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D打印机、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现代装备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正带领工业社会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 最近，英国久负盛名的《经济学人》杂志讨论了当今全球工业领域正在经历的新一轮变革。在此之前，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出版了一本名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的书，因其主题的当下性、作者的知名度而声名鹊起。 里夫金书中提到的“数字生产革命”，成为《经济学人》想要突出的主题，即制造业正朝向数字化发展的数字化革命。而这正好和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正面临的制造业乃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关系密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凭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给、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积累的技术能力，逐渐确立了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新的时代背景下，倘若中国不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赢得主动，不能搭上这一波工业革命的快车，那么，在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走向何方？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否成为中国崛起“终结者”的隐忧和“狼来了”的迷雾中，我们该如何清醒认识并有效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向创新型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我们的创新如何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律动？9月4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办公室，冯飞部长与朱敏总编就此倾情对谈，其观点极具理性与前瞻性。 变革“初现端倪” 朱敏：当前有不少热门的经济话题，其中有一个深刻影响全球格局和未来趋势的，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掀起“第三次工业革命”舆论热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前者著书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经济模式是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融合；后者撰文强调，3D打印机、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现代装备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成熟，正带领工业社会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此之前，中国学者有没有类似的洞察？
冯飞：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国外主要是这两个说法。其中，里夫金主要是从技术变迁的角度，预测和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而《经济学人》杂志侧重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主要讲数字化制造引发的一系列讨论，如就地化生产和个性化产品服务等。 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中国学者，最起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早在两年前做战略新兴产业研究的时候就有判断：全球正处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高层领导的判断也是这样，温家宝总理在很多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判断还早于里夫金和《经济学人》。当然，我们的分析没有提第几次，但我们谈到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特点时，讲到了技术群体涌现和多点突破的特点，这和前几轮工业革命有些不一样：前两次工业革命是以一个和几个技术的突破引领为特征，如蒸汽机、电器、通信和半导体；这一次的特征是多点突破，包括多能源、生物、IT，也包括新材料等领域群体涌现的特征。 朱敏：除此之外，在您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还有哪些显著有别于之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新特征？ 冯飞：前几次工业革命，特别是能源上引发的变革，对经济系统是个正效应，无论是蒸汽机还是电器化，源自经济系统的需要是很强大的，带来了生活便利和生产效益的提高。但这一轮的重要驱动力，不是经济内部的驱动而是外部的驱动，更多是社会和环境上的驱动，带来的更大效果体现在社会上和环境上。这样的驱动就意味着，一方面制度设计很重要，另一方面新能源引领的过程比前两轮要长，源自经济系统的需求不像前两次那么强大，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和我们的分析差不多。 朱敏：那么，国内学者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认知与国外学者分歧在那里？ 冯飞：分歧可能在于，这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究竟是第几次。除了第三次的说法外，还有的分析我们已经一共经历了四轮，也有的从科技和技术的角度认为我们经历了六次。但其实第几次的说法并不重要。 朱敏：也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目前而言，您判断我们究竟处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哪个阶段？ 冯飞：从全球来讲，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目前还主要是体现在新兴技术领域中，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应该是“初现端倪”。如果判断已经形成影响则还为时尚早，但苗头性的趋势值得警惕。特别是对我们搞政策研究的来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把形势估计得严峻点，这样制定政策才能更加从容。 朱敏：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欧美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出现了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现象。您如何看欧美制造业的变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联？ 冯飞：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后的低迷状态，但制造业的复苏和进展出乎意料。尽管全球很多国家都提到再工业化和复苏的问题，我认为美国是率先实现再工业化复兴的国家，欧洲目前还看不出苗头。 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一定关联，但主要还是基于三个因素的作用：一是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本差距在缩小。这主要还是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没有跟上；二是美国已经形成了能源价格洼地，能源价格明显低于欧洲，甚至低于中国。比如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突破进展，使得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是中国进口天然气价格的1/5到1/6，是日本、韩国的1/7，而且美国很多州的工业电价已经低于中国工业电价。美国现在天然气化工有非常快的复苏势头，大的天然气化工项目已经开始建设；第三，美国正凭借低成本和高效的物流体系实现制造业复苏。从物流来看，美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9%，中国则占到了18%。美国制造业复苏主要是这样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然，美国在制造业实现复苏的一些方面，是在向新能源、数字化等方面提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到的一些领域中增长也很快。但我想，数字化制造等因素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显著的影响。若干年后，当技术因素进入以后，可加速其复苏势头，缩短其复苏进程。 强化市场的力量 朱敏：从过去的历史经验看，工业革命并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虽仍是“初现端倪”，但以您对经济趋势的预见，它将会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政经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冯飞：首先从要素投入来看，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面前，劳动力成本要素的重要性下降，技术的重要性提高。这一轮新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产业革命的内涵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问题，这个融合的趋势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看来，在影响制造业竞争力方面，服务业延伸是重要的方面。很多制造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转型为方案解决公司，它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集成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上体制创新。这些很重要的创新，都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手段。 “数字化制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意味着，机器替代劳动是一个大趋势，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智能机器对劳动的高级替代。数字化制造提出来的大背景是西方制造成本不具备优势，所以要想办法弥补成本的劣势，就是要靠智能化的机器替代劳动。从中国当前来看，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也不断削弱，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比较快。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提法，中国劳动力成本经过劳动生产力矫正之后的综合成本，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以这个趋势，201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要提高到占美国劳动力成本的45%左右。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相对优势，如果叠加上以数字化制造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综合比较优势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进而会改变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格局。实际上，我们正在和OECD（世界经合组织）联合搞一个研究，OECD提出“新要素增长战略”，就是不再更多地关注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等有形要素，而是更加关注研发、设计、品牌、软件这些无形要素。 朱敏：软件等要素，正是和“数字化制造”直接相关的无形要素。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即将带来的影响还有哪些？ 冯飞：带来的很重要一点是，市场的力量在增强。数字化制造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是能对市场形成快速反应。贴近市场是数字化制造的重要特征，就地生产、分散生产，这是重要特点。也就是说，在数字化制造时代，对市场反应越快速，越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产业越有竞争力，这样的分工方式就可能带来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一方面可能还是延续全球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就地化生产是一种新的实现产业分工的因素，对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一定的新结构性变化特点。 朱敏：我们知道，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兴衰更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于不同的产业，应该也各有不同的影响。对中国经济来说，哪些产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面临的冲击更大一些？ 冯飞：的确不同的产业，受到的影响不同。前面讲了，就地化生产，使得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对于贴近市场终端需求的产业，特别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产业，这种国际分工会带来一些变化；而原材料、零部件等一些产业还是会延续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对中国来讲，我们恰恰是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加工组装、生产制成品大规模出口这样的产业格局，所以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所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 与此同时也会给政府、企业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从而对决策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中，创新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非常强，从供给侧来讲，就是就地化生产和分散式生产，供应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这样的大背景，对分散型决策和促进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有着非常高的需求。而我们过去主要是追赶式的决策，追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过于集中决策。这样的管理体制恰恰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新要求，集中决策的不适应性比其他国家更大。 中国崛起“终结者”？ 朱敏：毫无疑问，随着市场的力量和创新的力量日益变强，那些传统决策机制仍占主流的企业和社会被敲响了警钟。就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号角响起之时，有人开始鼓吹，称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中国崛起的“终结者”。对这样的论调您是如何看待的？ 冯飞：我并不认同所谓的“终结者”之类的判断。目前，中国仍拥有世界上比较少有的两大既有比较优势： 一是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依然存在。尽管与美国这些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成本相对优势在减弱，但优势依然还在。如果我们把劳动生产率改善幅度再提高，来弥补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的劣势，那么，中国的优势、全要素生产率（TFP）可能还维持得住。实际上，我们的要素低成本过去较多体现在一般劳动力上，如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要素低成本由一般性的劳动力转到技术科研人员的低成本上，还会有更多的优势体现出来。目前中国一年新增的本科生、研究生毕业生都是全球总量第一，2010年博士生毕业的人数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总量也是全球第一。 二是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依然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市场力量非常强，这恰恰是中国的优势：13亿人口的市场，内需释放的潜力比其他国家大。现在我们将需求不足用积极的说法来讲，就是潜力非常大。这一块是支撑我们应对就地化生产的条件，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能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潜力充分挖掘出来。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面前可能创造出新优势的方面。 朱敏：除了这些目前既有的比较优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转化为优势的因素？ 冯飞：同时还要创造另外的优势，那就是技术上的优势。从整个新兴经济体来看，中国的技术进步要快于巴西、印度等国家，特别是近些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在20%以上。总体来看，我们在一些领域中面临着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特别是新兴领域，如果在技术创新方面能够持续支持，我想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是有可能的。 如果把成本、市场、技术这三个方面综合考虑起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崛起而言不是终结，而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的观点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 朱敏：您所讲的“近期”，具体指几年之内？ 冯飞：三年。 朱敏：也就意味着，近三年是尤为关键的。中国面临的这场挑战，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全球经济格局的动态性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各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制高点。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主动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 冯飞：首先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应进一步重视和提前部署。前两年中国做了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在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做了一些部署，现在看来要进一步加强。还要围绕数字化技术做一些提前的部署，特别是向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方面加强。这些可能是改变未来生产方式转变的一些关键技术手段。实际上像 3D打印，我们曾在全国30多个企业做了一些调查，苏州、北京都有一些企业，当初不叫3D打印，叫快速成型技术。 其次是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决策机制的不适应和体制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体制机制的改革，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激励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把体制性的束缚松开，激发创新的活力，特别是发挥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体现了从产业组织政策到科技政策再到金融政策，一系列政策怎样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这种转型，可能是一种系统性的转型，不是某一方面的突破，所以转型的难度和压力非常大。这也是怎么去鼓励分散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核心。我们提出人口红利拐点可能明年要出现，要从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最关键的是形成一批能驾驭新经济、新技术、新装备的人才。我特别强调技术工人、技能人才的培育。一方面强调高技术、管理型人才和拔尖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是技能人才的培育；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应该是作为重要的应对方面。 四是提高认识。对第三工业革命，我们要有一个战略的眼光，要有敏锐的捕捉能力。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从决策层的角度上来讲，对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格局转变的影响。现在影响在慢慢显现出来，但还需要动态跟踪，制定一些计划和规划，很关键、很迫切。 “守法而弗变则悖” 朱敏：中国今年出台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承载了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使命。但当前，战略新兴产业的某些行业也出现了无序竞争及产能过剩等一些问题。那么，支持和引导战略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积极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秉持怎样的发展思路？ 冯飞：支持和引导战略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积极融入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从这样四个方面，深刻认识战略新兴产业的特点和规律。 第一，战略新兴产业是创新驱动型产业。换句话也是高技术产业，是技术不成熟的产业、技术在不断进步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创新为特点，往往会出现一个颠覆性的创新问题，一个新的技术突破，对既有的技术和产业是破坏性的。在这样的产业发展中，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如果拿来的技术追求的是规模急剧扩张，这不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其中隐含着巨大的技术风险和投资风险。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做法都是拉项目、争投资，搞不好的话，如果一个新的重大技术出来，产生一种颠覆式的创造性破坏，前面的投资都会打水漂。而且新兴产业它是这样多个技术都在探索，目前来看可能产业前景较好，但很有可能一两年后，一种新的技术冒出来，也许是颠覆性的。所以，如果这种客观认识规律都把握不好的话，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完全复制传统产业赶超型的、技术拿来主义的发展思路，这样的做法有可能是新一轮的低端制造，里面隐含了巨大的风险。 第二，商业模式创新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构成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两翼，两者缺一不可。我们很多新兴产业不缺乏技术，但商业模式不成熟，也很难使技术转化为产品，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 朱敏：商业模式创新理应是纯市场的事，需要政府做的就是“放开”，减少管制和干预，给企业释放空间。从政策上来讲，还没有太多支持性的政策或消除束缚性的体制机制的东西出来，包括松绑和消除行业壁垒。 冯飞：所以我一直讲，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很重要。从创新成果的角度来看，创新激励政策一个是供给侧，一个是需求侧。我们比较习惯于供给侧的创新刺激政策，如国家给很多项目，支持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但我们往往看到的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很多不在国家支持范围内的企业，特别是民营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成果比政府支持的还要好。对这些创新成果，政府怎么支持？这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我们过去是重供给、轻需求，国际上是两者并重。我们无法完全转到需求侧，而应该是供给与需求并重的创新激励政策。所以，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政府还有一招就是需求侧创新激励政策，比如政府采购、面向消费者的补贴政策、针对需求侧的税收激励等一系列政策。 第三，创新型小企业在战略性产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至是创新源。美国创新源90%来自中小企业，比起大企业，中小企业创新动力非常强，很多原始创新来自中小企业。大企业的优势，在于其产业化能力。美国的一套制度，可以把小企业的一些创新想法，转化为一些产业化的成果。有很多采取整体收购的方式，如微软走的就是“拥抱”战略，收购了很多创新团队纳入到微软团队。当然还通过资本市场，还有金融的重要性，特别是针对创新型小企业的金融工具，如风险投资（VC）、股权投资（PE）等。我们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整体上看到的是大企业、大项目，这种做法可以迅速看到投资的效果，有产出的话可以迅速转化为GDP，但创新的基础不牢固。 第四，新兴产业除了面临传统产业一般性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还有一些特殊性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生物医药有药品审批制度问题，审批时间过长；再比如IT的三网融合问题，谈了20年了还没有更本质性的转变；新能源汽车的准入问题，等等。可以说，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中，没有哪个不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机制问题。正是因为有这种一个特点，我强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三类创新要同时推进，不能偏颇某个方面。我一直讲，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探讨两件事：一是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要建立产业技术体系；二是新的政府支持管理方式，主要体现在激励创新上，发挥全社会的创造力，调动全社会的创造力，而不是追求规模扩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包括无序竞争、产能竞争，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有了一些思路。 朱敏：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这样三类创新中，是不是可以认为：体制机制创新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前提？ 冯飞：体制机制创新是重要保障。 朱敏：您前面提到美国创新源90%来自中小企业。比较中美两国工业化进程，在科技创新和产业技术创新上，两国存在的最显著差异是什么？ 冯飞：一比较就比较到体制上来。我只说一句话：美国于2009年、2011年两次修订了国家创新战略，这是非常少见的高频度修改。它的国家创新战略中有一句话很实在：“发挥美国分散决策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优势”，再加上美国金融和技术的结合。金融危机后我们都抨击美国的金融创新，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美国的金融创新，就没有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一些金融创新有些过头和脱离实体经济是它的主要问题，另外是它的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 朱敏：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代之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由此看来，要能引领工业革命的发生，也如您前面提到过的，主要还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待解决。 冯飞：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时间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还有一定必然性。主要还是中世纪之后冲破了思想的束缚，英国的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复兴，以及观念上的一些更新，带来人们创新冲动的提高。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中国综合国力并不是没有，主要问题还是思想的束缚。《吕氏春秋》有句话非常有哲理，2000年前悟出的道理：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 创新与变革的律动 朱敏：中央近期提出下半年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一方面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另一方面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如何在新形势下平衡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 冯飞：这两者不能矛盾对立起来。调结构一方面是增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是传统产业过剩产能的退出问题，既有增量的增加也有存量的退出。战略新兴产业增量的增加，对稳增长是正贡献；存量的退出方面，很多产业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导致价格急剧下降。如钢铁价格回到18年前，如果有相当产能退出，价格能回归到合理水平，这对稳增长也是正贡献。认识到存量退出也是正贡献，能更好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关系协调好、处理好。 朱敏：但从存量的退出来讲，一些地方可能并不会愿意以降低自己眼前的GDP，来为提高全国经济质量的平均数做贡献吧？ 冯飞：是的，涉及到的地方问题和部门问题比较复杂。中央应该有一些措施，一方面应该把节能减排的目标硬化到行业中去，对一些重要行业，通过节能减排的标准强迫使其破产和尽快退出。当然，退出需要机制，有些还需要建立退出援助机制，特别是对退出后找不到工作的要加强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避免在调整过程中引起比较大的社会问题。节能减排是推动存量调整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中央政府要把节能减排这个工具用好来推动存量调整。主要还是一个标准的问题，要建立更加透明的机制。 当前从增量来看，战略新兴产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已经在显现出来。尽管按中央政府划定的七大产业，占GDP比重并不高，大概4%左右。两年前起草国务院决定时摸底，2009年战略新兴产业占到GDP的3.5%。从目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战略新兴产业对沿海地区、东部地区转型的支撑作用非常大，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地区40%～50%的工业投资增长来自战略新兴产业。 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中，中国面临双重任务：一个是传统工业化我们依然要走，另一个是要抓住新一轮的机遇，跨越式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在创新上取得一定的突破。这种创新的突破我们很难追求全面推进，只需局部取得一定成果甚至在国际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就能取得非常大的进步。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对战略新兴产业再进一步聚焦，看哪些方面真正能有所突破，而不应该像美国那样全面推进。我们现在没能力去做全面推进。 朱敏：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发展目标，2020年中国要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在您看来，衡量一国是不是创新型国家的指标是什么？ 冯飞：从我的角度来看，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指标还是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只是因素之一。关于产出指标，我认为，要和我们的发展阶段相对应，不能完全和发达国家比创新能力。当前阶段性的目标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提上去，这个是当前的核心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两个方面，理论上都有，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体制。从中国的TFP来看，波动性非常大。中国经济从2003年进入高增长周期，到2008年恰恰是全要素TFP下降的时期。对应来看，我们的R & D的投入，不看它占GDP的比例，其投入增长很快，达到20%左右。投入增长和我们的产出现在出现了一些对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对立？我认为，一个方面，投入需要时间和过程才会有产出；另一个方面，还是由于体制机制问题，有一些束缚，改革推进较慢，使得效率提高的因素下降。前些年我们的技术也没有取得太大的进步，但全要素生产率在提高，这主要还是通过体制的改革、制度的贡献导致效率提高。当然，目前中国资本的工业增加值率为26%，美国为44.9%，如果中国要素配置能到美国的程度，增长潜力将非常大。但关键看能否达到这样的配置效应。 朱敏：当前，中国经济身处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在向创新型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我们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等，如何与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行律动？ 冯飞：我们已经认识到、把握达到全球出现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在此背景下，调整经济结构要在增量上取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传统的钢铁水泥不能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两年前，我们已经做出决定，要形成新的产业驱动力、发展新产业，要把中国的创新提上去，实际上已经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趋势形成了律动。 随着对第三次工业革命认识的逐步深化，我们还要动态地去看，动态地去调整。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的数字化制造变得重要的时候，对数字化的核心技术和重点领域，如3D打印、机器人等，还要给予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