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两种理论的出发点不同。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即 “主客二分”,见木不见林,如同看到人跑步,就说腿很重要,看到人操作,就说手很重要,看到人思考,就说大脑很重要一样.而中国的传统哲学则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即 “主客合一”。
西方文明的哲学体系中潜含着的世界观就是:世界是可分的。因世界是可分的,故其认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可分的物质之间的关系;方法论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将物分为相应的部分。
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世界观。在这里世界是统一的整体。由于世界是统一的,因此其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如何实现天人合一,物我合一。
西方的研究方法只是局部地研究自然现象,中国古代的整体理论应该在未来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
其次,两种理论产生的传统文化根基不同。
西方文化历来强调个人的相对独立性,尊重个体的认知,讲求实效。而中国传统的思想更为推崇整体的和谐与均衡,尊重传统与伦理。将经济学的理论上升为为商者德性的修炼。进而产生了以自利为出发点与以社会利益为最终取向的根本差别。正因为东方哲学模式具有整体性、揭示宇宙规律、人类本原的优点,使西方许多学者对人际关系近乎赤裸裸的商品关系的西方管理提出了异议。在西方颇负盛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埃德温·赖肖尔指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宽容与友好”,他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西方文明占据明显优势,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及最高意义的洞察上中国文明则深刻得多。他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文明的思想和精髓在于自我抑制和经济调和,而西方个人功利主义和社会产业主义的“病根”和出路正在于此。另一位“国际智者”阿诺德·约·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化时代,他在一次“展望21世纪”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粘合剂,特别是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中,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宽容与和谐。他指出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的主宰,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认为,由个人主义造成的“美国病”应该用“东方药”来治,西方国家及民族应该学习东方国家的团体主义精神。
西方理论与东方智慧之比较
理论有两种:
一是事见;一堆累积的记忆,以及根据若干已知的条件,由理性对某一课题所得的瞭解而已。这种理论是间接经验,叫做事见,是不很深入的见解。如西方的企业发展理论. 西方的企业发展理论至今仍没有超脱经验的范畴.西方的企业发展理论几乎都是经验论,不是方法论.停留在间接经验上,经验的作用是有限的,特定的.不是普遍真理.真正深入的理论,是不关事物的表象,而对其内在本质规律的洞察得出的真知灼见。叫做理见,这种深见只有在超越固有的带有成见的心智模式的基础上,达到深透玄机的程度,方能出现。
世界万事万物,就事论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就理来说只此一理,超越言说,以简驭繁.总之,其理一也。
东方智慧是持续发展理论之源.
长存型理论最可能出现于长存性的国家,国家的历史很短,不可能产生长存性的理论方法,因为没有文化根基,没有哲学基础,没有丰厚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