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蜚声中外的温州经济是典型的民营经济，2002年，全市5.6万家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数量占了98.8％；2273亿元工业总产值中，民营企业的产值占了94.6％。然而，当“中国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低压电器城”、“中国眼镜生产基地”等桂冠纷纷花落温州之时，当全国各地的参观团、招商团纷至沓来、欲一探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奥秘之时，温州本地许多有见识的民营企业家却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在为下一轮经济竞争中自身所面临着的种种不利因素而忧，更在为温州民营经济如何超越自我、再创辉煌殚精竭虑、一如既往地进行着新探索。
随WTO而来的挑战
6月初，一条关于反倾销的消息从土耳其传来：该国外贸署于5月22日发布公告，决定对我国出口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进行反倾销调查。消息传到温州，立即出现了不小的骚动———在过去的2002年，我国对土出口的这两类产品金额共计1060.53万美元，其中温州的出口额达517.19万美元，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对中国出口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进行反倾销调查，意味着100多家温州制笔出口企业的市场空间受到挤压和威胁。
受到挤压和威胁的并非只有制笔业。2001年11月13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3天，土耳其外贸署发布一份公告，启动了对中国出口的眼镜反倾销调查程序；2002年5月，欧洲标准化中心通过了CR法规：其一、全面禁止玩具型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流通和使用，以防止吸引儿童玩耍；其二、售价在2欧元以下，即人民币15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保险锁，以防止儿童开启。
对于以生产轻工产品为主业的温州民营企业而言，这些贸易壁垒几乎都是剑剑封喉———很多人知道，眼镜、皮鞋、打火机一直是温州经济的三大著名“花旦”。当地政府部门曾开列过这样一张清单：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12万双；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每年，一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有人形象地说，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的打火机市场都得感冒。但是，当低成本、低价位、新款式的温州轻工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国外厂家的同类产品根本无法在价位上与其进行抗衡时，便以种种借口———法律依据、安全保护、文化理由———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对中国的轻工产品设置国际贸易壁垒。如此看来，加入WTO以后，温州产品屡遭国际贸易壁垒，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面对全然陌生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往在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的温州人显得有点茫然失措。法律资源的匮乏以及由此而来对国际经济诉讼重要性认识的不足，使温州的民营企业在反倾销信息的获得时间上本来就滞后———如获悉欧盟启动CR法规的信息就在人家启动调查程序的三年后，更遑论建立国际贸易壁垒预警机制了；企业单体规模普遍偏小的实际，又使得一家一户企业根本无法以一家之力回应对手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强有力的挑战。温州的一些民营企业，如打火机行业倒有过在行业协会的牵头下联合应诉国际贸易壁垒的尝试，但在操作过程中由于诉讼经费负担、诉讼策略选择引发的种种分歧也使得这种联合应诉的做法很难为继。
置身于危机与挑战下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已看到自身的劣势：仅仅依靠价格优势，产品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在国内外市场上畅通无阻。回应国际贸易壁垒，法律手段之外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依靠科技的力量跨越人家设置的障碍。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如何依靠技术改造、提高产品档次而合理规避贸易壁垒、重回国际市场却并非想像的那么容易。市场经济的法则是不进则退，就在温州人举棋不定、东张西望、迟疑不决之际，得风气之先的广东民营企业家已出大手笔。如同是“中国十大锁王”企业的华峰公司，去年投入技改九千多万元，产值从上年的1.5亿元一下子跃升至4亿元，其整体球形锁价格比温州同类产品高了整整10元，却成功地打入美国市场。去年，广东锁具市场占有率增长了15个百分点。内外交困之下，温州民营企业家中的先行先觉者开始舍弃“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传统文化个性，把产业重组、行业联合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温州市强强集团公司的横空出世格外引人注目。
这家今年6月才刚组合而成的企业集团注册资金1亿元，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锁具企业，参与组合的8家成员企业一半是“中国十大锁王企业”。集团总经理胡进杰说，8家企业的年产值合起来原来也有8亿多元，且产品档次低、价格便宜，缺乏市场竞争力；集团诞生后，将斥资亿元从意大利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制锁设备，开发感应锁、指纹锁等高档新产品，预计五年内年产值可达到50亿元。一直关注、支持强强集团组建的温州市经贸委副主任黄河认为，温州的鞋业、服装、打火机、眼镜等轻工产品的总量都是国内同行的佼佼者，但单体规模和产品档次却缺乏国际竞争力。强强集团的诞生，不仅标志着锁具行业素质的提升，对温州民营经济诸多产业集群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寻找竞争力的高地
温州开往上海的班机正成为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名副其实的“空中巴士”，遇到特别忙碌的时候，肩负企业决策与发展重任的他们甚至每周都要往返上海温州几次。民营企业家忙碌的身影透出了这样的信息：在改革开放中日渐成熟起来的温州民营企业正在大规模入驻上海滩。
依山傍海的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不到三分。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碰到的第一个制约就是用地紧张问题。近年来，温州也开辟、上马了不少开发区、工业区，但往往开发区的规划还在图纸上，其土地早已被急需用地的民营企业一“抢”而光；一些干部深知自己手中权力的分量，乘机舞起了权力魔杖，使原本已十分紧张的用地问题变得更加紧张，以至温州市新市长刘奇履新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动了肝火，要求坚决杜绝在征地、用地过程中政令不畅、行政不力的现象，对其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
温州民企发展中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资金紧缺。在温州民企的创业初期，正是温州地下金融业活跃之时，许多今天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以东家1万元、西家2万元的方式获得自己创业的第一笔资金。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渐深入，现在那些已获得银行授信的企业集团欲获得银行贷款已经不难，但大量年产值在1000万元以下中小企业的融资之路依然充满艰辛。在富甲一方的温州，目前的民间游资估计有2800余亿元，资金并不缺乏，但由于民间游资与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之间缺乏资本市场的中介作用，一些手中握有良好赢利项目的民营企业家，至今仍然因为缺乏有效资金的注入而徒呼奈何。
当温州的民营企业在为土地、资金、人才诸如此类问题而忧愁着的时候，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招商团几乎每天都在光临东海之滨的温州。县长、市长们屈尊奉普通的民营企业主为上宾，目的只有一个：欢迎前往投资创业。良禽择木而栖，面对种种优惠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条件，很少有人会放过赚钱的良机，到全国各地投资创业因此而成为温州民营企业的一个新潮流。
在温州民企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上海理所当然成为投资的一大热点。上海是我国人才、信息等许多方面的高地，与温州在文化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温州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而然会到这个高地上引进人才、信息、资金。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说，民营企业越发展，对高级管理人才需求越大。相对于温州，上海人才优势无可比拟。2001年上半年天正集团在上海招聘高级人才，一下子就招了8个MBA，其中有3个还是博士。
上海的国际化色彩也为温州民营企业所看重。目前上海有外资企业2万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中的50％已进驻上海，外商机构1046家，外国金融机构200多家，外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0多家，这对急于“走出去”和扩展中的温州民营企业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德力西集团进入上海两年，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多家外资企业接触，寻求国际合作，集团总裁胡成中说，这在它的总部温州乐清是做不到的。
大量民营企业的外出投资，在温州当地引起广泛注意。有人认为大量企业外迁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大失血，政府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反思，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改善温州的投资环境。温州市委党校的一位副教授对此说法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温州最值得骄傲、最为宝贵的是人的优势，一路上滚打摸爬过来的温州民企老板几乎人人都是市场“验证”过的企业家，他举例说，永嘉县的阀门泵业进军上海市后，通过收购、兼并，几乎“吃掉”上海所有同行，占领了整个上海市场。把温州的“企业家优势”与全国各地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能够产生巨大的潜在生产力———而这，正是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独特优势所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事实上，温州许多民营企业只是把上海作为研发、投资、决策中心，以谋求进入国际市场；其企业的生产、仓储等功能仍然放在温州。除经济因素之外，文化上的传统也使外出投资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与家乡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的联系，即使据最保守的估计，每年过年，天南海北温州人带回家乡的消费资金至少也有200亿元。再往深处说，外出温州人创造的2000余亿元的产值中究竟有多少返回家乡投入扩大再生产，又是个谁也无法计算得清的问题。因此，争论是“把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还是“把温州经济转化为温州人经济”没有太大的意思，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种能够使企业家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经济就是一种好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