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以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最新出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 杰里米·里夫金，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享誉全球的未来预测大师、“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创立者，他认为，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传统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 一、人类的三次工业革命 什么叫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学人对工业革命的划分跟我们过去所熟知的划分并不完全一样。经济学人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后半叶以英国的纺织机械化为标志，我们过去往往说是蒸汽机为标志，而最后真正工业化是以纺织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他们认为以福特汽车工厂在20世纪初大规模的流水线为标志的。这两次工业革命都改变了社会，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形态。 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中国都没有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我们正处在康乾盛世的后期，当时中国GDP占全世界第一。我们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方式，没有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1913年，当福特在进行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的时候，我们刚好在辛亥革命，我们又没有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 如里夫金所言，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今天全世界23%的人得不到供电，25%的人只能得到部分供电。这说明目前的能源分配模式不能满足需要。新的工业革命中，每座大楼都将变成能源生产的来源，因此需要一个通信网络来分配这些能源。在互联网技术和软件技术成熟的今天，这一突破已经不是梦想。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 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由于传统的化石燃料以及铀燃料的储量逐渐降低，导致其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受新技术突破、及早采用新技术以及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新型绿色能源的价格持续下降。光伏发电的成本有望以每年8%的速度下降，使得发电成本每8年可降低一半。这一涨一落的巨大反差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巨变，从而催生了21世纪的新型经济范式，可再生的绿色能源炙手可热。 如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装置正沿着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用户增长的轨迹继续向前发展。 2.分散式生产 可再生能源到处都是，如何收集这些分布不均、频率不一的能源？必须将每一个现存的大楼转变成一个两用的住所——住房和微型发电厂，就地收集绿色能源，为整栋楼房供电。 3.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存储间歇式能源 可再生能源总量多、清洁，但可再生能源多半是间歇式供应的。如果仅仅是依靠当时的可再生资源来供应自身的电力，当这些资源暂时不具备时，将面临周期性停电的困境。因此必须提前储存部分电力。氢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4.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能源共享网络，实现分配(或者叫“能源互联网”) 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能就地生产出少量的能源，这些能源既可以被电网回收，也可以被各大洲之间通过联网而共享。 5.将传统的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 可再生能源改变由汽车、公交车、卡车、火车等构成的全球运输模式，使之成为由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型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的运输工具构成的交通运输网。 建筑物转变为小型发电厂和创建能源互联网，使这些基础设施可以为插电式电动机、氢燃料电池车提供动力。同时，由于能源互联网的建立，电动车所需要的电可以通过共享的电网平台进行买卖，当自身电源充足时也可以将电能回输到电网。 把这五部分结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科技平台。这五部分的协同作用实现了“1+1>2”的整合效应，改变整个世界。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现状 1、里夫金描绘的中国可再生能源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力发电国，煤炭在其能源比重中约占70%。中国的页岩气资源潜力高达134万亿立方米，是美国两倍。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年经济增长率约8.2%的大国，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二氧化碳排放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板生产国，太阳能光电产业生产总值占世界30%。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风力资源。只要中国提高补贴和改善输电网络，至2030年风力发电就可以满足中国所有的电力需求。 中国也是世界上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能与地热能的总量也相当可观，漫长海岸线所蕴藏大量潮汐能。 可再生能源经济模式在中国应用很低，中国对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不够，生物能与地热能也未进行大规模的勘探。中国所生产的可再生能源科技产品几乎均销往海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中国国内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例只有0.5%。 中国蕴藏了丰富煤炭和天然气资源，这一诱惑使中国漠视可再生能源经济模式。对水利发电过度依赖令人担忧，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日益增多的干旱将会对中国的电力生产造成极大困扰，导致电力缺乏乃至断电。 2、中国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但分布极度不均，且仍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 事实上，我国可再生能源虽然丰富，但呈现储存量西多东少，使用量东多西少的极度不均衡形势，尤其是太阳能、风能等主导能源，这意味着即使实现了能源就地采集，所耗费的贮存及运输成本也将是巨额数字。而里夫金设想的分散式、单元式能源制备及储存模式显然需要能源量与使用量相匹配，且最好是微型规模生产单元才能发挥最大功用。 目前，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目前已初具规模，但仍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末端和弱势地位，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拿光伏产业来说，国内的光伏企业大都集中在多晶硅片、电池组件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各家产品大多同质化，生产门槛不高、产能急速扩张，而依靠规模建立的成本优势却并不高，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 因此，中国要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先摆脱低端加工的产业模式，不能以耗自己的能为代价去帮助欧美发达国家节能。
显而易见，里夫金所描绘的蓝图很漂亮，但结合我国的现状，摆脱低端加工的产业模式在短期内并非易事。 3、集中决策的经济体制造成中国能源存储运输不畅 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大的特点是分散决策，包括能源收集、生产的分散化，能源共享的分散化以及社会决策的分散化。每个微型生产单元都是独立的完全自主决策体，这与我国目前经济体制相矛盾。以风电为例，由于地方输电网与微电网的建设迟迟落后于发电机组的容量扩张，大量电力无法输送至骨干电网，每年仅内蒙白白浪费的未收购风电电量就高达20亿千瓦时之多。 里夫金在书中也很尖锐地指出“尽管中国可能很快会成为可再生能源科技的领导者……但它不会完全理解所有项目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互动系统给社会带来的强烈冲击。这些项目需要一个扁平化、开放式共享的洲际性政治空间”。 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单一政策调整的要求，而是整个经济体制系统性变革问题，这种系统性变革要求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规划，这才是对中国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最大的挑战。 四、可再生能源经济模式对中国制造的激励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世界工厂，是因为有廉价熟练的劳动力，且“中国制造”模式主要依赖日渐式微的传统能源，增长靠的是高物耗。 虽然里夫金命题的理想要实现困难重重，但笔者依然乐观地认为，中国如果选择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条道路，那么中国或将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