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来众多劳教冤案的曝光后，虽然仍有重庆劳教委员会这样的责任机构执迷不悟，在任建宇案上竭力想给受害者留下尾巴，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和开脱责任而抵抗，但劳教制度之恶和劳教制度之害，正渐次大白于天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劳教制度的现状必须改变，也基本成为共识，以至于即使是劳教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也无人敢于对此公然加以反对。 虽然在如何处置劳教制度上，尚有是变革劳教制度还是改革劳教制度的分歧—简要言之，这样类似左右互搏的争议，其实并无太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行动起来，革故鼎新，改变现状。事实上，劳教制度去行政化，将一切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全部纳入司法轨道，即是一个剥夺现有劳教制度受益者权力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彻底变革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游离于宪法、立法法、刑法、社会治安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之外，经常性地制造冤案，践踏公民权利，残害无辜，祸及社会，并一贯打着维稳的旗号，为一些地方官员作恶保驾护航，破坏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殃及政府公信力，危害执政基础，其种种弊端已经诸多事实证明，也在长期的讨论中得以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但是，在大方向一致的众说纷纭中，却少有人正面阐明变革劳教制度的优胜利好之处。 变革劳教制度，首要的好处必然是人性的回归和善的觉悟。具体而言，唐慧们不再会因为替被逼卖淫的年幼的女儿申冤而遭以劳教名义施行的非法拘禁；任建宇们则有希望不再因言获罪而身陷囹圄，断送青春和前途；研究生郭大军和其他千千万万儿女的母亲，也不会因为进京探望儿子而被无辜劳教，而所有国民都能如郭大军们所期望母亲的那样，有拥有人的尊严和权利，“让她像人一样活着，远离欺凌和不公”。 其次，劳教制度长期作为一种行政措施，已经沦为地方行政权力滥权营私的工具。果断变革劳教制度，不仅是维护法律尊严的必要措施，还将是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针的大好机会和国家司法进步的丰硕成果，能够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必将获得主流民意的一致拥戴。正如相关评论指出的那样，“在公、检、法、司各项制度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再以‘行为矫正’等任何形式保留劳动教养制度，都是挖法治的墙角，实则是对法治的破坏。” 变革劳教制度，实质上是剥夺行政权力超越法定范围内的权力、尤其是基层行政权力的法外特权，这是一个恢复法律尊严，促进社会公平，伸张社会正义的过程。具体而言，坚决变革劳教制度，能够有效地防范行政权力的腐败，减少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众多的劳教案例表明，劳教制度是公权营私的重灾区，从重庆今年剧增的劳教案看，劳教制度很大程度已经沦为了替地方官员作恶保驾护航的工具，打击报复、因言获罪在劳教案中所占的比重居高不下；权力寻租、敲诈勒索时有所闻，其中的物质利益，更是暗涌汹汹，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生产数十种轻工产品。这些产出的利益流向，也是不容回避且必须通过变革劳教制度予以解决的问题。 变革劳教制度，实际上规范一项因为约束和监督机制缺失而被经常性滥用的行政权力，尤其对于基本独揽劳教权力的公安机关，则更是一次兴利除弊，重塑形象的大好时机和崭新起点。总而言之，坚决彻底地变革劳教制度，旨在清除行政权力中本不应该具有的暴力因素，从而厘清行政权力的边界，使其恪守服务公众的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