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当代中国商业环境中经济争鸣中的经济学家
当代中国商业环境带有明显的转型期特征,严格来说这是一个畸形和不公正的商业环境,尽管国家花了极大的力气进行宏观调整和改革,但越到深处阻力越大。这种阻力不但来自于最初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更来自于改革开放政策后的首轮既得利益者。
其实,经济改革的难度不亚如来一场真正的暴力革命,最初的勇士在挣脱原有绊脚石之后,由于民族的劣根性,或者是在所谓中国商业传统精髓的潜移默化影响下,自己在前进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又迅速设置了新的绊脚石,而且后一种绊脚石设置于暗处要绊倒后来的革命者,虽然他已经不再与时俱进,但他却仍然代表改革者的角色在舞台中表演,而只有《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子知道,其实新经济皇帝(指某些借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国有财富的所谓企业家或者资本运营者)什么都没有穿。
我个人认为,在近几年的经济管理与改革观点争鸣中,郎咸平无疑是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人物,他就是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子。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或者在他指导下研究出来的成果,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他最初的一个又一个论断。
一些曾经显赫的企业,不幸在郎先生的炮轰声中倒下,可能有人对之要咬牙切齿了。
如果这位郎先生再说不吉利的话,再说中国经济的所有泡沫和黑洞都会被挤掉或透明化,中国市场再也没有财富投机的勾当可干了,他们就只有失业或者卷铺盖走人一条路可走,或者还要去监狱里呆上一段“美好时光”以修身养性。
早几天在人民网上关于国企改革争鸣一周年的专辑中,我重新审视了当时两派经济学家在论争中的言论,想不到一场极具意义的经济争论就这样停止了。我在没有细读各方观点的时候,凭个人的理解或者接受的教育来解读经济学家们的言论,尤其是在郎咸平先生的不曾在大陆具有影响力且没有在焦点中心的时候,对中国主流改革派的经济学家们还是有仰慕如学界泰斗这般敬畏之情的。
但是,在近几年经济学家们的争论当中,我开始放出自己的眼光,审视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成效,审视我们现有各种制度的合理性与欠缺所在,而不再如以前一样盲目地理解与支持,放出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经济改革是确有必要的。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国企改革进程中的得与失,对于重新定位国人的价值观应该是非常有益的,这也是我们个人在现代社会里如何找到自身价值及存在必要性所要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正如一个企业的管理改革一样,宏观经济改革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系统工程,而经济学家们则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智囊顾问和社会设计师,可惜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并不具备这种设计师的资格,而我们的政治家们则不可能客观和深入地研究经济规律和同此产生的一系列相关问题,这也许是现代社会学科生硬的专业分工所留下的后遗症。当然,我们对于主流的经济学家们,也不能求全求美,但是他们应该有职业的“良心”,应该有客观公正的价值标准,他们应对数据和事实负责,而不能宣扬一些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的观点与言论。
在这个尊重专家学者的宽松环境里,经济学家们应该更有理由坚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道德,应该更有理由去思考和研究市场经济规律,为宏观经济决策和国家政治管理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可惜,在顾雏军及科龙事件中,在未完全批露出来的长虹问题面前,以及早已经倒下的德隆面前,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应该为之汗颜。为什么揭露问题和警示社会的不是你们,而是来自于大陆之外的经济学家呢?你们应该更有理由提出整改意见,你们更应该深入有代表性的企业做客观调查与分析研究,为什么你们没有呢?为什么你们就不会去解剖麻雀呢?你们满足于走马观花,你们满足于听取装饰过的报告和数据,你们满足于在书斋里闲庭信步,你们满足于追逐职称和待遇?同样是科学家,为什么你们不能学学水稻之父袁隆平,常年累月做研究和科学指导,而不是到处应酬或者经常做报告。
中国当代商业环境面临的种种困境,这里不再细述。不过,最终还是必须由真正的经济大师来解决,而且最好是具有综合学科背景的专家,我们不要没有“敬业和精业”精神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