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国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有20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已经有10年。理论上来讲，我们似乎已经“与国际接轨”了——且慢，事实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还清楚有“中国特色”的前提在。 曾记否，当初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时，称为“与国际接轨”。一时间，从下到上、从城市到农村、从宏观到微观都在“接轨”。为了达到世贸组织有关规则要求，对于国内的几乎所有经济法律法规都进行了清理、修订，缺失的则制订新法新规，从中央到地方花费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才完成。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国内进行了世贸组织规则宣传，各类学习和宣讲覆盖全国，几乎到了田间地头。最终，世贸组织对我国的加入评审完全通过，标志我国成为了世贸组织合格成员。 接轨十年 融入仍为难题 可十多年的“接轨”过去，我们却蓦然发现：中国仍然“融入”不进世界经济！从货物、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角度看，我们似乎融合得够深了：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也是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和对外投资国之一，经济对外依存度甚至高于很多发达国家；但从国家和制度角度看，我们却还是与很多国家格格不入，美欧等国至今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中，意识形态和制度因素已经不是若隐若现，而是直接摆到了桌面上。 近期，一连串的事件清晰地昭示了这点：美国、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的双反；华为、中兴产品在美销售被美国国会认定为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三一重工在美关联企业收购的风力发电项目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否决，三一已为此诉诸美国法庭……是纯粹的贸易或投资问题吗？是简单的遵守规则和公平竞争问题吗？可以是，但似乎也不完全是。 笔者在多年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研究中，做过很多案例调研，发现几乎所有涉及到国家层面的贸易和投资纠纷，背后都有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制度因素。 这种制度因素，从国际角度来说，就是国家间的制度冲突问题。美欧之间、美日之间，也有贸易或投资纠纷，也会在世贸组织里打官司，但不会影响到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甚至盟友关系，纠纷也仅止于贸易、投资层面；但在我国与这些国家发生的纠纷中，就不是那么纯粹的贸易或投资问题了，总是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或制度分歧的成分在内。所以，我们处理此类纠纷的难度也就大得多。 但笔者在本文中更想强调的，却还不是外国因为社会制度问题而针对我们，我们该如何动用国家力量加以应对，而是需要检讨我国在对外贸易和跨国投资中，是不是存在某些经济制度因素造成的弊端，这些弊端也制约了我国的贸易和投资收益，乃至直接导致亏损和失败？ 毋庸置疑，我国奉行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能与国外的市场经济无缝对接，且在很多方面还是不兼容的。在国内，我们还可以用“中国特色”予以开释，但到了国际市场上，别人却不会因为中国特色而对我们宽容或网开一面，而往往会更加严格，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在国内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做的很多事情，放到国际贸易或对外投资中去，是否就是正确的、合乎规则的？ 政府主导、产业扶持 渐成弊端 比如光伏产业，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新能源产业，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大量优惠、鼓励政策，包括融资、税收、土地等等方面，结果导致光伏产业投资急剧增加，产能严重供过于求，国内市场远远不能容纳，到国际市场也是靠低价争夺份额。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国内光伏企业债务高企，开工率严重不足，几乎所有企业都濒于倒闭或已经处于破产境地；在国外则遭遇了多个国家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国际市场也岌岌可危。但就在我国政府与美国欧盟等国就此进行交涉乃至打官司的时候，国内为拯救光伏企业却又采取了新一轮扶持措施，如政府联合银行力保某些企业之类，既有违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其中某些措施也涉嫌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更糟糕的是，光伏产业的情况并不是孤例。多少年来，我们不就是这么发展经济的吗？所谓的中国模式，政府主导、政策扶持不是必然的、核心的内涵吗？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电子信息乃至动漫等等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我们不都是这么搞的吗？可这种发展模式，固然可能快速催生、养大一个产业，但其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很难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力，企业依赖优惠政策生存，窝里斗尚可，国际竞争就难；其次是必然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光伏产业如此，其他产业也如此。有朝一日我们的电动汽车、生物药品或者动漫产品也大规模出口了，重蹈覆辙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跨国投资也是如此。在我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中，我们的企业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形成了很多错误的意识。而这些习惯和意识，在国外的投资中极可能形成致命隐患。 比如，我们的很多对外投资项目栽在了劳工问题上，并且是前仆后继，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目前，企业也包括首钢这样的国企和TCL这样的上市公司。为何？难道这些企业对外投资都不做可行性研究，不知道外国的劳工法有多厉害？即使公司的高官和高管们不知道，律师肯定也会告诉他们，但他们还是不会重视，因为在他们长期养成的潜意识里，觉得这不是个事：员工工资？老板说了算；员工罢工？不可能，中国就没有这事；员工解雇？太简单了，发几个月工资就打发走了……等他们真正意识到制度环境的不同和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晚了。 毫无疑问，我们是全世界投资审批最全面、最严格的“市场”经济国家。成立企业要审批，投资项目也要审批，极端的例子是投资一个项目要盖上百个公章。但这并没有提高我们投资的可行性和企业成活率，恰恰相反，严格审批的结果除了寻租泛滥、压抑市场活力外就是把可行性变成了可批性。极端的例子是，某些所谓的国家重点项目，企业自己做的可行性研究不算数，非要主管部门指定“定点”的咨询公司重做可研报告才行。此种体制下，不说政府投资、国企投资是拍脑袋决策，连我们的民营企业，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政府审批上。这种投资和决策模式到了市场和制度环境迥异的国外，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弊端输出” 值得反思 我们可以用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生产遇阻的事例来进一步说明“和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固然美国不像我国，对所有的外国投 资项目都要进行审批；但美国也要求某些并购项目要向美国政府报备，必要时须经美国政府批准。实际操作时，美国的报备是真的报备，绝大多数不需要审批，所以美国一年外国投资可达3000多亿美元，但只有联邦层面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司法部（反垄断）和证券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几个部门负责监管和审批，而不像我们有中央和地方无数部门和官员管外资审批。所以，中国企业在美国成立关联公司很容易，没人管；但收购某些项目就不一样了。不知我们的企业收购前做过法律和政策分析吗？是不是还以为和在国内一样，是前紧（市场准入严格审批）后松（进入后再投资和生产经营监管松懈），既然已经进去了就可以自行其是了呢？假如我们的企业不从法律层面剖析问题，恐怕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钱白白损失了，虚无缥缈的尊严也会成为肥皂泡。 而我们国有企业的投资更是问题多多。国企改革，到现在还是一个待解的难题，企业制度、管理模式、经营方式都有根深蒂固的弊端，在国内尚且广被诟病，到国际上去投资更加可想而知。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国企直到目前仍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绝对主力，达到对外投资总额的八成左右，其直接后果，则对自己来说是投资效益差、风险大；对于外国来说则是担心这些国企扰乱当地市场秩序甚至影响国家安全。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对外投资中的“制度弊端输出”。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这也是制度差异带来的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也有了巨大提升。但毋庸讳言，社会制度短板依然是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提升的最大制约因素，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这也让我们对于十八大以后的改革更加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