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全球化一词颇为流行。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虽然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是双刃剑，但是中国只能加入全球经济分工，成为其中的一个生产环节，再也不可能甚至也不应该谋求自成生产体系了。
不同层次及可逆性
从哲学层次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从非洲的东非大裂谷出发，散布到全球各地，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从各地的原始部落的交往和冲突中产生出部落联盟，这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从部落联盟到大大小小国家的形成，这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从许多小国家中产生出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等覆盖广大地域的政权，这是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波澜起伏的20世纪，这是第五次全球化浪潮。从最宽广的历史尺度来说：具体到每一次浪潮，中间更有无数阶段和曲折且动人的故事，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从总趋势上说，人类的互动程度越来越高，联系越来越密切，直至形成主导全球的力量。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是否从局部到全局的主导力量形成，更在于谁来主导，以及什么力量来主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进程也是一个充满血腥暴力的进程，而且越是全球化进展迅速的时候，也就越是冲突激烈、生灵涂炭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全球化急速推进的时期，在这个短短二、三百年的时期结束后，即形成一个统一的秦帝国，按当时的地理概念，即完成了全球化。但是，围绕着是由秦国还是由燕国、齐国、楚国或是六国合纵完成全球化，却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无数各国百姓战死疆场，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思考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方向有两层含义，一是由多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还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二是如果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又是哪些人主导的全球化？一直到20世纪以前，除少数知识分子对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提出过异议外，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为各国争夺主权而献计献策。而事实上，历史也基本上是“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历史。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情况就有了不同。因为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和历史感的“多数人的全球化”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20世纪成为“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试验场。正是有了两种全球化方向的较量，以及不同方向下不同模式和利益集团的较量，这一世纪的内涵才变得格外丰富。当然，在这场世纪较量中，由于多数人并没有找到自由联合的适当方式，“多数人的全球化”失败了。在弗朗西斯·福山们看来，这意味着全球化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向，即“少数人的全球化”。于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就窃取了全球化的双重可能性，把全球化的必然性化作少数人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必然性之名对多数人进行思想和利益上的强暴。但是，两者的较量并没有结束，两个重大因素特别值得考虑。一是“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自我反思，二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进程由于失去多数人的制约而走向反面。最近这场北约侵南战争就是这样一场以全球化名义进行的战争，由此人们既可以观察到“少数人的全球化”的狰狞面目，也可以看到失去制约后的霸权方式。
这是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即目前所谓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类的福音，也不具备必然性。认为这种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并且值得全人类的热烈欢迎，这只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已。事实上，随着这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推进失业和贫困的深渊，并不排除物极必反，转向另一方向的全球化的可能性。当然，目前的所谓全球化不仅是“少数人的全球化”，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虽然从哲学层次上讲全球化可以作为统领历史进程的大概念，但是全球化毕竟还是最近才进入日常语境的。
“全球化”、“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是三个外延逐渐缩小、内涵逐渐丰富的递进概念。如果说把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称为广义全球化，则“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可称为广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还只能称作中义全球化，因为还有一个最狭义的全球化，即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一词所以出现在80年代初期，而不是更早，就是因为其所指是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新特点。这是人们谈论“全球化”时所指的真正对象。如果要给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起一个称号的话，叫“资本流动全球化”可能更准确。因此，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才可以享有必然性，加限定词的“全球化”并不具有必然性，而且限定词越多，必然性越弱。“资本流动全球化”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一步限定，因而必然性最弱。也就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被逆转的可能性最大。
“全球化”，“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三个外延逐渐缩小、内涵逐渐丰富的递进概念。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最狭义的全球化，可更准确称为“资本流动全球化”。
全球化动力
7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和欧洲竞争力强劲，大量美元流向欧洲美元市场，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改由市场调节，这为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土壤。此后，美元对日元和欧元大幅贬值，迫使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对此，美国一方面也大量地将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则掀起私有化浪潮，以便大规模裁员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削减社会保障资金，以便减少税收，增加本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一系列措施在经济学上的概括便是“新自由主义”，主张一切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实现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而这些措施的最大受惠者则是跨国公司，有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利，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寻找最低生产成本和最低税收线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不是被动地在各国的法律范围运作，而是设法钻各国法律的空子，甚至以撤走投资相威胁要求各国改变对外资不利的法律，降低税收，并把利润集中到那些海外金融飞地。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求最高利润线路而来的是，外围国家的低工资和高失业率向中心国家蔓延，而外围国家本身却并未因此降低失业率，因为跨国公司在外围国家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会挤掉当地工业3－5个就业机会。因此，整个世界的需求进一步萎缩，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削弱，税收减少，债台高筑，私人信贷消费额也数量猛增，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同步性和连锁性加强。在生产基地和产品全球化的同时，污染、犯罪、毒品业、色情业也都迅速地全球化。这些都是“资本流动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也是为人们切身感受到的“全球化”。从分析可以得出第一层结论是，“全球化”的动力是跨国公司。最近有一个生动例子可以说明跨国公司是怎样推进全球化的，那就是今年3月中旬德国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的辞职。拉方丹的经济思想实际是凯恩斯主义，在德国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他主张扩大内需，提高社会保障标准，降低失业率，减轻低收入者的赋税负担，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以刺激消费。同时，为弥补税收减少的损失，增加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税负等。但是，这一系列主张却遭到德经济界的强烈反对。20家跨国公司的老板联合警告施罗德政府，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拉方丹的经济政策意味着增加劳动力成本，减少利润，从而削弱他们的竞争力。如果继续执行这种政策，他们将考虑把总部和工人迁出德国，这样现政府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不但不能实现，反而还会上升。这20家公司中包括西门子、汉莎航空公司等著名的跨国公司，出面说话的是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舒尔特·瑞利。就这样拉方丹成了跨国公司为推动全球化的又一个牺牲品。
然而，跨国公司为什么又要推动资本流动全球化呢？难道它们不知道由此将会提高失业率，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威胁跨国公司本部和上流社会的安全吗？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插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100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又如，摩根·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一贯主张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减企业机构。但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无法止息的。这倒不是说跨国公司不可以联合起来，制定垄断价格，减缓竞争烈度，而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本来就起源于70年代的3大经济区域间的竞争激化，实质上也是这3大区域间的跨国公司的竞争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