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形式的、现实的巴黎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巴黎热闹不断：夏季音乐节，同性恋游行，环法自行车赛一百周年，国庆节……表演一场接一场，来得快去得也快，除了埃菲尔铁塔上的彩灯。大铁塔上的彩灯经过两年的整修，在国庆节之夜重新点亮，就想到一个成语：火树银花。金色的刻画出轮廓，银蓝色的噼啪乱闪，在盛大的节日里，给巴黎增添了喜庆的气氛，可从此之后，每当夜幕降临，铁塔上的彩灯每隔一小时就亮一通，那股风雨无阻的劲头，越来越像是在完成任务，而少了一分庄重。另一个特色是“巴黎沙滩”。这是巴黎热爱环保、体恤市民的同性恋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灵机一动，带给市民的福利。巴黎不靠海，一条绿幽幽的塞纳河横穿市中心，它的位置有点像长安街，把巴黎分成右岸（北城）和左岸（南城）。驳船把沙子运来，铺在塞纳河的右岸，从Ｔｕｉｌｅｒｉｅｓ花园一直到圣路易岛，就像从西单到东单那么长。沿河而建的马路改成了步行街，搭起活动房子，就有了更衣室、厕所和咖啡座，还有音乐工作者巡回来表演。今年夏天，“巴黎沙滩”特别受欢迎，8月里，巴黎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酷暑，通常，夏日的夜晚会有清凉的晚风吹来，可是今年夏天没有，于是就热死了好多人。驳船运来成千上万吨的沙子，满满地装在木箱里面，挨着摆在河岸上，形成世界上最窄的沙滩。人们抹上可以加快皮肤变成古铜色的防晒油，戴上太阳眼镜，袒胸露怀，躺在沙盒子里晒太阳，看书，或者睡觉，身后是叽叽喳喳眺望圣母院的游客。太阳落山后，人们三五一群，在沙地上玩弹球，弹球都有网球那么大，钢的。到了凌晨，“日光浴者”们才收拾收拾，打道回府了。文艺工作者的报复这个夏天，被报道最多的新闻不是关于伊拉克和美国的，而是文艺工作者的罢工。三十年来，法国的演员、俱乐部里的舞娘和音乐工作者，因为工作的不稳定性，一直有一份在某些人看来过于慷慨的失业保险。他们在演出季里，用几个月工夫，挣够一年的钱，其他时间就坐享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的基金，是全国的在职人员缴纳工资一定份额积累起来的，他们的“不劳多得”就是挖社会福利的墙角。为演员购买失业保险的制片人和剧院老板且偷着乐呢，美其名曰文化补助金，这项保险，也制约演员们在漫长的演出间隙，不会从这个行业脱离。
其他行业的人早就有意见了。今年春天，别的行会搞罢工的时候，顺便对这项制度表达了一下不满，于是一项新政策悄没声息地出台，演员们发现他们的失业保险金一下少了几个月，也不干了。和铁路工人、清洁工撂挑子的直率有所不同（其效果也显著），文艺工作者们行事比较委婉，除了搞搞游行，阻碍一下交通以外，他们的阴招是给电影院线投放比往年少且低质的影片，以致人们用了些时间才纳过闷儿来。他们打出口号说，“一个时代的品味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用的是杜尚的一句话，为他们降低预算、购买便宜的拷贝找了一个神圣的借口。然后，他们减少了今年夏天音乐和戏剧的演出，连著名的阿维尼翁歌剧节都停了，巴黎沙滩上的演出也因此取消了不少（不过滚石乐队的巡演照常进行，没有进一步解释，可能是因为英国和欧盟之间的一些规章，也可能是滚石的一位对法国心存敬畏的工作人员促成的）。大家都明白了，一直以来很有戏剧性和做秀成分的罢工行为，这次轮到一直很有戏剧性且爱做秀的人玩了，谁知道他们暗地里为此排练了多久，它在许多法国人身上产生一种过去八年来所有罢工都达不到的意想不到的效果：郁闷，甚至绝望的情绪。铁路和环保工人的罢工只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当一个国家的欢乐因为萨克斯手的罢工而减少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不对劲了。报纸上的版面被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发问占满了，只有很小的一块留给美国话题，反美主义者都没地儿发话了。美国人的——学名叫“个人主义”，他们自己觉得是天真，别人看来是傲慢的气质，在这个夏天的巴黎，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麻烦，只是因为隔壁的让，那个落魄演员的生计更值得人忧虑。“巴黎爵士乐”，一个经典爵士的电台，一天到晚地放比莉·哈丽黛，终于让她的歌迷也抗不住了；拉康心理分析学的学者在《世界报》上夸赞《绿色巨人》，说李安的巨人很好地表现了俄狄普斯情结，当然你知道这是反话；夏天里一部叫《旺达》（Ｗａｎｄａ，美国女性主义电影人芭芭拉·洛登七十年代作品）的热门影片上映。这部从旧片堆里刨出来、虎头蛇尾的美国电影，后半部分沦落为《邦妮与克莱德》的拙劣翻版；还有从古巴淘来的六十年代老电影《这就是古巴》（Ｓｏｙａ Ｃｕｂａ），当人们被宣传片上不断出现的香槟、美女、游泳池吸引到电影院去的时候，才发现那不过是影片里的一个镜头，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义愤填膺的革命者和拿腔拿调的假美国鬼子做戏，把人腻烦透了，一开始谁都不好意思说什么，以为自己的品味出了问题，因为宣传片上说这是斯科塞斯和科波拉大力推荐的（他们是反法主义者吗？）。抱怨声在巴黎渐起，根本都用不着反法的默多克新闻集团遥控操作。反美主义有一种反美主义，与那些针对美国政治的批评家不一样，也不是因为美伊战争，反美于他们——像巴普洛夫的狗似的，已经成为一种缺乏热情的习惯。这是菲利普·罗杰在《美国的敌人》一书中总结出来的结论，这本600多页厚的书，着重论述反美主义，但了无生气，没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多谦逊而少斥责。近来被谈论最多的关于反美主义的书，是法国时事评论家埃曼纽·托德的《美帝国的衰落》（Ａｐｒèｓ ｌ＇Ｅｍｐｉｒｅ，世界知识出版社已出中译本）。托德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引经据典，博古论今，引用或批判福山、亨廷顿、布热津斯基等的理论，通过对古罗马帝国、古希腊城邦国家兴衰的分析，推导出保持帝国繁荣的基本要素，从冷战时期讲到克林顿政府，更多笔墨下在9·11后，讲美国怎样从奉行普世主义的帝国（即帝国应当平等对待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民族）转变成强硬的军事帝国主义，而这个军事帝国只知道打击无足轻重的小国，企图以最小的代价来表现它“绝对的战略能力”，实则是微军国主义的策略。而这种情况下，美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胜凯旋的姿态，就是一个帝国衰落的迹象。托德对美国应该与欧洲、日本、俄罗斯、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保持怎样的关系做了警示。书的最后，告诫普通公民，要学会观察世界的本质，不要受意识形态、暂时的幻觉和“长期发布假警报”（尼采语）的媒体所蒙蔽。托德对这个世界是富有同情心的，因此他也不是一位绝对的反美主义者。这本写于2002年的书，直到这个夏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才又引起关注。反“反美主义”两句玩笑话：卖香肠的对美国顾客说，“替我给小布什带个好”；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说，“其实法国和美国还是挺像的，就是在伊拉克问题上有点分歧。”在法国，至少存在两种反“反美主义”：一种是以右派自由主义活动家、法兰西院士让·佛朗索瓦·里维尔为代表的狂热分子，他的作品《反美主义的迷茫》去年秋天在法国特别畅销，书中为美国的行为所做的辩护，恐怕小布什的老妈看了都会脸红。让美国的读者和观察家感到很有意思的是，这类思想家们为了不被说成有美利坚民族主义倾向，就给国际自由主义定义了一个新的流派。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伯纳·亨利·列维说，“反美主义在法国是两个极端中坏的那一头”。他的新书《谁杀了丹尼尔·珀尔？》近来在评论界好评如潮，这是一本生动、富有感情色彩、亲美的书，作者对去年在巴基斯坦被恐怖分子绑架杀害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丹尼尔·珀尔的死展开了一系列调查，足迹涉及巴基斯坦、印度和美国，结合他在波斯尼亚和孟加拉得来的消息，揭开了珀尔被杀的原因。该书在法国获得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作者用法国人喜欢的黑色侦探小说的笔法描写整个事件。书中充斥着一句话的段落和伏笔：“他是一个知道事情太多的人，但他都知道些什么？”诸如此类，绑架过程惊险跌宕，甚至刻画了杀戮者的形象：去年在巴基斯坦被俘，判处死刑的奥马尔·谢赫和驾飞机撞世贸的阿塔一样，并不是穆斯林世界的赤足圣人，而是从小在西方受教育，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的新奈保尔式的青年，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迷失了自我，精神上无所依托，终于受极端教派的蛊惑，用仇恨和暴力武装起自己。《谁沙了丹尼尔·珀尔？》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是一本法国知识分子向美国的记者致敬的书，作者坚称美国记者之死，对法国人来说与对美国人一样重要。列维在书里采用的是冷静的第一人称，主人公那种好奇和正义凛然的气质，使得这本书也被戏噱成《丁丁在巴基斯坦》。列维在书中指出，基地组织——这个在一天早晨让美国陷入恐惧的恐怖组织，主要是由巴基斯坦的军队和秘密机构扶植的。他得出结论，珀尔的被杀就是因为他很清楚这些事。尤其是，他还知道一个“大秘密”巴基斯坦的原子弹现在掌握在原教旨主义分子手里，并且计划在某一天使用。这位巴黎知识界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友好对待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人们，而不要有偏见，否则危险会无处不在。列维本人是个激进的反“反美主义者”，但是他反对美伊之战，“根据我在巴基斯坦的所闻，伊拉克是一个错误的目标，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只解决了恐怖问题的一小部分，萨达姆是过时的打击对象，他所吹嘘的拥有大量杀伤性武器不过是无稽之谈，其实他的军事力量很微弱。”他说，“同时，巴基斯坦的黑市上，却买卖着从俄罗斯过来的小型核武器，并且极端分子们还在向伊朗传递核秘密并帮助朝鲜发展原子弹。”格鲁克斯曼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也是典型的主张“干预”的知识分子。他说：“二战一结束，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了历史，但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产生第二个奥斯维辛。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在十个星期内，上百万平民失去生命，这场屠杀其实只需五千士兵就可以制止，但是联合国没有行动。卢旺达对曼哈顿悲剧是个警示——这个世界有一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同类，他的行动就是杀戮，被杀者的罪行就是因为存在：错在不该在那天早上去曼哈顿，错在不该作为犹太人生活在战时的德国。“法国的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躲了起来——假装什么都没看见，这对法兰西民族来说是个耻辱，尤其是我们曾遭受过同样的威胁。9年前，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劫持了一架飞机打算撞埃菲尔铁塔，他们与基地组织的惟一区别是，他们不知道怎么驾驶飞机！7年以后，他们学会了。虚无主义在这个世界蔓延。从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到法国文艺工作者的消极反抗，他们同样拥有让人陷入绝望的力量，于是，使用它。”虚无主义在蔓延法国的反战积极分子中，一部分是反美的机会主义者，一部分是“见战必反”的好事者，很少的一部分是像列维这样理性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经常代表法国社会出镜，但在法国占大多数的不是反美主义者或者反“反美主义者”，而是那些不参与的人——他们的缺席出于各种原因，却不是因为默契。如果说，“欧洲”理念还可以成为法国人没有好好配合美国的借口，对于浪漫的民族主义——文艺工作者的罢工，他们真的无计可施。人们无所适从。即使是坚决反“反美”的法国人，在小布什犯傻的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麦卡锡时代以后，就没有谁像他一样，简直是上帝送给反美主义者的礼物。特别是在法国，千年的热浪让人们变得容易激动，中立报纸《辩论》在一篇社论上为美国入侵伊拉克辩护，指责法国政府没有积极应对，最后还不忘说一句现在的美国政府大概是历史上最差的一届。法国的左派和右派都笑话小布什的浅薄、好斗、无知、对文化的蔑视或者迥异于正常人的言行（法国人不会忘记他在巴黎访问时，嘲笑一个美国记者居然敢和法国总统讲法语）。美国总统本人成了亲美观察家的心头之患。令人感动的是，反“反美主义者”们发扬了一个大都市的传统，执行了新马歇尔计划——援助战后伊拉克的经济，并且与国内的穆斯林和平相处。但是，社会里缺少了一种声音，一种清晰缜密的、既不空泛又切合实际的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声音，事实上，在美国的死党——英国那里都更容易找到这种言论，这个夏天，反美主义在巴黎的缺席，让人们发觉真正可怕的原来不是反美主义——至少它是有尊严的争鸣，而是像作家菲利普·索莱斯所形容的，从生活中蔓延起来的一股“霉臭”。这种变化让法国显得很小家子气，一位著名记者抱怨道：“法国人竟然前所未有地关心起房子之类的琐事来，这在以前都是英国佬才干的事，可现在巴黎的知识分子竟然也拿房子的装修问题做文章。”人们的期望与视野变得狭隘，从人们热情投入到爱米莉那样的动画版的法国生活中去可看出一二。人们已经为脱离现实、回到过去准备就绪了——不是说拒绝现代化，而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回到过去”的愿望，最终演化为今年夏天两个最重要的影展——蓬皮杜中心举办的“雅克－亨利·拉尔蒂格”的回顾展和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布列松的摄影展。两位摄影大师的作品成为巴黎人逃逸现实世界的出口。在蓬皮杜的顶层，拉尔蒂格少年时期拍摄的一组作品被摆放在封闭的室内，人们透过镶在墙上的一副副西洋镜观看，眼前的西洋镜仿佛是时光隧道，把人们带回到上个世纪初的生活，“看”，展览的宣传说，“他就是我们中的一个法国小孩”。柔和的日光灯打在照片背面，地上的石子一粒粒看得很清楚，西洋镜让人产生照片里的人或物触手可及的错觉。衣着考究的姑姑从楼梯上一跃而下，长裙在空中飘曳，摄影者似乎迷恋上这种不受自然之力束缚的影像，堂兄跳起来，哥哥Ｚｉｓｓｏｕ跳了起来，少年拉尔蒂格跳了起来，他们的影像凝固在半空中，比我们今天在画报上看到的同类照片更令人感动，因为拍摄者与被拍者都已经逝去，遁入虚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