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你是谁啊？在这百年之后阅读我的诗篇？我不能从这春天的丰盈中为你送去一朵小花。从远方的云朵上为你送去一抹金霞。打开你的门四下环望。从你群花怒放的园中，采集百年前消逝的花朵芬芳的回忆吧。在你心灵的喜悦里，也许你能感知春晨吟唱的勃勃欢愉，让它快乐的声音穿越时光。——泰戈尔
樊纲一直很忙，月初和他联系，第一次电话接通后，他没有说话，听到背景声似乎是在开会；发了短信过去，一会儿电话回来，很清澈的声音，他说：“你是《营销学苑》杂志的啊？你们是研究营销的，这个研究范围，我没有涉及过啊。”我解释，我要做的专访内容是关于他本人的，因为栏目的名称是“走近英雄”。他略微沉吟，说：“我最近一直在开会……”经过记者再三请求，他同意了。然后听他计算自己的行程和时间，稍后他说：“那就18号吧，你和我的助手联系，把时间确定下来，我们18号聊聊吧。”
3月18号下午两点，我如约在樊纲的办公室见到他。樊纲比想像中高大许多，儒雅斯文，健康帅气。他穿着褐色西装，浅蓝色衬衫，风度翩翩，岁月的刻刀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没有在他脸上留下过多的痕迹，和他的声音一样，他看起来很阳光。樊纲依然年轻，只是气质上多了些内在的力度。
他说：“我的笔记本‘中招’了，我正在杀毒，恢复硬盘程序。”一边说着一边整理着书桌上凌乱的电源线，看他一会儿弯腰，一会儿钻到桌子下面的样子，感到很亲切，原来他也是个“普通人”；他的电脑也会“中招”；他也和我们一样会遭遇平常人常常遇到的问题。
作为经济学界圈外人士，知道樊纲是因为他1999年出版的那本经济学散文——《经济人生》，当时在图书馆看到他的这本书很快就被吸引了，书中有许多关于他自己的经历，描写的十分生活，跳跃着看了几个自己喜欢的章节，感到行文流畅、文风细腻，文章读起来很有画面感。封底上一幅他的照片也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原来搞经济的人也可以这么英俊的？本以为做经济研究的人都是一副学究样，没有想到一贯以严谨著称的经济学学术界出了一个“偶像实力派”。这当然是笔者的个人感觉。实际上，樊纲治学和做人都十分严谨。惭愧的是，他的学术著作我并未读过，只是看过他的一些经济类随笔，深入浅出写的都很生动，比如他说，“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在过去，经商、赚钱之类的事情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感受到经济学和中国的人文精神、传统的文化精神确实又有很多的共同之处。首先，经济学讲析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怎么能够繁荣昌盛，而古老文化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髓就是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经济’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其次，就是经济学本身，它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很多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比如说经济学一开篇就要问你的行为目的是什么，而这个目的已不仅仅是物质财富了，还含有精神的成分，你偏好什么东西，这里边就有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取向。从经济学的研究来讲，很多方面都要涉及哲学、方法论、文学、历史，各种各样的学科相互渗透交融，才能产生经济学的思想。经济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确实是有很多共通之处”，他认为，“经济学就根本而言，是研究人行为的学科。”
关于国际经济的新趋势
樊纲说，他早在几年前就阐述过国际经济新趋势的三大趋势：第一大趋势是技术革命。所谓的信息革命、网络革命，用一个概括的词，可以称它为“数字革命”。另一个新的领域是“基因革命”。现在已经逐步看到基因革命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个趋势就是全球化趋势，即经济的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意味着资本、技术以及人才在全世界的流动，意味着我们的货物、甚至是服务在全世界范围的流动更加有效益。
第三个趋势就是全球实现市场化的趋势。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也好，贫穷的也好，还是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都在进行市场化改革，都在追求效率，增加供给，进入市场。一方面开放自己的市场，另一方面努力进入国际市场。
新趋势提供新机遇，研究这些新趋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发展。这些趋势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技术。例如，新的网络技术使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低，新技术将加速新兴产业对旧式产业的取代，能够使我们不再去一步一步重复过去很多国家发展的老路，使我们能够有所跳跃。大家在新的技术面前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水平都差不多，这样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就比较短，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追上去。
他说，毫无疑问，这些新的趋势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新技术的产生多数是在发达国家，是由一些跨国公司来完成的。他们首先发明这些东西，首先利用这些东西，就比我们先行了一步。再比如说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加快，效益更加提高。而什么生产要素可以流动呢？是资本、技术、劳动力、人才。谁有资本，谁有技术，谁从全球化中获益就最大，所取得的效率的改进也最大。全球市场化意味着在全球的市场上竞争，这样就使全球的市场更加拥挤，竞争更加激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全球化、技术革命、全球市场化确实对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挑战呢？樊纲说，首先我们要参加进去，参加到这些趋势里面去，因为我们最终目的就是成为国际经济当中一个和人家平起平坐的竞争者，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有我们的一席之地，而不被淘汰出局。
他说，我们参加进去真正要做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提高竞争力，去和人家竞争。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抱怨别人怎么强食，而在于要研究我们自己为什么是弱肉，我们怎样才能不做弱者而变成一个强者，这是需要我们真正要认识的问题。
关于怎样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樊纲近年来主持了“中国各地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课题的研究工作。据他介绍，这个课题是用相关的30多个指标衡量的。做这样的研究是为了给政府、企业、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一份足够翔实的资料。樊纲说他生命的四分之三用在工作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旅程上，他说他最喜欢长途旅行时飞机上的时光，因为可以安静的工作。当我提出“一个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这个问题时，樊纲这样回答，作为一个企业、一个经济实体，要想更有竞争力，就必须降低所谓的交易成本。怎么能够尽快地解决问题，降低发展成本，提高发展效率，这是首要的问题。
其次，是要提高企业的教育水平、科技水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高科研创新能力，企业能否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说到底是科技的创新能力、最后的竞争能力的差别。
第三，要想有竞争力，就得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实施专业化竞争。专业化的东西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专业化，就不会有竞争力，也不会出现有特色的东西。效率比别人更高，成本比别人更低，这些都是从专业化、从市场竞争方面出来的。
第四，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拓宽我们在国际竞争当中的疆域，丰富我们在国际竞争当中的经验。第五，是要专注“本土竞争的优势”、“本土市场的优势”。现在，我们整个市场已经是国际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加入WTO以后，市场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而在这个市场上，至少在国内市场、本土市场这一部分是我们所熟悉的，熟悉本土市场的消费者群体、本土市场的特殊文化背景和特殊的消费习惯，包括我们的文字、文化，包括本地市场的体制、政府政策。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竞争的优势。能够抓住这些优势，我们就能够保证成本比外来的竞争者低，效率比外来的竞争者高。企业要善于抓住优势。
关于选择和定位
熟悉樊纲的人都说他是个理性冷静的人。经济学家也有自己具体的人生，樊纲也不例外，在《经济人生》一书中他谈起在农村的那段时光时说，“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个经历当中最大的收获是得到性格磨炼，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搞社会科学、搞经济科学的人来讲。还有一大收获，就是从最底层开始了解中国社会，这些是从书本上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今天你在思考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会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因为我对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之后，就能知道某个政策出来之后，那个山村里的各色人等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樊纲说他1978年报考河北大学经济系，后来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毕业后，选择了回来。他说，在当时，主观上也确实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回来之后能做什么？因为在经济学领域中，那时中国的经济学还刚刚起步，最后还是选择回来。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认识到了：一个中国人，最熟悉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中国问题。
迫使他下决心还有一个相当偶然的因素，这在他的《经济人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有一天我开着车在美国街上闲逛，车里播放着古典音乐，有一个美国人过来跟我说：‘哎呀，你居然也听莫扎特？！’当时他的态度给我很大震动，我想我在这个社会里面连听古典音乐都被当作另类看待，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呆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我要是真的回到我的国家，我能做的事要比在这里有意义得多。”还有一次，一个新加坡学者问他：你在你的国家研究经济有什么意义呢？樊纲说，“我干的虽然是一点点微小的事情，但是也许12亿人口的福利就因为我的这一点微小的贡献而增加。所谓‘经世济民’这个意义的本身就很重要。”
樊纲说，上帝给你一座天秤，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放在天秤的一端，但是在另一端，必须放上相等的重量。你现在做事情放在天秤这端，那么天秤那端，你放进去了什么呢？时间、精力、辛劳，包括努力中的一些痛苦。
很多人都知道，读书是件痛苦的事情，在读到一定程度之前是很痛苦的。但是樊纲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更适合做一个读书人，上世纪90年代，在很多同行、朋友们选择下海的时候，樊纲选择留在学术界，在今天看来，他的冷静和理性帮助他选择了正确的人生定位。虽然他说，他也比较崇尚闲适生活，但他却做不到。他说，工作和休闲都要，不能不做事，但是不能变成工作狂，不能把工作做到没有时间享受其他乐趣的程度，也不能不玩，但是不能老玩。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讲，工作和休闲结合是非常合理的，叫均衡。均衡就是不把资源全部配置到某一个东西上，而是配置到若干个东西上，这样，在若干个东西上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效用、满足，然后把这些“效用”加起来可能是最大的。这样的生活，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均衡的生活，用林语堂的话讲叫做闲适的生活。樊纲说他每年会陪伴家人一段时间，给自己也放一个假，提起家人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樊纲一直认为自己幸福，他说，“我觉得我经历了很多东西，经历了最不好的东西和最好的东西。我确实都经历了。想想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一个人一生当中可能很少能够遇见的最苦的东西。然后，改革开放，我们又遇见中国增长速度最快、变化最快一个时代。对比我1985年第一次出国时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和现在两者之间的差距，感受这种巨变，是一种幸福。”
从经历看，樊纲是一个经历十分丰富的人，他在建设团当过兵、下过乡，后来又做回知识分子。很多报道说樊纲的身上有某种贵族的气息，笔者感觉樊纲本人气质多的是优雅和浓浓的书卷味，看他的文字，固然有经济学家职业的理性，但也不乏文人细腻忧郁的一面。
各类学科都存在流派之争。经济学也一样，樊纲说，“做学问最重要是理性分析，理论就是理论，容不得掺杂情绪上的因素。”
先行者的声音和行为总有让平凡人不解的地方，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者，就如同泰戈尔那首《给读者》中所言的，美丽的诗句在百年后仍能够让诵读的读者感受“春晨吟唱的勃勃欢愉”。
樊纲性格淡定，心态平和，对于很多事只一笑置之。我记得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位哲人说，一个人的性格可以从三件事情上表现出来：饮酒方式、花钱方式和愤怒方式。一个自律的人，为什么要烂醉如泥呢？一个自制的人，为什么要浪费财富呢？一个自强的人，为什么要滥发淫威呢？一个很容易被激怒也容易平息下来的人，他的所得被他的所失抵消了的时候，另一种人却显出了圣人风范：他很难被激怒却很容易平息。康德说，“知道自己正确却能沉默到底的人，他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而老托尔斯泰说得更具意气：“争论通常并不是阐明真理，而是越弄越不清楚。真理本身显得那么明朗化，无须争论也能被接受。”不俗的人，无论得志还是失意都能表现得达观和低调。而世俗的人，得志和失意则显出各自的俗气。樊纲一点也不俗气，他像一枚4C级的钻石在春日的阳光下熠熠闪光。也正应了郭沫若的那句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樊纲简历：
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樊纲集》、《经济文论》、《走进风险的世界》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等学术论文近百篇，在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