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
反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逻辑,因此彻底的反全球化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自身。这在今天资本主义独领风骚的时代,不说是不可想象的,至少也是暂时不现实的。
西雅图会议上第三世界各国的贸易代表绝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相反他们还常常是本国资本的代言人。但是,在反对美国以世贸组织压迫本国完全开放贸易和资本市场这一点上,他们却可以和会议大厅外的反全球化者结成同盟。其实,不仅第三世界各国如此,连欧洲、日本等都找到了与反全球化者的共同点,那就是反对美国以全球化之名行经济霸权之实。
全球化的核心逻辑是新自由主义,即放弃国家干预,听任市场力量自发作用。这一逻辑不但要求资本流动自由化,更要求贸易自由化。有意思的是,就在全球化声浪日涨之时,贸易保护主义也日益严重。1999年底,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西雅图会议在场外公众的示威下流产。但是,导致西雅图会议失败的直接原因却是克林顿的贸易保护主义指示:他要求巴尔舍夫斯基坚持把劳工标准与贸易制裁挂钩,以限制第三世界的廉价产品冲击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是作为WTO盟主的美国公然推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的又一个明证。
事实上,美国经济竞争力最强盛的时候并不是在今天,而是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大约10年时间里。60年代末,日本和欧洲已经在从汽车、家电到半导体的广泛领域内夺取了竞争优势,美元频频发生危机,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那时起,美国就不再是身体力行自由贸易了,它一方面用GATT/WTO谈判打开别国市场的大门,另一方面却用各种非关税壁垒筑起贸易保护的高墙,实行起超级贸易保护主义。1974年美国通过《贸易法》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转折点,其中就包括所谓“301条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常常看到GATT/WTO一轮轮削减着关税,却没有想到贸易保护主义才是真正的世界潮流。因为新的贸易保护不靠或主要不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仍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影响贸易流量的措施,包括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西雅图会议大体上有三大焦点,一是美国要求欧洲和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二是欧洲和日本要求审查美国的反倾销法,三是发达国家试图用劳工和环境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的输出。
可见美国多年来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严重性。至于汇率战则更是美国的拿手好戏,从70年代初至今,美元兑日元的比价从1:360直落至1:120左右,严重地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使日本在整个90年代一直深深地陷入萧条之中,至今无力自拔。为降低成本,进一步提高竞争力,美国还和墨西哥、加拿大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和加拿大丰富的自然资源。
主张全球化者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主权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他们声称,这是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然而,与其说这是一种必然趋势,还不如说这是跨国公司的希望、恫吓和蛊惑。诚然,跨国公司经常以转移定价等方式来逃避所在国的税收和监管,也常常直截了当地以撤资相威胁,从而迫使政府降低税率,提供优惠条件,屈服于跨国公司的压力。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值得讨论,即跨国公司的投资对所在国有益,比如能增加所在国就业,提高所在国的技术水平等,这样政府才有理由屈服于跨国公司。然而事实上,跨国公司带来的就业量远远小于被它挤垮的本国公司的失业量,而且,如果没有国家经济政策干预,或者该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遵守其“贸易投资相关准则”(TRIMs),则跨国公司不会同意向该国转让技术,甚至连所在国提出这个要求都是非法的。特别是对于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无障碍进入意味着自主民族工业的破产,意味着该国产业结构的全面降级,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失业和半失业。注意:以下文字有恶意攻击之嫌,过于牵强 因此,事实恰恰与全球化舆论倡导的相反。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至今不见尽头;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骤然降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主权丧失贻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亲吻,结果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六大财团巧取豪夺,俄罗斯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由此可见,国家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趋势面前并不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相反,正是在跨国公司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对各弱势民族的生存构成重大威胁之际,国家才更有必要肩负起国民的重托,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从法理上说,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主权转移给国际组织。经济是一切的基础,经济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主权,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如果人们对国际经济组织没有发言权,如果国际经济组织的产生不符合民主选举原则,人们怎能保障它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呢?人们又怎能放心向它移交经济主权呢?(这段的结论过于武断,经济全球化并不就意味着要把经济主权转移给国际组织。另外,政治不要与经济生拉硬扯,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当然,社会主义政府如果担心经济全球化会引起政治(民主)全球化浪潮,那只能说你这个政府已不在适合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改换了!但是,即得的利益的一小部分所谓的学者,专家就请你们不要打着所谓的 反对全球化,
反全球化与反边缘化
西雅图会议大部分示威游行者的动机恰恰是反对世贸组织及其倡导的全球化。至于其某些主张被克林顿政府利用来搞超级贸易保护,甚至个别示威者组织者本身得到政府的授意,那是无法避免的。早在1999年6月18日七国首脑会议期间,反全球化的抗议浪潮就席卷了发达国家的中心都会,伦敦、旧金山、马尼拉、东京、利马、香港都爆发了大示威。伦敦市中心金融区万多人集会,打出的标语是:“我要全球生态保护,不要全球自由经济!”“全球化,当心点!人民不会放过你!”示威者抗议认为,七大国推动的全球化政策造成大量失业、贫富悬殊和生态破坏,摧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幸福和希望。在西雅图会议前三天,巴黎、里昂、马赛及斯特拉斯堡等10多个法国重要城市出现上万群众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世界商品化”,讽刺“经济世界化,利润私人化”。而西雅图的示威者打出的标语则针对性更强:“不要新谈判,掉头回去!”示威者并不是单纯主张贸易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而是代表着被全球化排斥到经济生活边缘的全球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全球化和世贸组织走得实在太远了。如果听任其新自由主义的核心逻辑发展,则最终结局就是全球数百家跨国公司统治世界各国经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听任跨国公司摆布,争相为跨国公司提供最优质、最廉价的劳动力,提供最完善的基础设施,制定跨国公司满意的投资政策,成为跨国公司的分包商服务中心,却征收最少的税收,最大幅度地削减社会福利。否则,跨国公司就会威胁该国政府要撤走投资,迁移工厂,连受剥削的机会都不给你。但是,这必然意味着一个大多数人经常性失业的世界,一个20:80的世界,一个生活水平螺旋式下降的世界。这绝非仅仅是下论推断,而是正在发展中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