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电影 一九四二饥荒成因



     “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以研究饥荒而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如是言。

  1942年河南饥荒—这场可怕的灾难因《一九四二》的上映,引发人们无尽的思索。灾难中的“人祸”,也就是社会制度因素,不可不予深思。

  一九四二年的“人祸”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刘震云先生在其原著《温故一九四二》的结尾中写道。

  “当饿死的中国鬼还是不饿死的亡国奴”—这句话在小说发表的1990年代,在思想和舆论领域引发了对主权与人权关系问题的激烈争辩。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本身可能并非如刘震云先生所提出的这般尖锐。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在日军侵占的新乡地区,日伪政府确实对灾民进行了赈济,使许多人免于饿死。随后的1944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第一役就在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大部不战而逃,豫西地区(当时属国统区)的民间武装将溃逃中的5万国民党军缴械,送交日军处理。

  日伪政府救济过灾民,而河南老百姓帮助过日军—刘震云先生可能据此得出了上述结论。但是上述两个事实发生在河南不同的地区,大饥荒中,日伪政府也不可能对豫西的饥民进行救助。那里的老百姓之所以如此行动,还是基于对国民党政府以及军队横征暴敛、拉丁派夫的愤怒。

  但是,不能据上述事实而抹杀全体河南人民的民族大义。抗战期间,河南派粮派丁全国第一;黄河决口阻止了日军,但却淹没了几百万河南人的家园;灾害更甚的,还是1942年的饥荒。

  如果将河南民团将国民党军缴械的行为反过来思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1942年大饥荒的制度成因—也就是天灾后的“人祸”问题。

  “人祸”中的首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权力阶层对灾荒的麻木不仁。

  河南老百姓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传递到刘震云的笔端,在《温故一九四二》的开头,刘先生写道:

  “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个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

  其次,信息的封锁导致的救灾的迟缓,不能不说是饥荒扩大、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先注意河南灾情并进行报道的民国报人,可能是《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前锋报》记者李蕤(原名赵鸿恩)在其《无尽长的死亡线》的后记中记载:“他(张高峰)从华北回来,经过河南,从洛阳到叶县沿途,目睹了灾情的严重,写了一篇通讯,透露了灾情的信息。重庆《大公报社根据这片通讯,写了一篇社论,题为《看重庆,念中原》,大意是说重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中原却有大批灾民饿死,希望当局予以注意。《大公报》因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责令停刊三天。”

  张高峰则被河南军政当局扣留达数月之久,在舆论的之压力下,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才将其释放。

  不但是媒体,民间的舆论也被政府严密管控。民国期间毕业于河南临颍县甲种农校、后任临颍县高中教师的张洛蒂,在《河南文史资料》上著文回忆:

  “国民党政府继续逼粮催款,稍有迟疑,便抓入乡政府禁闭室拘留。又加清理历年田赋积欠,更是火上加油,把群众仅能维持生命的口粮,一搜而光。……中原灾情惨重到这步田地,国民党政府不让报纸揭露片言只语,说是有碍国际视听,群众愤怒万分。”

  “四月间,重庆河南旅渝同乡会徐鉴泉主任,来信问河南的灾情,我把所见所闻,写了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做《饥饿蹂躏下的临颍》寄给了他。五月下旬,县警察局一个警长,带了几个警察荷枪实弹来抄我家,翻箱倒柜,极力搜查,也没有查出什么。警长告诉我,说是有人控告我卖大烟。又把我带到城里押到警察局七天,后来由学校具名将我保出来,说什么‘因病保释,随传随到’。后不了了之。后来听说,我寄重庆那个小册子,徐鉴泉公布给河南旅渝同乡会,打算联名救济,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第二厅认为我有可疑,便打电报给许昌专属,专属批转临颍县查办。”

  白修德结束在河南的采访,回到重庆后,把饿殍遍野的照片摊到蒋介石面前时,后者才真正为之动容,正视河南的灾荒,蒋不得不屈从于强大的国际舆论。

  第三,由于社会缺乏监督力量,政府赈灾中难免出现赈灾不力甚至中饱私囊的情形。《前锋报》记者李蕤在其另一系列报道《粮仓中的骨山》中揭露一个案件:

  “汝南(驻马店下辖县)粮管处,共设有七个分仓,按手续,仓库只管征购征实的“收”和“存”,拨付的时候,须有县府粮政科的拨粮凭证。但是,李东光却将仓库存麦出卖,自开便条,令购户往分仓索取。第一批是在县东北唐营仓库提取的,经该处分仓主任检举,证据确凿。事泄之后,黍杆铺分仓主任因与李东光预先亦有勾结,在该分仓之分仓亦提取一百余石,乃往该仓库消灭证据,亦被检举。现在李东光、黍杆铺的分仓主任,都在扣押中。……据说李东光这个贪污案,已有证据的便已经是小麦五万九千斤,其他支仓中未查出证据者还不知多少。”

  诚然,1942年的中国正处抗日战争,河南位于前线,称第一战区。但遍查抗战时,饥荒发生的前后,至少在河南境内,并无重大战事。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迟至1944年,河南才爆发大规模的豫湘桂战役。地居最前线的郑州,国际救灾会在郑州仍然收留了4000名饥民,还开办有学校,给难童们上课。

  研究民国灾害史的南阳师范学院苏新留博士告诉记者,河南的饥荒发生时,其他邻近各省并无灾荒,粮食是丰收的。

  不得不深思“人祸”,也就是制度因素在1942年中的作用。

  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用“权利”对抗“饥荒”

  阿马蒂亚?森研究了世界多国的饥荒成因,如果把他的理论简单总结,那就是“权利的失败”。食物并非绝对匮乏,但人们获得食物的权利被剥夺了。有些因社会地位或者拥有的资源和交换权利的人,他们对食物的掌控能力很强。在这个时候,权利的不同造成分配的不均才是一部分人难以避免饥饿的原因。这种理论在中国再适合不过了,1942年,饿死的都是穷人或者权力阶层以外的人。

  印度是一个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国家,旱涝灾害频仍,影响农业生产,历史上经常出现饥荒的情况。阿马蒂亚研究称,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年,而自1947 年独立,有了新闻自由之后,便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 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

  1960年代,印度北部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旱灾。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鲍尔斯在其回忆录中记载:

  “到了1966年秋季,清楚的事实是连续两年雨季不下雨,粮食的前景看来又很危急。我们开始每天向华盛顿报告急剧恶化的粮食情况,特别是在比哈尔邦和北方邦东部,数百万人正在受饥饿的威胁。”

  据权威的印度官方资料显示:印度东北部的城市比哈尔(Bihar),由于该地区干旱缺水,粮食年产量从1965—66年的750万公吨减产到1966-67年的720万公吨,并紧接着急速地下滑到430万公吨。印度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从1964-1965年的8940万吨减少到1965-1966年的7230万吨,高达19%的下滑。

  粮食的短缺,粮价的上涨,人民遭受饥饿,背井离乡。但是印度政府果断采取了政策和分配制度,他们从美国寻求到了粮食,设立了2万多家廉价品商店给穷人和收入低的人提供有规定价格的粮食。印度政府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例如,增强通讯能力,在广播中发行公告,在政府施政工程当中给那些遭受饥荒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尽管大批牲畜和庄稼被毁,但印度还是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

  灾难来临之际,印度在保持政治独立性的同时,全力向国际社会求援。

  鲍尔斯在回忆录中写道:“1966年3月,在甘地夫人(指当时的印度总理)访问美国期间,约翰逊总统(指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向她保证,美国将尽一切可能来满足印度对粮食的紧急需要。”

  “在1967年这一年中,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报道(指美国媒体关于印度面临饥荒并寻求美国援助的报道)的缘故,保持了合理的、稳定的小麦运送量。如果没有我们小麦的运送,印度不可能在1965年、1966年和1967年对付严重的缺粮,其结果将会是大规模的或中等规模的饥荒。

  “六年时间里,我们向印度运送了总数达2600万吨的小麦,几乎是我国(指美国)全部平均年产量的四分之三;高峰时一年用万吨轮运送了将近1000次。12%的印度人靠美国小麦过日子,这无疑拯救了成百万的印度人免于饥饿。”

  鲍尔斯在回忆录中提到,印度这次饥荒曾导致“几百人死亡,其中饥饿是一个因素,但我怀疑许多人死亡的原因是否可以仅仅归之于‘饥饿’。”当时蜂拥而至报道印度饥荒的外国记者,因没有找到被饿死的人,反而感到“一定程度的失望”。

  2012年10月,阿马蒂亚·森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名誉教授。笔者相信,与关注印度一样,他同样关注中国。笔者没有查到他对1942年河南饥荒的研究资料,但他提出的“权利的失败”,确能给中国人以深刻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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