公司进口了先进的生产设备，还在香港请了几家成衣制作的顾问公司出谋划策。
建厂之前，周连期在香港亲戚的帮助下，参观了很多香港的制衣厂，了解他们的生产工艺、管理流程、原材料和设备使用等情况。在外商的支持下，七匹狼公司引进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并实施了成熟的管理模式，这使得它与同类企业相比，有较高的起点。
不只是七匹狼，泉州很多企业在发展的先期，都曾受到海外亲戚的帮助。但也就是这些点滴的帮助和启迪，造就了泉州企业今天的格局。
政府开明引领改革创新
有人在总结泉州的经济在几年时间能飞速发展的原因时，认为和当地政府的施政措施分不开，他们认为泉州市政府能够坚定不移地实施“县域突破”战略，发展壮大了县域经济，以强县支撑强市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小康之路。这个经验后来被众多经济学家称为“泉州现象”。90年代中后期以来，泉州市着力解决“户户冒烟，村村点火”所带来的农村工业呈发散性发展，产业空间布局紊乱、土地资源浪费等不良现象，以建设相对集中的特色工业区为切入点，以构建产业链为主体布局，以产业集群作为提升开发区内涵和功能为主要内容，推动泉州企业朝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形成区域化的“块状经济”格局，打造了“中国鞋都（晋江市）”、“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石狮市）”、“中国建材之乡（南安市）”、“中国树脂工艺之乡（丰泽区）”、“中国石雕之乡（惠安县）”、“中国芦柑之乡（永春县）”、“中国乌龙茶之乡（安溪县）”、“中国工艺陶瓷之乡（德化县）”等众多国家级地域品牌，给“泉州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和生机。
谈泉州经济，论“泉州模式”，有两个话题是泉州人所津津乐道的。
一是“泉州模式”的核心“晋江模式”。谈“晋江模式”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侨乡晋江商人利用“三闲”（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优势，“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而制宜，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成为“泉州模式”的典型代表。比如它的“一镇一品”或“一镇几品”的镇域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它的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乡镇建设路径等。二是90年代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谈“中策现象”是源于祖籍泉州的新加坡商人黄鸿年利用香港上市公司“中策投资”为棋子，通过资本运营一揽子收购泉州市37家国有企业，首开我国利用外资成批改造国有企业的先河，一度在海内外引起广泛争议。这种争议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泉州模式”来说，更是“别有一番意义在心头”。
从两个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窥视泉州市决策的开明和果敢。
在宽松、优越的发展环境下，泉州市各县（市、区）分别发挥港口、海洋、工贸、外资、旅游、对台、资源等优势，加强区域之间、山海之间在生产、信息、流通、人才、技术、资金方面相互联合、相互渗透，增强经济的互补性，共同推进该市经济的发展。晋江、石狮、南安一带的纺织、服装、鞋帽、建陶、石材、糖果，安溪的竹藤、茶叶，永春的芦柑，德化的工艺陶瓷，惠安的石雕、啤酒等专业生产基地长盛不衰，年销售额均达数十亿至几十亿元。专业化生产基地长盛不衰，年销售额均达数十亿至几十亿元。专业化、基地化、区域化生产，有力地推动了泉州市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也使各县（市、区）成为了经济实力很强的“小虎”，以各县（市、区）的强强联合造就了泉州的经济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