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海外华商研究的缘起港澳台与海外华商的非凡成功及其经营管理的独有特色，吸引了世界管理学界的目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展开探讨，国际学术研讨会频频举行，相关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如美国商学院排名榜首的沃顿商学院1997年成立的全球华人企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断言，新型的企业管理模式将从中诞生，未来学家奈斯比特（1996）甚至不无极端地认为，华商管理方式卓有成效，过多地借鉴西方模式可能于己不利。他们和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华商管理的成功实践，将带来新世纪的管理革命。有人把20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东亚、东南亚沿海与海岛环形地区，从经济地理学上形象地称之为“亚洲地中海”（Francois Gipouloux，1998），或谓“东亚走廊”，在其周围最为活跃的商人群体就是华商，尤其是港台与海外华商。港台与东南亚华商，虽然处于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具有相似的经历和文化环境，各种因素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其一，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上海至海南，尤以广东、福建为主）地区的移民及其后裔，移民特性与少数族裔特性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各层面包括企业经营管理。其二，中华文化传统，尤其是岭南区域文化的影响。岭南区域文化是历史时期中原文化南迁的产物，受游牧民族文化与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影响较小，传统色彩保留更浓；另一方面与内地大陆文化相比又具有较大的海洋性特征。其三，东南亚与港澳台地区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殖民地，东西方文化交融是该地区突出的文化景观，包括企业及其经营管理方法的交融。其四，港澳台与东南亚地区都在20世纪中期相继开始经济起飞，急剧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因素的调适与变动，带来包括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在内的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些独特的经历与处境，使东南亚华人与港台社会具有不少共同的特性，华商形成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既因多元文化交汇而广纳百川，形成自身的独有优势，也因市场环境的不完全而存在种种缺陷；既在历史沧桑巨变中经受磨炼与考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因成长道路崎岖而难免受到扭曲。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海外华商经验又具有其特殊意义。港台与海外华商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占中国FDI总额的近70%。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真正现代意义的企业管理从政府指令与行政管理中脱胎而生，此时，学习、模仿与借鉴是极其重要的途径，海外华商投资企业成为便捷的借鉴对象。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我国管理观念的变革，现代管理方法的引入，华商投资企业可谓开风气之先，有的管理人员把华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戏称为中国白领的“黄埔军校”。华商管理以中华文化为内核，又融入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手段，并经受了急剧的现代化进程的洗礼，这恰恰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的逻辑路径与迫切任务，因而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尤其是如何把东方与西方不同的管理方法融会于一体，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良性互动，这些中国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都可以从海外华商实践中获取有益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并极具可操作性。二、海外华商企业经营研究的回顾经营管理，自然有高下之别，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这种管理方式是否与文化背景、市场环境相适应。比较管理学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制度和科技水平之下，组织与管理形式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海外华商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模式迥然相异，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无论西方、日本学界，还是海外华裔学者、港台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都已从其神秘的家族企业等表象，深入到其内部运作、成长环境和演进道路各方面来展开严谨的探究。探讨海外华商经营管理模式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中国式经营管理，国内外学者大体从如下不同的路径展开。其一，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入手，探讨其经营理念、管理文化（或相关的商人文化、企业文化）的独特内涵。或者通过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总结，寻求其现代应用价值。其二，从海外华商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及其管理实践中，探寻其其独有特色，以及东西方管理融合的进程与影响。其三，通过比较研究，从美国式、日本式管理模式的对比中，包括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合作中探寻其不同特色与东西方管理方法的结合。其四，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尤其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管理的变革入手，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与现代管理的借鉴，提出中国式管理的内容与体系。以海外华商管理模式为中心的研究，国内外管理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文化学及历史学界，也包括商界，涌现了丰富多样的成果，主要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1、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化传统与管理之道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探讨海外华商经营管理和中国式管理的特色，这方面的研究开始时间早，成果丰富，颇具深度。这种研究直接来源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或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它们是20世纪学术热点问题，至今仍使人欲罢不能。当这种比较研究延伸到商业领域、企业领域，也就顺其自然地进入经营管理的比较研究。以海外华人学者为主的“新儒家”学派，受到海外华商成功的鼓舞，他们鼓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特别对其所蕴涵的企业精神与商业文化情有独钟。一些学者则直接提出了中国管理哲学的范畴与体系。客观地说，儒家思想并非海外华商与东亚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但无论如何，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华商企业的影响是存在的，而且是不容回避的，不管这种影响是促进抑或阻碍。2、关于海外华商特性与企业经营管理特色新儒家学派或相关学者从宏观与整体层面探讨中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企业精神与管理哲学在海内与海外的体现，其中体现更为突出的海外华商，成为海外学者聚焦的对象。在宽泛的传统文化因素之外，增加移民特性、少数族裔特性与企业的移植等因素，使海外华商的研究从以上一般性论述基础上走向专门化，进入深层次。如：海外华商的价值观与经营理念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海外华商社会网络，在西方人看来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看似落后，却又卓有成效，因而成为近年来西方学界的关注热点；大多数成果都会涉及家族企业，强调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对企业组织的作用，而经济全球化之下家族企业的经营变化将成为重要课题。3、侨乡企业调研与比较研究1990年代以来，随着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企业的发展与侨乡企业的兴起，一批学者的视角从海外追溯到大陆尤其是侨乡，在东南沿海开展侨乡社会、三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田野调查，并将海外华商与海内经营结合起来考察。这使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研究的素材更为丰富多样，使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学术前沿。针对大陆合资企业存在的文化冲突、管理合作问题，一批实证成果相继面世。侨乡企业管理、合资企业管理的研究都突出比较管理学，不少学者比较研究的视野还扩及东亚各地的差别。4、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华商现代化改造家族企业的现代化改造是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代际传承所伴随的管理方法变迁，则受到公认。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学者更多地反思海外华商管理模式，一些人改变了原有的观点。有人认为亚洲可以有其独特的文化与价值，但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商界的“亚洲模式”将成为昔日黄花。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华商传统经营方式，已受到学者的关注。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东南亚华商习以为常的社会制度与企业组织提出严竣的挑战，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为华商提供了新的获利机会，包括东南亚国家改变针对华商的经济歧视政策。传统封闭式内向型的网络将因跨国公司的渗入而变成动态型网络，并与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商务中介、多边国际机构等相融。三、海外华商研究的趋势展望海外华商管理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相对于西方管理学仍是薄弱环节。不少华商管理方法，无法用西方管理学的范畴与理念来解释，导致以往的研究常缺乏前瞻性，或者因华商的成功而一味肯定，或者西方管理的固有框架来片面挑剔，缺乏系统化研究与理论深化，没有形成自身的体系与框架。今后的研究，应该在客观剖析海外华商特色、优势与缺陷的基础上，进行总结与系统性的理论思考。一些领域尚待开拓，有的分析必须重新检讨，基本路径如下。其一，海外华商经营特色的内涵：全球视野下的考察及比较研究。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与文化的形成演进入手，考察其经营管理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区域文化的移植形成的“海外版”，通过与西方文化、土著文化的交融发生变异，其独有特征对企业经营与管理的作用及体现。移民与少数族裔的特性在华商创业与经营中的作用；华商企业成长过程中经营管理的变化，尤其是在急剧的现代化进程中适应环境变迁的因应之道。东西方管理方法融合在海外华商实践中的具体表现，通过比较考察这种经营管理方式具有哪些优势，特别是其现代化改造是通过哪些路径得以实现的。这些问题，大多已具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是在全方位的审视中进行理论框架与体系的建构。但如果仍然是孤立地考察海外华商，将难以取得新的进展。应该将研究置入全球范畴的比较视野之中。例如，把海外华商与其他类似的商人群体进行比较研究，如犹太商人、海外印度商人、穆斯林商人等，他们具有哪些特色？他们在移居地的文化适应与经营创新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他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及其变化如何？这些领域研究的展开，非一日这功，当前首要的恐怕是世界各地学术成果的翻译工作。但只有在这种视野之下，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哪些特色是华商独有的，海外华商的成长与变迁，哪些是世界范围内的共性，也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切实把握海外华商演进的脉络，才能纵观海外华商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基础性前提，也是一个艰巨的但极具价值的课题。其二，经济全球化下华商的应对与变化。如果把经济全球化置入一个历史进程之中，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从贸易全球化，到产业全球化，再到资本全球化，进而演进到价值观念全球化。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阶段。海外华商卷入了每一个历史时期，并在其中不断高速自己的角色，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西方殖民者主导全球贸易之前，海外华商就主导了区域性的东亚贸易圈。在西方宗主国及其殖民地贸易体系中，华商充当了中介的角色。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以后开始的产业全球化，20世纪中期以后的资本全球化，华商的角色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八九十年代以来深刻的全球化浪潮中，海外华商的的作用与地位如何呢？更重要的是，华商自身的调适如何，前景如何？凡此重大课题，有待开拓。以下几方面值得着力探索。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下，海外华商企业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华商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何发展？西方企业并购尤其是跨国并购的浪潮之中，不可能“独善其身”，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家族企业为特色的海外华商如何应对以增强自身竞争力呢？特别是，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进程中，海外华商网络在促进企业合作、并购以至跨国经营等方面会出现哪些创新与进展？以虚拟资本为特征的全球金融市场日新月异，海外华商企业的融资与投资模式将随之出现新的特点，如何利用日益发达的资本市场，并有效规风险？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日益广泛而深入，华商的资本构成、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必将出现相应变化，特别是家族企业的优势与专业化管理的有机结合，值得实业界与理论界的共同探索。这些内容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但正是其前瞻性与理论贡献之所在。其三，投资大陆的海外华商继续加强海外华商企业尤其是在大陆投资与合资企业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考察这种经营管理方式在中国社会环境与经济体制之下的具有哪些可适应性，如何借鉴、运用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建设之中。这些问题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大陆的华商投资企业，将在中国更深更广地卷入经济化的进程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华商自身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中国本土企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华商实践的舞台将更为广阔，相关研究的空间与深度都将得到全方位的拓展，学术研究的实践价值与理论价值也必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龙登高，[email protected]a.edu.cn；Tel：62789333）附录：海外华商研究的国内外成果评述1、比较视野下的中华文化传统与管理之道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探讨海外华商经营管理和中国式管理的特色，这方面的研究开始时间早，成果丰富，颇具深度。这种研究直接来源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或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它们是20世纪学术热点问题，至今仍使人欲罢不能。当这种比较研究延伸到商业领域、企业领域，也就顺其自然地进入经营管理的比较研究。追溯其源，在西方应该是由马克斯韦伯首开其端，他的儒家思想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相背的观点至今争议纷纭。海外华商的成功使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韦伯观点提出质疑，吉姆.罗沃（1997）的想法反映了西方的一种普遍看法，既对华商的成就刮目相看，对其成长抱有信心，又对其经营方法表示疑虑或迷惑；众多的学者是带着此类由此开始探索的。兼为商人的奈斯比特（1996），足迹遍及亚洲各大城市，与华商的交往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华商特征的感性认识及在此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使他对华商似有所偏爱。对韦伯观点反击最强烈的，是以海外华人学者为主的“新儒家”学派，受到海外华商成功的鼓舞，他们鼓吹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特别对其所蕴涵的企业精神与商业文化情有独钟。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西欧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精神恰相吻合而彼此促进，其他宗教与文化则不尽然，他后来的著作也谈到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冲突。针对此书，余英时（1987）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杜维明（1989）的“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顾名思义，颇有与韦伯针锋相对的意味。该学派不仅认为商人文化是中国传统的有机成分，而不只是现代商业社会的现象（余英时，1997），而且以东亚经济起飞与海外华商的崛起为实证，指出新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与企业相融，具有促进作用。这种思维曾风行一时，该学派这外的学者也卷入其中，黄绍伦（1991）《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是其代表，大陆涌现了一系列成果，如陈为民（1997）主编《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的承接》，陈荣耀（1994）探讨儒家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关联，中国工商联汇编了《儒家思想与工商文明》。一些学者则提出“华人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与此类似，有的政坛领袖提出亚洲价值观，李光耀曾是其重要吹鼓手，但新近他的看法有了较大改变，提出了儒家某些思想过时论调。个人观点尚且有如此迥然不同的变化，学术界的争论更不待言，对“儒家资本主义”或“华人资本主义”的批评始终不绝于耳。真可谓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客观地说，儒家思想并非海外华商与东亚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但无论如何，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华商企业的影响是存在的，而且是不容回避的，不管这种影响是促进抑或阻碍。一些学者则直接提出了中国管理哲学的范畴与体系。华裔学者成中英（1997，1999）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管理之道及其现代应用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并与西方、日本式管理进行比较，建立了自己的“C理论”体系，C指中国（China）的易经（Change）的创造性（Creativity）。曾仕强（1981，1993）则以儒家思想核心的中庸之道为意，提出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其框架以法为基础，以理为中心，以情来提升。并以此与西方的X理论、Y理论和日本的J理论相对应。苏东水（1996）认为东方管理文化的精髓在于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是其本质，值得深入挖掘，使之成为新世纪管理变革的重要内容。“儒商”一时成为一个非常“儒雅”的称谓，其核心成员是亦商亦文的两栖人。国际儒商联合会、国际儒商学会等组织相继成立并召开研讨会。潘亚暾（1995，1996）等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儒与商的结合，指出儒商精神是21世纪的企业家精神，由此开展其“儒商学”的研究课题。世界管理学会联盟（IFSAM）等在上海召开“’97世界管理大会”，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东西方管理比较是受到热烈讨论的大会主题，学者呼吁形成“东方管理学派”，有学者则提出中、日、美三种企业理念：以“法”为重心的美式管理，以“理”为中心的日式管理，以“情”为特质的中式管理。2、关于海外华商特性与企业经营管理特色新儒家学派或相关学者从宏观与整体层面探讨中华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企业精神与管理哲学在海内与海外的体现，其中体现更为突出的海外华商，成为海外学者聚焦的对象。在宽泛的传统文化因素之外，增加移民特性、少数族裔特性与企业的移植等因素，使海外华商的研究从以上一般性论述基础上走向专门化，进入深层次。王赓武对中国商人文化的研究别具一格，他分析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本土受到抑制而依附于士人文化的商人文化，却在海外得到充分的发展(Wang Gunwu，1991).。黄绍伦从移民的角度探讨企业经营，也注重从企业的移植来探讨经营管理的变化。例如他以香港为中心，考察了不同时期上海与香港之间的企业移植；海外与香港之间的企业移植（Wong Siu-lun，1997），这个研究视角独到，予人启迪。杨作为（1995）探讨了泰国华人从历史上的移民到现代企业家的成长历程。Wong Bernard(1998)以硅谷华人新移民为例，从移民及其少数民族特性入手探讨其企业家精神。Ye-Fen Tseng(1997)，以洛杉矶华人移民创业与经营为实证，族群内部的结构性资源与社会资本，使移民创业与经营受惠。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对新加坡侨领与华商进行了广泛的访谈，菲律宾亦有类似的实录，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作了分析。陈国贲、张齐娥（1994，1996）充分利用这些实录，从移民的特性入手，考察华商如何动员社会与文化资本，以弥补他们在非主流社会中的资金和资源的不足。海外华商的价值观与经营理念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郑学益（1998）提出了“海外华商文化”，其主要特色在于价值观、经营管理思想、道德规范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民族特性与文化传统。更多的学者开始进行实地调研、案例分析。雷丁（S. B. Redding，1990）是在1980年代就较早开始这种研究的，他在香港和东南亚华商访谈实录的基础上，指出来自儒教价值观的家长制、忠诚与义务、互惠与承诺等，成为企业组织发展的卓有成效的原则。黄绍伦（Wong Siu-lun，1988）在更早时的著作中也强调了个人信用与家族主义等儒教价值观，认为这是华商企业活动的有效工具。陈衍德（1998）通过在菲律宾的实地调研，从文化分析的层面考察了华商企业控制与效率、网络与信用的运行特征和文化背景。段樵（1985，1992）在香港华商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基础上，对其创业与管理特色作了深入分析，并与上海中小企业进行了比较。云冠平、陈乔之（2000）对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企业经营管理进行了详实的国别研究。海外华商社会网络，在西方人看来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看似落后，却又卓有成效，因而成为近年来西方学界的关注热点，游仲勋(1990)把海外华人称为“经济网络化的民族”，李光耀（1993）认为这种网络是富有效率的，不加利用是不明智的。世界银行（2000）的报告认为，这种网络包括非正式的社会和商业纽带，及正式的社团组织。它弥补了市场的缺陷，能创造市场，帮助新兴地区的经济在很短时期内形成竞争力。纵横交错的这种商业联系，有可能令官方之间的联系相形见绌。学者们纷纷探讨这种网络的具体表现与作用、形成原因与进程。Michael Backman（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1995）等完成的专题研究报告，揭示了华人网络对于商业成功（包括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的重要性，因被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所采用而声名大噪。Gary Hamilton(1996a)从华商的信用、义务、互惠等儒教价值观出发，来论述华商网络的形成、作用与特色。Chan Kwok Bun(1999)等著作也论述了这种网络对华商企业经营的广泛作用与深刻影响。陈庆德（1992）从传统社会组织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入手，探讨了华人企业的运行特征。刘宏（2000）对新加坡等地的商会等华人社团及其领袖进行了深入访谈与调研，考察了华商社团的运转、社会资本与在此基础上的海外华人跨国网络。Kao. J（1993）侧重探讨了华人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联系。George Haley(1998)则探讨这种网络之下华人企业的战略管理及其实施。199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球华人商贸联系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华商网络问题成为热点，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对其地位和功能给予了肯定，如降低交易费用，产生规模效益，资源获取与市场拓展等。这是在金融危机之前的讨论，因此华商网络的缺陷未受关注。总体而言，大多数成果都认识到华商网络的非正式性与非排他性，但许多研究似乎对关系与网络在华商企业经营中的作用有所夸大，或者说，因为强调其独特性而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其作用，忽略了一般性的投资理性与策略。李胜生（1999）认为，这种非正式的网络，既不构成海外华商原初性的文化特性，相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因素而言，其影响力也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东南亚一些引人注目的华商大亨与政府高官的裙带关系及其与腐败的关联，有人也把这说成是华商经营的一个特征而加以嘲讽。包括上述著作在内的大多数成果都会涉及家族企业。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对企业组织的作用，陈其南（1992）从台湾的现实指出这是研究中国社会包括企业组织的一个基本理念，传统家族制度直接而全方位地作用于现代华人企业组织。许士军（1991）以台湾的经验，探讨了家族企业走向现代公司所必须经历的管理变革。饶美蛟（1989）、潘必胜（1999）等认为，应逐步实现企业家族化向家族企业化转变，即从企业服从、服务于家族的利益和规则转变到服从、服务于企业的利益和规则。George Haley(1998)认为，今日海外华人中，“不是家庭企业，而是作为企业的家庭”。彭兆荣（2000）指陈由传统式家族认同所衍化的企业管理弊端，认为应从“家族化企业”向“企业化家族”方向发展。这些似乎是文字游戏，其实颇堪玩味。Gary Hamilton(1996)认为建基于社区网络之上的“家庭本位资本主义”独立于各种政治体制之外发展，并在全球化进程中扩张。Cher-Min Fong等（1998）则集中探讨了家族企业在跨国扩张中的不稳定性。Victor K. Fung（1997）根据自身实践认为，当一个家族企业成长为一家跨国公司后，公司结构不是要形成一个集权的大型科层体系，而是要形成一系列相对独立的小型企业营利中心。经济全球化之下家族企业的经营变化将成为重要课题。家族企业的案例研究为数不少，如新加坡陈六使家族企业（林孝胜1990）、印尼谢建隆家族企业的崩溃（如虹，1993），等等，不一一列举。华人企业集团是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经济舞台上格外引人注目的风云角色，日本和东南亚学者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与介绍。如岩崎育夫(1990)关于新加坡的华人企业集团，原不二夫（1995）等关于马来西亚华人集团。佐藤百合（Sato Yuri，1991）分析了印尼几大企业集团自1980年代以来的多元化发展，侧重于其现代化的经营管理转型。厦门大学的汪慕恒（1995）、北京大学的郑学益（1997）各自领导一群学者，对东南亚主要的大型华人企业集团进行了较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包括发展经历、资本构成、组织结构、经营战略等等。有关华商大型企业集团的个案分析的中外文论著，则不胜枚举。介绍海外华商经营之道的著作则如汗牛充栋，不少是汇编而成的普及性读物，但也不乏高明之作。郑明杉（1994，1995，1997）是新加坡华文报业集团的资深财经编辑，采访了新加坡及邻近国家的数十位华商，他的多部著作都不乏独到见解。Dinna Louise C. Dayao(2000)收录和评论了32家亚洲企业CEO的经营管理体会与经验总结，具有很高的案例价值，其中半数来自香港及东南亚国家华商。介绍著名华商的传记，为数也不少，港台东南亚的几乎每一位大富豪，都有一部或多部传记与传奇。此类书籍偏重文学性与通俗性，但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不少华商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经验与灵感的火花，常常让人拍案击节，如香港华商林世荣用“天圆地方”概括其管理哲学(阮婷姿，1999)，发人深思。一些华商或企业的个案研究已非常深入，如印尼著名的黄仲涵财团，高层经理与资深学者对其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法的研究。（吉原久仁夫，1993；周南京，1993）3、侨乡企业调研与比较研究1990年代以来，随着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企业的发展与侨乡企业的兴起，一批学者的视角从海外追溯到大陆尤其是侨乡，在东南沿海开展侨乡社会、三资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田野调查，并将海外华商与海内经营结合起来考察。这使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研究的素材更为丰富多样，使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学术前沿。澳大利亚David C Schak（1996、1997）以其汉语特长，对台湾、澳大利亚和珠江三角洲的台商企业进行了多年的追踪调研，形成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成果。荷兰亚洲研究院的Leodouw组织的课题组，对华南侨乡的华商投资企业，进行了较广泛的实地调研。并于1999年8月，在香港大学与亚洲研究中心一道举办了“华人跨国企业的兴衰沉浮：20世纪东南亚与华南”国际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的庄国土教授、赵文骝教授，领导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课题组，对晋江侨乡展开了深入的调研，其中一些成果涉及华商投资企业及与此相关的侨属企业。如果说侨乡企业在海外华商投资企业的示范与带动下深受影响，那么，走向海外的中资企业则受到这种氛围的全方位浸润，Fung K. C.(1996)、Jean-Drancois Huchet（1997）别出心裁地关注在香港等地的中资企业。鲁桐（2000）通过对英国中资企业的考察，讨论了影响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的7方面因素以及这些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权形式、投资动机、经营战略、竞争优势、市场进入方式、管理水平、技术学习过程等方面的特征。针对大陆合资企业存在的文化冲突、管理合作问题，一批实证成果相继面世。Rajeswary AB(1998)以泰国正大卜蜂集团为案例，考察了海外华商在大陆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的成长。张丽华等（1999）对一家中新合资企业的合作进展与运作过程的个案追踪，分析了合资双方在经营理念、决策方式、领导行为、管理风格、沟通方式、规章制度、组织机构、员工激励等诸方面经历的冲突、交汇、融合的过程。指出必须实行跨文化的有效管理，才能使资本和技术的投入获得满意的回报。覃友茂(1999)的实证对比研究表明，海外华人管理者比大陆华人管理者对中国传统价值观持有更显著的认同感；非华人管理者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一般不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说明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台湾学者对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企业的管理研究较为深入，如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台资企业大陆管理干部、台商外派人员的跨文化训练、人力资源管理、劳资关系等，都有专题研究成果，1999年10月在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台商与两岸关系”研讨会上，部分成果（郑赤琰，2000）得到集中体现，《中山管理评论》各期也载有更多实证论文。与此类似，中西方合资面临的管理合作难题，也逐渐出现研究成果，范克强、沃姆（1998）的论文是其中很有份量的一篇。王二平、吉姆·华尔士（2000）研究中美合资企业的管理合作中的理念冲突。Renate Krieg(1999)考察大陆7个城市德商投资企业，分析了中国雇员人力资源管理态度的变化，并通过在台湾的德资企业的实例，比较了这种态度与变化在中国的地域差异。Irmtraud Munder(1999)考察在天津投资的德国中小企业，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源管理及企业绩效。有的学者（如顾国祥，1994）进而提出了三资企业管理学。
侨乡企业管理、合资企业管理的研究都突出比较管理学，不少学者比较研究的视野还扩及东亚各地的差别。Gary Hamilton（1988）较早对东亚各地的组织与管理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Redding和Whitley（1990）以海外华商为出发点，对亚太地区各种商业体制之下的管理形态进行比较研究。李胜生、宗力（Peter Li，1999）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资企业的案例，比较了香港、台湾、日本和北美企业的经营绩效。Leo Paul Dana(1999)从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的角度，对亚太各国的企业家精神进行了国别论述，包括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及其中的华商企业。朱炎（1995）比较了华商企业与日商企业，探讨了华人网络与华人商法的特征。日本企业家小久保睛行（1998），在长期与华商生意往来的观察基础上，撰写了《中国人生意经》（台湾中译本，江西科技出版社则更以《华商与日商》之名），介绍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华商，描述了他们的经营之道，并谈及与日本生意经的比较。原口俊道（2000）以日本式经营管理为中心，探讨了在东亚、东南亚各地投资的日资企业经营管理移植与变化。他曾在中国留学，中、日经营管理的比较独具慧眼。弗兰西斯.福山（1998）的比较视野更宽广，把世界分为低信任度社会和高信任度社会两种类型，认为华人家庭结构与企业模式之所以与美、日有很大不同，低信任度的中国人/华人社会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4、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华商现代化改造家族企业的现代化改造是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代际传承所伴随的管理方法变迁，则受到公认。叶琴（1987）分析了华商企业存在的问题，如家族经营观念、资金与人才的聚集等问题，提出了家族企业现代化的对策。宿玉海（2000）认为把现成的家庭伦理规范移植到企业中，华商企业能降低组织成本、交易费用和监督成本。但由于海外华商的资产专用性不强、外部性不强以及较少的等级分解活动，海外华人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之路举步维艰。Ellen H. Palanca（1995）分析了菲律宾家族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及其在代际传承中实现的日趋现代化的企业组织结构。人们普遍关注着，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华商，将西方管理模式运用于自身企业之中，将引起华商经营管理的变化。Victor K. Fung（1997）结合自身的企业管理经历与学术专业素养，论述了亚洲成功的家族企业面临的挑战，家族企业规模扩大与全球化扩张过程中的控制与管理、组织结构与代际传承等。陈国贲（1999）分析了海外华人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些误区，并以新加坡为例，指出超越家族企业的现象和不依赖于家族主义的新型企业家的成长。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华商传统经营方式。Henry Wai-chung Yeung(1999b)以正反案例进行分析，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东南亚华商习以为常的社会制度与企业组织提出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为华商提供了新的获利机会，包括东南亚国家改变针对华商的经济歧视政策。Kris Olds(1999)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与海外华商网络变化之间的关系，传统封闭式内向型的网络将因跨国公司的渗入而变成动态型网络，并与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商务中介、多边国际机构等相融。陈天玺（1999）则通过问卷调查，评估了华人网络运用于跨国经济合作中的可能性。斋藤优（1999）也分析了华商积极打破家族企业的障碍，与原住民的合作，尤其是与跨国公司合作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跨国经营。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学者更多地反思海外华商管理模式，一些人改变了原有的观点。冯久玲（1998）是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的助手与合作者，危机爆发后对亚洲的困难与前途特别是华商为主的企业家经营进行了反思。蔡林海（1998）、陈怀东（1998）、朱炎、郭梁（1999）等以案例材料具体评估了东南亚国家华商企业在金融风暴中遭遇的财务危机、经营困境，分析许多企业的应对策略，总结了华商经营的教训，并作出未来展望。Michael Backman这位青年才俊的观点在金融危机后发生较大改变，甚至不无偏激，语带歧视，他的专著（Michael Backman 1999）揭露了包括海外华商在内的亚洲企业与商务的阴暗面，如朋党运作，法制观念薄弱，混合企业集团的弊端，家族企业内讧等等。他认为亚洲可以有其独特的文化与价值，但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商界的“亚洲模式”将成为昔日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