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郎咸平批判的势头，没有就此止步。
郎批评中国企业家花数千元去听通用电气前CEO杰克。韦尔奇的现场布道。他着手颠覆了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家心中的标杆韦尔奇，认为其一手创立的"产融结合"对GE是一个可怕的泡沫。在"德隆"这样追逐"产融结合"战略的民企，在2004年政府"宏观调控"中倒下之后，郎向台下成百上千前来聆听他布道的民企老板宣称："中国企业若要做大做强只能造成悲剧".郎专业的数据分析确有其道理，但这并不能真正回答，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度，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反倒成为一个悲剧？！
"悲剧"如何诞生
如果将郎与其目前批判的企业和人物，放在一个时代的平面上，才能理解这里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1986年，郎来到美国沃顿商学院攻读财务学博士时，在几乎20年后，他所要批判的人物：倪润峰才作为第一批厂长负责制的厂长登上国营长虹机器厂，张瑞敏才进入海尔的前身。李东生所工作的TCL只是一个生产磁带的小企业。德隆之唐氏兄弟正默默无闻在新疆搞彩扩这样的小生意。他们之中没有谁受过什么严格的财务教育，或者企业管理的培训，甚至他们身在的国家，对于现代企业都不能说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对于那些执掌国家命脉的当权者，关于"现代企业"，也刚刚从"资产阶级"的罪恶中挣脱出来。而杰克。韦尔奇已经开始GE的战略变革。
没有人能想像就是这些人物及其企业，能够成为20年后，在面对急剧的全球化变局时，成为检验中国是否有前途的企业标杆。"转型"社会急剧嬗变的历史，压缩了中国企业进化的几乎所有的阶段。当然，也包括他们所身在的国家。
20年的市场化之后，中国的企业试图告别机会主义，真正进入战略竞争的阶段。韦尔奇之热就不是没有时代意义。
郎咸平因为中国企业的基因，告诫企业不要有做大做强的过分想像，但他所告诫的也只能是民企。因为，它们"做大做强"的战略，可能并不包容于这个国家的战略和"游戏规则".掌握中国最庞大国资的国资委，早已清晰地展现了国家战略的一个核心："做强"大国企。
正如，在2004年"宏观调控"，德隆、希望、复星之类的民企，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而跨国公司置身于外，在华从容战略布局；大国企则趁势扩张，"民退国进"，以至于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不得不出面告诫属下的中央企业，"德隆、铁本这些企业，你们不要沾手……我提醒各位，对于收购宏观调控针对的重点行业中的企业，要持慎重态度".总之，在清醒的观察家要求中国企业建立自觉的"国家战略"观的时候，人们已经看到无论是金融还是重工业，国家战略中都没有让民企成为主流的愿望和准备。"产融结合"的战略对于民企，本质上是走不通的。这无非是在说明，对于中国企业，它们的战略是否成功，区别在于只是从国家战略中获得的支持，不可同日而语？！
必须放弃膨胀"国家队"的偏好
抛开"该死"的"产融结合"，韦尔奇的真正价值，甚至只要看到那些东西，建立自信，从人生中的第一场球赛开始……韦尔奇一定展现给中国企业完全不同的商业和企业竞争的魅力。在韦尔奇身上，中国人更多时候只是寻求那种坚定的无所顾忌的变革决心。
韦尔奇的时代是，西方如何苏醒，转向日本人的时代，是美国的世纪如何不变为日本的世纪，韦尔奇展开追求卓越的战略变革冒险。
这是那一代美国CEO命中注定要面对的世界性的攻击，也是他们长期梦魇的地方。但这也是一场关于赢的竞赛：企业，人物，国家，制度。
韦尔奇只是说，商业是一场游戏，不要那么严肃，枯燥无味，毫无乐趣。商业就是生活，只是我们每天都想获得胜利。他对与之在圆桌上对话的TCL董事长李东生说，你太过于严肃了。
如果这不是一场关于捍卫现代世界最基本价值观的殊死搏斗，那么，结论只能是这些。但在中国，绝没有韦尔奇这样的轻松。许多想全心致力于企业基本规律和竞争价值的中国人物，发现他们必须回到一个起点的东西上，政治与企业。
关于中国国家战略与企业战略交锋，是2004年的焦点，背后隐含的追问在于，中国人到底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全球化竞争中扮演什么角色？
"和平崛起"的旗号，曾貌似正确的赢得官方和民间的一时追捧。但"世界工厂"的未来未必乐观，大国博奕的要点在于，试图牢牢将中国锁定在跨国公司价值链的低端，而力图突围的本土企业，往往难以得到富有价值观的国家战略支持。
中国国家战略的路径的选择与"心"的立场，已经息息相关。
中国的国家战略，因为其现代基因的缺乏，往往会沦为为旧体制延伸而服务的工具。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我们必须不能让"宏观调控"中民企的"落马"，变成不断重复的事实，必须让"中国梦"坚挺起来，重塑其政经哲学和道义，从瓜分国有资产，从官商勾兑的指控中，挣脱出来。而这一切只有解开国企的"枷锁"，政府才能从其中解脱出来，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制定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国家战略。只有离开"国企"的后院，中国国家战略才能真正消除WTO框架中，非市场经济的"屈辱"地位，才能走出全球竞争中反倾销"泥潭"，才能真正实施反垄断法，将已取得强势地位的跨国公司，置于与本土企业公平竞争的体系中。
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胆怯和言不由衷，大声、真实地说出：政府必须放弃那种根深蒂固地膨胀"国家队"的冲动和偏好；国家战略变革的任务就是创立一个自由企业可以生存和成长的体系，而不是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