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茅于轼：地方与中央博弈 中央永远是输家
在这场博弈中，中央永远是输家，因为中央的信息肯定没有地方的信息充分。
铁本事件成为违纪经济的一个典型,也是地方对抗中央经济决策顶风作案的典型。中央政府的果断措施给各级地方政府作出了范例，表明中央治理宏观过热的决心.然而从整个经济改革的理论方面来看，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经济是不是过热。
认为已经过热的主要观察是投资增加得过快。但是经济是复杂的，一两个单项指标能不能说明整个经济的过热，是有争议的。在政府内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对形势的判断也是有差别的。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问题，拿出断然的治理决心可能是过早了一点。
即使经济已经过热，治理宏观过热的手段，按照经典经济学的理论，应该动用宏观经济的手段，就是利息率、税收（政府开支）和货币供应，而不应该采用微观经济的手段。
是的，微观经济手段是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但是成本很高。宏观经济出问题不是个别厂商的问题，也不是某个投资项目的问题，而是总体上供应和需求不均衡。如果用微观经济的手段处理宏观经济问题，只有在中国可能成功，因为政府的决心一旦表现出来，会对各级政府起示范作用，他们的行为跟着会改变。靠着政府的行为，经济全局会有反映。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微观手段是不能够解决宏观问题的。
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国家，过去熟悉的是行政命令管经济，对如何使用宏观手段并不很熟悉。每逢经济出问题，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这次也不例外。可以预计，行政命令的办法肯定是有效的，但是代价很高。铁本事件已经证明损失极大。
和铁本事件类似的案例还很不少，这些损失最后或者由政府埋单，或者由银行埋单。不管怎么样，最后都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在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中，决策人所犯错误的经济损失，大多数是由老百姓埋单的；而在市场经济中，账算得比较清楚，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任。我国的投资体系，大体上讲还是计划经济占主导，所以浪费严重，坏账泛滥。中国成为世界上资金运用效率最低的国家，这次铁本事件说明对这一现象至今缺乏应付的办法。
铁本事件至今还没有看到该项目的经济评价有什么结论。究竟它是经济上有效的还是一个腐败骗钱的项目？现在对它的批评主要是程序和审批手续上不合法。如果经济上是可行的，手续不全，以后可以补办，项目不能因此而废。当然从法律上讲，审批应该在立项之前。但是我国的项目审批制度也一直在改，说明审批制度本身的毛病就很多。
按理说，法律应该是判断是非的准则，政府虽然有权威，也不能破坏法治。企业只要依法办事就应该是安全的。但事实上我国的法治极不健全，严格地依法办事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论企业如何守法，政府总能找到他的毛病。同样地，如果企业有权去检查政府，也能够查出政府的毛病来，而且往往是政府的毛病更多。只不过企业没有检查政府的权力，所以没有发现而已。这种不守法的情况有其发生的原因，因为我们是一个转轨经济，一切规则都在变化，新老规则的冲突在所难免。当然，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一些，不过跟世界上其他转型经济比较，我们做得还算是可以的。
地方和中央的矛盾，最近变得越来越明显。从税收分成，到转移支付；从贸易保护，到争立项目，矛盾正在表面化。两方面都在想更多的招来对付对方.明明知道，这种博弈对双方都不利，但是没有办法改变游戏规则。现在的基本规则是两方面都想多得利益，少负责任。
在铁本事件中地方的利益和中央的利益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立场也不同。中央有中央的权威，当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由中央任免的，因此地方不得不屈从，表面上看地方得服从中央，哪怕是做出重大牺牲也不得不如此。但是地方有地方的办法，它可以不断地给中央出难题，夸大中央的责任。在这场博弈中，中央永远是输家，因为中央的信息肯定没有地方的信息充分。从理论上看，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出路是地方当局权利和责任的对称，也就是有责有权。换句话讲就是地方的自治化.中国这么大，大一点的一个县都能比上欧洲的一个国家。所以省甚至于县的自治化，是一条带根本性的改革方向。
铁本事件是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一个微观事件，它又是联系宏观和微观的一个样本。从一滴水可以看太阳，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付了学费就要有所收获，不要错了过这个机会。
赵晓：我们真的知道新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吗？
宏观调控从来都是一种利益分配。从现在的情况看，本轮宏观调控已经鲜明地反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驱动来。
当前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证据是过热的投资增长。在前三次经济“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中，投资增长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此次投资增长加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投资主体的变化，即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开始成为主体。
例如，2004年，投资总体上保持了30％的增速，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汽车增长87.2%，属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两个领域，也是被指责为“过热”的最有力证据，而钢铁和汽车的投资主体在目前恰恰就是民营企业。据说在国外，年产500万吨钢的企业只有40个，而仅在中国唐山市周围的钢铁企业就有56个，大部分都是近年出现的民营钢铁企业，而且目标都是500万吨。再就是汽车，由民营企业投资的也越来越多，据说仅浙江一个省就有40多个民营企业在进行汽车方面的投资，目前中国有120多个汽车整装厂，两、三年后不知会出现多少。
铁本钢厂的扩张究竟算不算过热？按官方的说法，土地近乎免费，资金靠银行，赚了是个人的，赔了是社会和银行的，属典型的不负责任的作法，也是当前经济过热的根源所在。但是，笔者在江苏调查时却听到了不同的说法。目前，钢材价格高达每吨4000元，按麦肯锡等国际机构估计，长时期内中国钢材供需仍然偏紧，而投资一个100万吨的钢厂，由于土地价格较宝钢便宜，劳力更是低廉，只需10亿元左右，两年就可以达产，每吨钢材的生产成本仅1000元。也就是说如果上马快，达产快，两年就可以收回成本有余，投资回报率100％以上。
这其实就是“市场调节”，也是中国25年孜孜不倦地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所追求的境界。但当市场机制真的开始发挥配置资源作用，并且用一种我们不习惯的速度奔跑时，我们是否会“叶公好龙”呢？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钢厂事实上已经被宣判死刑。可想而知，在政府强势的过热整顿中，全国还将有陆陆续续一大批类似的企业被宣判死刑。那么，被征的地怎么办，谁来补偿，招的工人怎么办，还有就是当地的经济势必一落千丈，这些损失都由谁来管？据当地估计，铁本的全部损失可能高达50亿人民币。显然，如此巨大的宏观调控成本被调控者轻易的忽视了，也被许多断言经济过热并主张调控的人所轻易地忽视了。
宏观调控从来都是一种利益分配。从现在的情况看，本轮宏观调控已经鲜明地反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驱动来。一方面，中央害怕地方、企业和银行联合起来骗中央，害怕物价全面上涨，害怕承担可能过热的后果，于是在犹豫一段时间后终于重拳出击；另一方面，地方和民间却希望搭上本轮经济增长的快车，特别是要赶在中央关门之前挤进门去，这大大加剧了目前的投资扩张态势，至于投资过后所导致的过剩与经济下滑的威胁，并不在地方和企业考虑之内。
显然，在这样一种博弈格局下，中央不搞宏观调控，则最终的呆坏帐要由中央银行来买单，中央搞调控，则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则几乎完全由地方来承担。中国的宏观调控究竟有效要否，不仅要看调控目标是否实现，在很大程度还要看中央所承受的未来成本与地方所承受的眼前成本孰高孰低。
直到目前，中国宏观调控中的主导意识仍然是防过热和结构失调，殊不知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资源配置或结构调整的功能实际上已经交给了市场，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总是需求膨胀速度超过供给增长的倾向，也已经悄然让位给产生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供给过剩倾向，因此，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也应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逐步转移到如何对付市场经济的通病—生产过剩危机上面。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内心里仍然感觉市场难以信任，当前的调控实质上来自于对市场的“信任危机”，即相信市场能够消除短缺，却不相信市场能够消除过剩；相信市场能够导致总量平衡，却不相信市场能够进行结构调整。
有人说目前的宏观调控是不知应该踩刹车还是踩油门。其实，经过20多年改革，中国已经换了一台新车，但当汽车突然加速时，我们害怕了，手忙脚乱中最主要的危险，则是突然发现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台新车的刹车和油门在哪里。
易宪容：铁本的出现是现行制度安排使然
在现行体制下，铁本立项是当地政府、当地银行及企业最优行为选择。
铁本公司在一路狂奔之后轰然倒下。与“铁本事件”有关的八名当地要员也受到了严厉处分。有报道指出，这既表明了中央政府严肃法纪、依法行政的决心，也是当前加强宏观调控、保持政令畅通的一项重要措施。
然而，为什么一个如此巨大的投资项目能够轻易地立项？一个如此巨大的工程能够在短时期内开工并大干快上？一笔如此巨大的银行贷款会源源不断地流入铁本公司？为什么如此巨大的土地能够占用？这仅仅在于铁本公司在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或环节上的违法乱纪、欺骗包装就能大行其道的吗？这仅仅是当地的政府失职、当地的银行风险控制不足、有关的政府部门把关不严就能够解释得清的问题吗？
已有的评论根本没有把握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在现行的体制下，这些都是当地政府、当地银行及企业最优行为选择。
因为，在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下，干部的业绩就在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当地经济的发展就在于该地一年一度的ＧＤＰ与财政的增长。而要达到该目标就得上企业、上项目。至于从长期及民众的利益看，这些项目与企业有多少负面影响都不是地方政府考虑的问题。试想想，扬中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有一个年产840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上马，当地政府岂能不欢迎？铁本项目上马既然对当地ＧＤＰ与财政增长如此重要，那么地方岂能不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突破种种中央政府设置的障碍及大开绿灯？
事实上，从铁本公司最初的投资意向来看，公司仅是看到该行业在短期内有利可图，最初规划也仅是一个年产200万吨的项目，但是在政府的筹划下，项目计划扩张得越来越大，圈占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多，而需要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如果没有政府在每一个环节上的怂恿，以及在政府隐性担保下的银行大力支持，铁本公司是没有这种雄心壮志的。
对于国有银行的下属分行来说，一方面它们的人事安排与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必须降低不良贷款率与追求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分行必须与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相协调，必须围绕着地方政府工作而为，这样才能够寻找到地方银行的利润增长点。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长期项目、大项目都是这些行长们贷款行为选择的最优点。
因此，铁本事件之所以产生完全是我们现行制度安排使然。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即使对铁本公司处置看上去会起到杀一儆百之效，但实际上只要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整顿之风一过，这种情况又会死灰复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