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电信运营三巨头换岗事件轰动一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不仅仅因为这是人事调动的举措，而更多关注的是，事件所隐含的中国电信从垄断走向市场化机制变革的趋势。电信改革10年，艰难前行：连环拆资重组、市场与政府角力不断、充满悖论的突发事件及市场竞争日渐恶劣，等等。现在，三巨头换岗，其蕴涵的实质意义是什么？这能否把命途多舛的中国电信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 换岗的魔法球
如果一天早上醒来，IBM的CEO彭明盛和惠普的CEO 菲奥莉娜两人换岗来做，那该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一件事！
但很多时候，真实事件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惊奇！“中国三大运营商高管互换”的新闻首次出现在10月29日的《香港文汇报》。随后，《IT时代周刊》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证实了这一消息。中国移动集团综合部负责人高颂革答本刊记者称，中国移动在11月1日上午也收到任命决定，中国移动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立贵退休，其职位由中国联通懂事长兼总经理王建宙接任，而中国移动集团副总经理的王晓初则调往中国电信任职。本刊从知情人士口中得知，其实，高层换岗的消息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在电信各集团高层中传开。当时，国资委就调整方案向三大运营商进行咨询。此次调整，应该是在三大运营商同意的前提下调整的结果。11月1日上午，本刊记者从联通了解到，虽然最终任命通知还没下来，但他们已经听到了相关消息。现在，联通内部已经涌动着一种思恋王建宙的情绪。联通综合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表示，任命通知将最快在本周到达联通集团。当天下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3大电信运营商高管换岗迅速完成。三大运营商相继在各自总部召开干部大会，王建宙、常小兵、王晓初分别和上述3家运营商的中层干部见面，由此开始履新。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报告披露到正式实施只有3天时间，不过据说在业内此消息已流传两三月之久。“这是一个早有计划的人事安排。”申银万国一位电信行业分析师说。“如此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在中国电信业极为少见。”另一资深业内人士如此评价。换岗消弥恶性竞争？在我们的历史上，人事一直是最重要、最微妙、也最体现政治智慧的。外界不免议论纷纷电信高层换岗之举用意何在？一位业内人士面对《IT时代周刊》直言不讳：“其原因显而易见，地方上电信领域愈演愈烈的恶性竞争促使决策层走出这一步。”这一观点颇具代表性。 当前困挠中国电信业的四大难题互联互通、资费、小灵通和普遍服务，前三个都可以归入“恶性竞争”的范畴。以影响最为恶劣的互联互通为例，有数据显示自1998年以来的5年内，上报信产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达540起，至少影响到1亿人次用户使用，造成约10亿元直接损失和20亿元间接损失。但是国资委虽然不一定具有信产部丰富的行业管理经验，只要对电信业近年历史有所了解，就有理由怀疑这样做的意义。例如2003年被定义为“互联互通年”，信产部做了艰巨的努力，其工作部署概括为“一个措施两个工程”：一个措施是司法解释，两个工程是重估成本、更新网间结算机制和建立监控系统。如果上述措施卓有成效，今天就不会有人这样猜测国资委这一举措的良苦用心了。实际上，以“恶性”的道德评价来定义经济学上中性的“竞争”一词也许本身就说明了“恶性竞争”为何迟迟不能解决的原因。所谓“恶性竞争”要具体分析，其中一部分是正常的市场竞争，理论上定位是企业的“天赋人权”，实际上移动通信也是中国电信业细分市场中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但是“移动电话(包括模拟、GSM、CDMA)资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和指导价，企业不得擅自提价和降价，也不准随意改变收费办法。”而大部分则是由于垄断和不恰当的监管扭曲了企业的行为。以IP电话互联互通为例，美国1982年电信业改革将长途电话和市话“最后一公里”的垄断分拆，以促进长话市场竞争，但中国电信业改革虽然放开IP电话，但可以说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而Jean-Jacques Laffont在《电信竞争》中指出，推进互联互通应在不损害主导运营商的前提下鼓励接入，但中国电信业长期推行的“非对称管制”却近乎于在损害主导运营商的前提下强迫接入。关键是，无论市场发挥还是不能发挥作用，都不是换几个人就能改变的。 中国电信业改革如果从1994年联通成立开始算起，之后的1999年中国电信“一分为四”，2001年固话运营商南北分拆，历经10年，奠定今天的格局。改革始终伴随着公众一片高涨的反垄断呼声，如今曾被海外称为“邮电部-中国电信”大一统的垄断没了，没有一家运营商能占有电信业收入总量的50%以上，但是离真正的市场仍有相当大距离，现实是基于业务、地域、监管等诸多形式的“细分垄断”。每一家运营商都是某些某种形式垄断的既得利益者，同时又是某些某种形式垄断的受害者，所以都对现实又爱又恨。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每一个都尽可能地利用手中的垄断资源打击别人，但同时又愤怒地指着如出一辙损害自己利益的同行的鼻子。这才是真正的“恶性”所在。所以根本就不用换位也能“换位思考”。业内骨干基本都出身于国内有数的几家邮电学院，5年以前还全都是同事，互相缺乏沟通的说法要看你怎样理解。其实中国电信业70万员工，上至高层，下至小兵，哪一个下了班不是消费者，有自己的“民生”，必须要接受其他一些垄断行业的服务。如果“恶性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他们不可能没有体会。也可以说体制的沉屙扭曲的不仅是企业行为，甚至是人性的高度。在其位，谋其政。请看三巨头在位时的职业操守和谋事风格：2000年3月，时任信产部电信管理局局长的常小兵——也就是刚刚履新的联通董事长对媒体否认了信产部同意中国电信大规模推出PHS制式小灵通的传闻，他代表监管机构指出，PHS(小灵通)不是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然而短短两个月后，常小兵调往中国电信任常务副总经理，正是在他任职期间，中国电信的小灵通业务取得了长足进展，以他的职位，这一业绩和他的支持肯定是分不开的。王晓初从1999年3月进入中移动董事会开始，就组建了一套对外透明且有效的管理体系，通过细分客户群，采取不同的市场策略，既保证了中移动的利润增长，又赢得海外投资者的赞赏，为中移动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在1999年，即王建宙在其从事电信工作的第15个年头，他换掉了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司长的头衔，加盟进驻刚刚5岁的中国联通，是他的努力把中国联通的第二个5年搞得如此有声有色。相较于王晓初的行事低调，王建宙的温和性格，及其绝佳的英语辩论水准早在10年前就在业内以典故盛传。在换岗之前，在对于“市场竞争”的理解上，常小兵之于中国电信、王晓初之于中国移动、王建宙之于中国联通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体悟，但愿景都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的所属企业在竞争中更为强壮。所以，无论是作为世界级运营商的经理人，还是相当于副部级级别的官员，换岗的高管们都应当也必定会在新的职位上尽职尽责，如果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因人而异、心诚则灵的道德反省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心慈手软，是对投资人，对国家的犯罪。而且因为竞争对手对他们没有秘密可言，可以有的放矢，招招击中要害。因而，高管换岗实际上反而会加强“恶性竞争”。两千年前，韩非子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故舆人成舆则欲人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换岗能够抑制“恶性竞争”的观点，无论在商业、政治还是人性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重组潜水，人事先行？较为简单的看法则认为此举是在为3G准备人才，或者只是正常的新老更替，不足为奇。此前曾有评价，王建宙行事稳健、常小兵精于固话、王晓初长于移动业务。上述人事调动是政府计划利用3人各自长处弥补3家运营商的现有短板，王建宙入主中移动将协调质与量的发展，常小兵则有望激活联通目前几近停顿的固话业务，而王晓初入主中国电信则普遍被认为是该公司为运营3G做准备。 但其中激活联通固话的说法颇为可疑。联通拥有惟一的全业务牌照，但始终专注于移动业务，有选择地进入IP电话市场，最终放弃了合并铁通的机会，时至今日，固话业务已是鸡肋，连固话运营商也在突围。 这两种思路最终都不能填满人们的想象空间。分拆数年，几大运营商的管理都已经自成体系，3G和两位老总荣退对人事的影响完全可以预计，为稳定考虑，未必不能各自为政，内部解决，然而最终出台的却是一个换岗的一揽子方案。最具冲击力的猜想是在为电信业的又一轮大重组做铺垫。香港《商报》2004年5月25日曾报道，国资委2003年底提交了一份“四合二”的合并方案，由一家移动运营商和一家固话运营商“强弱联合”，也就是说中移动合并网通，中电信合并联通。报道称“今次合并的主要目的，亦是希望将内地复杂的电信企业架构简单化”，从而解决涉及第3代移动电话发牌等问题，包括减低3G发牌数目，以及令多间电信商受惠。之后曾有消息称这一方案被搁置。现在也有理由认为它仍在运行，因事关重大而从长计议，人事大动作就是伏笔。有观点反驳称，果真如此，人员不应是现在这样的流向，而是在将要合并的企业间换岗，只有常小兵的调动符合这种需要。这也许在商业上成立。但历来企业合并，业务的对接尚属次要，最难最微妙的还是人事，是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现在将大员们调离将要整合的区域，势必减少未来的阻力。而且准备重组和3G选秀、新老交替并不矛盾，所谓以正和，以奇胜。借这样合理的名目为整合的文章破题，能够减少冲击，并在整合真正启动时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重组也可以解释常小兵肩负“激活联通固话”使命的看法，联通将通过“非市场”的方式得到在市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实际上有重组方案在先，就可以推翻“恶性竞争说”。国资委内部既然已达成共识，非采用如此激进的手段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电信业的问题，也许方案会因为执行难度过大而搁置，但不会再幻想通过人事调整来隔靴搔痒。行政调离，谁为市场买单？但是无论任何一种初衷，现在的结果显然有违市场原则。 一个规范运作的公司，任何正式员工加盟，都要在劳动合同中签署一份非竞争协议，明确承诺，一旦离职，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服务于竞争对手。而且任何一个经理人，如果让他形成这样的预期，自己下一个岗位是在竞争对手那里，那么他现在就很难有端正的工作态度。投资人看好一家公司，很多时候就是在投资团队。所以管理层的薪资中包含了股票期权，3家运营商也都有这样的安排(本次人事调整发生在集团公司，对上市公司有间接影响)。股票期权代表未来的收益，是对经理人长期努力的激励，但如果存在就像这样突然袭击、如同行政调离的可能性，股票期权的意义又何在呢？所以难怪国际投资人要发出一些不满的声音。美林证券一位投资经理表示，如此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方案，投资者可能首先会选择卖掉上述3家电信公司的股票，因为不知道这种调整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1999年末，信产部对实现手机单向收费先肯定后否定的反复，引起中移动、联通两支股票剧烈动荡，波动幅度超过1400亿港币。事后有分析认为，“市场恐慌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简单地由于单向收费可能导致的投资者回报减少，透过这一事件折射出中国在决策机制上的混乱及透明度的缺乏带给投资者的信心恐慌才是根源所在。”但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人事变动落实后，3家运营商股票价格均未出现大幅波动。 在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化行至中途的时候，发生本次重大人事调整，其意义并不能孤立来看。如果是期待平息“恶性竞争”，那么多半是要失望的；而如果是为3G选秀或者新老交替，那么具有战术层面的积极性，但却损害了本就脆弱的市场规则。如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将带出电信业大刀阔斧的新一轮重组，其前景牵涉方方面面，难以估量，但无疑利好和利空都是巨大的。学做一个企业
现在校园里的拇指族们过着幸福的电信生活时，想象不出上一代人为实现宪法规定的通信权利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固话初装费高达5000元；移动电话入网费最高达28000元！如此高价购买的服务却没有人满意。甚至直到1999年3月居然还出台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资费政策：月上网费60小时内为4元/小时，超过60小时为8元/小时，也就是上网越久价格越高。市话长期以3分钟作为计次收费单位，一年全国能多收50~99.6亿元。电信部门对此以技术原因搪塞，事实是，1982年进口的自动拨号业务设备是以6秒为计费单位。而手机双向收费、月租费等问题一直拖到今天没有解决。今天电信价格降低到普通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水平，在最初是政策层面的调整，但最终还是由于引进了竞争。2001年3月1日铁通正式挂牌，公司新的宣传材料题头的广告语是：“给您一个新的选择”。当年中期，中国电信就取消了初装费。吉通进入长途电话市场（IP电话）、固话运营商开拓移动通信市场（小灵通），都引发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业内有两个价格体系。一个写在监管机构的文件里，其形成半出于历史，从来如此，半出于当年运营商和监管机构的谈判，多年没有调整过。另一个则在运营商一线的销售人员手中，可谓名目繁多，而且瞬息万变。以前运营商可能还会在明面上摆一份第一种价格表，实际却用套餐、节假促销等名目降价，但现在已经放开手脚大打价格战。语音业务高度同质化，价格是最有效的竞争武器。而且刚刚摆脱温饱社会的国内消费者对于价格极其敏感。电信业自身的技术特点是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建设一张全国网络的投入以成百上千亿计，新增一个客户的成本却近乎为零。所以尽管监管机构屡次宣称“已没有降价空间”，但是运营商还在血拼。ADSL和小灵通的价格体系中已经列入包月价，甚至有学者认为以后语音服务应当像电视节目一样免费提供。但是国内运营商的生产率，比如说每人维护线数在世界上排名一直不高，也就是说价格战的底线很快来到。据业内人士介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运营商内部绩效考核的指标是新增客户数而非国际通行的ARPU。这种激励必然导致不计成本的价格战。以本伤人最终要自作自受，但如果收益是自己的，成本是别人，甚至竞争对手的，那么何乐而不为？Metcalfe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和其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在现行互联互通政策下，非主导运营商可以回报很少近乎无偿地占有主导运营商的Metcalfe价值；同时用低价拉拢主导运营商的客户。但如果放任不管，他们用市场的手段难以撼动垄断。2003年初，中国联通河南分公司对媒体哭诉，如果说互联互通在全国呈“星火燎原”之势，那在河南应该就是“遍地开花”，三门峡、濮阳、信阳、许昌、驻马店、漯河、焦作，甚至郑州市部分区域，全省几乎一半地市接通率都在30%上下。同期，中国联通高级工程师贾春梅在采访中介绍，“目前信产部介入监管的底线是接入率小于30%，这个数字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这可以视为一种成绩，如果没有监管，那么连30%都达不到；也给人以希望，如果施加更大压力，有望接近100%的完美境界。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是这么来的：据统计，截至2003年6月底，中国电信业营收的份额里，中移动为37.4%，中国联通为13.4%，加上联通作为全业务运营商，其移动收入占总收入比率低于中移动，双方的对比大约为10:3。据此可以认为河南移动是拿出30%的客户和联通等价交换！果真如此，信产部也就不像一些分析家所批评的“不懂市场”，而是在自觉地维护市场公平！但在一段时间激烈的“价格试验”后，各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单纯的价格战。小灵通长期定位于“老百姓用得起”，今年也开始推广增值业务。如今也能发短信，而且还有一些很独特的应用，比如将微蜂窝基站小、距离近的劣势转化成区域定位服务。精度可达50～100米。UT斯达康在研发中的小灵通无线解决方案，覆盖物流、银行、公安、保险、交通等行业。同时作为固话的延伸，小灵通可以和固网业务相辅相成。这种趋势实际上是整个电信业从语音业务转向数据业务的反映。语音业务高度同质化，但数据业务却高度差异化。据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曾问他的学生，为什么生产电视需要品牌，生产土豆却不需要。运营商们曾经像卖土豆一样卖语音，现在他们要学习像销售电视一样销售数据业务。在最初的筹划中，动感地带还应该有两个兄弟业务群，一个面向商务人员，一个面向数码相关工作的人士。为此中移动的市场人员还私下向媒体的合作伙伴征求3个新业务的名字。但后来大举铺开的只有动感地带。可能中移动发现面向时尚和商用的营销不是一个路数。2003年中期，中移动聘请周杰伦为“动感地带”业务形象代言人的前夕，咨询公司Frost&&Sullivian 的王煜全批评“动感地带”的推广是电信营销“已经获得业内全体认同的情况下，凸现出运营商对电信营销认知度亟待提升的现实。”王煜全指出电信营销中非常重要的两点：第一是营销的整体性关系成败。一是内容的整体性。即运营商必须针对建立在多个应用业务基础上的大业务单元进行宣传，这与手机厂商的“单机营销模式”恰好相反。一是促销方法的整合。多种促销手法捆绑实施能否传递出同样的声音？高明的电信营销是一个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但同时又不失整体感的艺术造型。第二是电信服务将包括大量各种增值业务，总收入将大大超过基础业务。这些业务的“注意力经济”特点，归根结底需要运营商发掘流行。营销的任务就是制造流行，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粘着性”和“传染性”问题。“高粘着率”是指那些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服务内容。而“传染性”，即通过确保渠道畅通，让目标用户有充分的机会尝试。一年过去，动感地带的营销仍然在风风火火地进行，并没有“无疾而终”，但在某种程度，“动感地带”更像一个企业品牌，而不是一个业务单元的营销。移动运营商在短信时代，一直与SP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分享中国无线增值服务市场的奇迹。现在看到这个行业逐渐成熟，于是借大力监管的契机，开始收紧价值链。2004年8月，中移动将原梦网中心剥离，组建卓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定位于“中国移动梦网运营支撑中心”。“卓望公司的成立说明中国移动正在打造自己的Master SP，把移动增值业务由原来全开放的商业模式向日韩的封闭商业模式推进。”业内人士这样分析。日韩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由移动运营商进行产品推广和销售，没有SP这一环节，CP直接和运营商合作，只根据运营商的要求提供产品。中移动还伸手到硬件平台。于2004年10月初发函全国手机厂商，启动名为“新奇特”的第二次手机定制，打上“全球通”和“动感地带”品牌标志销售。第一次手机定制于2004年2月进行，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索尼爱立信、NEC、三菱按照移动要求生产8款“心机”这被认为是中移动开始谋求主导手机生产和手机销售。类似的冲突也发生在固话运营商打造的宽带价值链。2004年9月1日，中国电信在第3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上表示，中国电信旗下“互联星空”商用一年来，参与合作的SP/CP业超过400家，用户数超过500万，每周通过互联星空的交易额超过1000万。而据《IT时代周刊》记者掌握的消息，全国发行的互联星空卡中，大约有四到五成被用来给中国最大的网游运营商上海盛大的游戏充值，部分省区这个比例甚至高达七到八成。横生突变，10月9日，盛大向中国电信提出：双方合同10月15日到期后即告终止。其主要理由是互联星空卡的零售折扣太低，打散了盛大固有的分销渠道。作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为了保护宝贵的现金流，盛大不得已终止合同。中国网通类似定位的天天在线（原九州在线）人士透露，公司最初也定位在平台，但现在则调整到SP，也应该是卓望那样的Master SP。加剧与运营商差异化竞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区域电信市场差异的非常悬殊。各地电信企业的日常运作就表现出千姿百态。据说南方某移动公司的工程部人员会在一些固定的日期加班维护系统，因为赌球开盘，赌徒们通过手机下注，造成流量的高峰。甘肃定西移动通过帮助农民找到土豆销路提高了ARPU。西藏移动在安装阿里地区两个县的基站时，工程人员行程4000公里、历时15天。中国电信业的一些创新也首创于地方，例如福州陈氏兄弟IP电话案、小灵通则出生于浙江余杭。市场前端营销和服务的提升必然给后台造成巨大的压力。北京一位网通的用户抱怨他家的ADSL在报装2个月后才到位，原来在他报装5天后，该地区的网络即封网扩容。但是代理商仍然在积极地开展销售，而投诉的电话打到客服处，客服却不清楚为什么发生延迟。近期，北京通信也尝试通过邮件营销宽带业务，提供网上报装。并且不仅仅是低价的诱惑，还附送价值200元的精彩宽带生活体验卡礼包。然而其收费标准中包月为120元，200小时却是190元，令人惊愕。显然当推出新的包月服务时，没有注意到要将过时的价格标准替代。一个小小的错误也反映了该公司内部整合能力的不足。此外，据说相当一段时间，运营商内部考核的指标是新增客户数，而非ARPU(用户平均收入)。这也是“恶性竞争”的原因之一。这么做有市场拓展期的背景，同时也反映运营商内部会计核算的薄弱，只能管理这种粗放型的增长。但是电信历来是IT采购额最大的行业之一，各家运营商先后上马BOSS、ERP等等，以推进开源节流。1999年末的股市电信风波中，各大投行都发表报告，分析单向收费对两家移动运营商未来赢利的影响，即使最悲观的看法也承认存在刺激通话量，长期价值上升的可能。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指出，关键在于资费政策调整之后，运营商能不能适应市场变化，有能力将刺激通信量和利润总量增加的“可能”转化为“现实”？香港基金经理将信心建立在内地运营商的行政垄断地位之上，而不是他们的市场竞争能力。所以任何可能冲击行政垄断的消息，即便是利好，也会被看成利空。而2003年中国电信入选美国《财富》杂志“世界最受赞赏企业”，位列电信业第9，甚至超过英国电信、法国电信和德国电信等欧洲豪门。《财富》评价，中国电信顺利完成重组和在纽约、香港成功上市，“此举被同行业的竞争者们认为是一场文化革命，其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道高一尺，技高一丈1998年6月，AT&&T收购全美第二大有线电视公司TCI，得以通过TCI的有线电视网络进入市话市场。周其仁在其电信著作《数网竞争》的前言中写道，是这次合并促使他成为电信专家。他“惊喜”地发现，所谓自然垄断理论是建立在技术和需求不变的假设上，利润能够驱动技术创新打破垄断。同样，在中国电信市场，固话运营商为了分享移动通信市场的丰厚利润，技术“创新”孜孜不倦：最成功的当然是小灵通。在这里不作过多赘述。其次是CDMA 450，又称大灵通，是工作在450MHz，以CDMA 2000为核心的技术。2001年，国际电联认证CDMA 450是解决用户分散地区通信的最佳选择，其基站覆盖面积远超过PHS和CDMA 2000。并且从CDMA 450到1XRTT和EV-DO乃至EV-DV是一条清晰的3G演进道路。数字集群手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手机，在具备无线通信调度(对讲机)功能的同时，又能实现普通手机的无线通话。据铁通的有关人士介绍，“数字对讲机”通话效果与GSM手机差不多。广东电信的游子归家业务，说来简单，将一个约值15元的手机休息站放在固定电话旁，并与手机相连，当有其他固话呼叫手机，能自动将信号转移到与其相连的固话。既变相实现单向收费，又分流移动话费。无线局域网技术Wi-Fi。2004年5月，网通联手4家国际电信公司，组成世界上第一个提供无线宽带局域网络(Wi-Fi)服务的营销联盟。联盟宗旨是为用户提供高级别差异化、丰富无线局域网服务。2004年8月，上海网通抢先于上海铁通、上海电信推出“一号通”服务，月租20元，就可以把固话、手机、小灵通号码绑定于一个8位号码。另一种意义上的一号通是带号转网。在目前换网必须换号的前提下，用户的转换成本相当高，可能失去亲友联系，甚至是宝贵的商业机会，远超过低价的好处。学者提议UN(通用号码)由来以久，但监管机构担心会加剧“恶性竞争”。“互联互通年”的“一个措施两个工程”，其中两个工程是监管机构借助技术加强监管的努力，但均无下文。重估成本需要运营商提供准确完整的数据，可是利字当头，他们当然不会实话实说。而无论怎样先进的监控系统都不能违背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总是能让监管机构划分的明确界限变得模糊，比如小灵通在技术上基于市话网络，但其应用却是移动通信。宽带电话在技术上应属于“电信增值业务”，但其应用却对“电信基础业务”构成替代。监管机构对技术变化及其导致的市场变化始终如一的态度是：维持现状，至少在书面上。
以开放促竞争中国电信业改革始终保持着国际化发展视野。改革的初衷并非仅仅是回应民间反垄断的呼声，也许决策层更关注如何与国际电信巨头竞争。在旷日持久的入世谈判中，电信业开放是主要议题之一。面对这样的前景，大而不强的中国电信并不能给人以信心。在历次分拆中，市话长话始终没有分离也被认为是给国内运营商留下的最后自保手段。即使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电信业也长期处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下，直到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场世界范围的电信改革运动。目标是同一个：开放竞争，改革的模式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中国电信业改革的思想交锋中，各种先行者的经验被广泛地引用，一批受过良好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如周其仁发挥了重要的建言作用。1994年联通的成立，是借鉴了英国道路，引入第二家全业务运营商，两次分拆则是以美国1982年改革为蓝本。主动的学习是有选择的，但随着2001年末中国签署入世协议，其中关于电信业分阶段开放的条款必须遵守。中国的改革模式虽然以渐进为特色，但通常没有时间表的概念，是WTO实质上规定了改革的某种期限。还在分拆启动前，国内运营商就开始赴海外上市。一举而融资、改制两得。国际电信巨头作为战略投资者提前进入了中国电信市场。长远来看，也为产权多元化搭建了框架。但1999年“金口救市”的案例也显示了某种消极的影响。当进入无线增值时代，欧美逐渐从国内运营商赶超的名单上淡出，人们言必称日韩。NTT DoCoMo拥有全球最高的ARPU值。韩国开发商一度构成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的上游，而如今正在被羽翼丰满的国内网游运营商所唾弃。揭开中国电信业第三次重组方案的序幕
中国电信市场历史清算
经济学家沃森提出了“后发劣势”这样一个概念。在他看来，后发展国家能够通过模仿先发展国家实现快速发展。模仿有两种，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由于模仿空间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制度缺位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环境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模仿技术要比模仿制度较为容易，因为要改革制度必然会触犯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这样做虽然能在短期内卓有成效，但必然会留下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 中国电信业的诸多怪现状都验证了这种观点。监管机构引入IP电话技术，有力推动了长话市场的竞争，但是始终没有像美国1982年改革一样把市话和长话分拆；重金聘请知名学者计算网间结算成本，建设互联互通监控系统，然而互联互通的根源是在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四大运营商都已经或将要上市，其管理架构和西方同行并无不同，却能发生今天这样奇异的高层轮岗调动。 制度缺位的结果就是机会主义的泛滥。最严重的还不是企业的机会主义，而是政策没有连续性。并且政府机会主义和企业机会主义互为因果。固话运营商刚上小灵通的时候，监管机构表示小灵通“不是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然而等到运营商悄悄地进村，打枪放炮，把国有资产投进去，客户拉到手，就改口说“不干涉”了。小灵通给运营商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只要能把生米煮成熟饭。学者们将中国的体制转型总结为“渐进”模式，以区别于拉美、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在这种模式下，是由政府“培育”市场。为市场发育提供制度框架，并通过监管或司法维护市场公平、弥补市场失灵，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世间没有任何一个学者相信，市场可以由政府一手创造，当然，渐进模式更倾向于技术模仿。 在实际的运作中，只有国有垄断企业能够获得市场准入，如果有竞争也是在国有垄断企业间展开，由此摆出一个市场的样子，给真正的市场因素提供了成长的空间。但当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突破政府控制，实现法治下的公平市场秩序，就意味着取消垄断特权；也就必然要受到垄断企业的抵制，向政府施压，维护特权。这种利益诉求不可能昭告天下，所以总要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 具体到中国电信业，这种情况更为特殊。四大运营商的垄断特权也是有“级差”的。中国电信业目前的垄断残余主要有两种形式：首先是细分市场的准入特权，以垄断利润最为雄厚的移动通信市场最为典型。其次，就是虽然获得市场准入，但是和竞争对手差距比较悬殊，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移动通信、IP电话市场都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态势承继于计划经济，同时和电信业的自然垄断具有同样的效果。要求突破细分市场禁入的压力始终存在，比如固话运营商花样百出要在移动通信市场分一杯羹，这和其他一些垄断行业市场化的压力主要来自场外的真正市场主体(外资、民资)不同，而监管机构极力维持现状。要求改变市场力量对比的压力也始终存在，监管机构竭力推行非对称管制，包括强行互联互通来支持非主导运营商，相当于用行政力量重新分配市场份额，而主导运营商则凭借自然垄断发动有效的反击，就是互联互通问题。正是这样的权力和市场博弈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空间，但结果是不会变的：在准入问题上，权力被市场打败了；在市场结构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权力和市场两败俱伤(恶性竞争)。 就逻辑而言，传说中的国资委重组方案确实抓住了要害。四合二之后，将形成两家势均力敌的全业务运营商。虽然同样是政府“培育”，但要比现行的格局更“像”一个市场。并且大大压缩了政府和企业机会主义的空间。 重组的缘起但是为什么中国电信业此前两次分拆就不能一步到位，今天还需要认真地讨论第三次重组的可能性？电信业改革一直由信产部领导，现在看来，国资委正在积极介入。该机构为什么有信心能做到当年信产部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次分拆时，如果采纳另两个备选方案的任何一个，按地域或按奇偶号码拆分，都可以拆出势均力敌的全业务运营商来，但最后却是按业务拆分，“把一根香肠切成了四根”。现在看来，关键在于当时固话还是电信业的主流，所谓全业务运营商将以市话“最后一公里”的自然垄断为“核心竞争力”。有学者参考美国1982年改革的经验，主张长话市话分离，但监管机构以“市话需要长话补贴”为由放弃了这种思路。之后将固话运营商按地域分拆，仍然回避了这一问题。即使当放开IP电话业务，长话资费大幅下调，之前的理由已不成立，此事也没有重提。 但第一次分拆还是秉承了1982年的精神。由于技术特点，移动通信业务比固话业务更“容易”竞争。无论中移动通信从固话中独立出来，还是一直被中国电信压制的联通，业绩都突飞猛进。 这同时更体现了中国“渐进”的改革思路：存量的问题积重难返，就暂且搁置，专注发展增量，等到增量颇为可观，再回头解决存量的问题。 中国电信业的增量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快，据信产部统计，截至2004年1月，中国手机用户数(不包括小灵通)已超出固话786.9万，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并且移动业务ARPU（用户平均收入）要远高于固话。特别是小灵通在移动通信市场以低价取胜，迫使移动运营商降价，也就吸引更多人使用手机代替固话，反过来又迫使固话运营商更重视发展小灵通，在移动通信市场以低价取胜。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移动通信替代固定电话。 国资委重组方案成形和移动用户数赶超固话几乎同时发生，也许不仅仅是个巧合。现在清算历史的时机已经成熟。 另一方面，形势不容再拖下去，是固话运营商及其员工承担了中国电信业改革的成本，他们不仅没有分享到移动通信市场的增长，安身立命的固话业务却趋于饱和甚至衰减，没落到靠月租费过日子的境地，小灵通也确实不代表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 3G不是明年就是后年，总之不能耽误“数字奥运”。估计过渡期会相当长，如果运营商继续带着垄断的原罪，三代技术(PHS、2G、3G)、三种标准并存，“恶性竞争”的局面将更加难以收拾。同时，两家固话运营商即使拿到3G牌照，但缺乏高价值的客户和移动业务的运作经验，特别是如果牌照和TD-SCDMA标准捆绑，那么将是双重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后发劣势）”了。连移动运营商的ARPU（用户平均收入）也在逐年递减。今天的全业务运营商，应当是以移动业务为核心、固话业务为基础、数据业务为愿景，并融合各类业务，开展交叉销售。中国电信市场被压抑的需求、新兴市场的空白都已经释放殆尽，运营商必须改变增长方式，把工作重点从拉拢新客户转移到精耕细作现有的消费者，也需要一个更健康的市场环境。 这样的重组至少在形式上是对过去工作的否定，对信产部而言，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国资委以大股东的身份走到前台，领导电信业的“二次革命”。对此次人事调整已经有诸多批评，可想而知，如果国资委重组方案启动，将有更多反对行政干预市场的呼声。问题在于市场当然是长期愿景，可中短期内，我们尚无完善的市场和法制，那该怎么办？此外，正如1999年“金口救市”的案例所显示的，短期和局部的市场化(上市)并不一定促进长期和整体的发展。信产部在小灵通业务上“尊重运营商的选择”，真要尊重，就应当给固话运营商移动牌照、并且放开价格和手机单向收费。信产部表示3G发牌没有时间表，要取决于技术成熟程度和市场需要。实际上不成熟可以晚发，但市场需要明确的预期，这是行政不作为。 国资委重组方案兴许也是机会主义，但是中短期内，不是要不要机会主义的问题，而是选择积极的（促进市场“培育”）的机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国资委重组方案值得鼓励，因为“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与其像现在这样做技术的无用功，不如寄希望于雷厉风行地简化利益格局。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结果不会比现在更糟。重组方案的利好猜想参考信产部并非不知道手机单向收费在长期内造福于民，但短期内就是迈不过“国有资产流失”的槛，国资委重组方案也必须考虑股市的压力。不过这一重组方案利好颇多：固话运营商得到了移动牌照，联通和网通傍上大款，只对中移动是利空，因为网通人多钱少。虽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国资委职责所在，但电信业只是庞大国资的一部分，同时对国民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国资委应该能更“看得远”、“扛得住”。此外，几年过去，国际投资人也应该能理解中国的不完全市场一切皆有可能，就像这次三巨头换岗，大家就只是嘀嘀咕咕而已。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有学者担心“双寡头”会形成价格联盟。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重组之后，开放市场，使潜在竞争对手成为可能。就像当年铁通放号，中国电信就取消了初装费。此外，当前的电信业，基础设施的供给早已过剩，最有价值的垄断是高价值客户的垄断。例如所有的SP都只能在中移动和联通之中选择一家作为合作伙伴，但腾讯就可以例外。 而且传说中的四合二方案可以扩展成为“六合三”，只要加上两个小兄弟。卫通的业务一直自成一体，去向无关宏旨。而铁通曾经踌躇满志，但是现在并不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想当年技术新、体制新的小网通，金字号工程出身、开创IP电话市场的吉通都免不了被合并的命运，对铁通而言，找个婆家不失为一条出路。联通C网和G网并存一直是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架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可以一并解决。 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个较“合理”的重组方案：移动合并铁通，中国电信接收联通C网，网通与联通G网合并。如果这样划分，以中国电信业2003年收入折算，3家全业务运营商的市场份额对比大约为38.5:34.9:26.6。中国电信的庞大现金流将弥补C网发展的巨额资金缺口。即使对于中移动，德意志银行2004年1月8日发布一份报告认为，中移动(0941.HK)成长开始放缓，有必要向核心业务之外拓展，比如收购铁通、某些专网及长城宽带等，弥补在固话的跛足。回过头来说，国资委重组方案也只是通往预定目标的路径之一，也只是更“像”市场，真正的市场成长壮大，最终实现法治仍尚需时日。日常艰巨的监管工作还是要有人做。此前监管的困境既有历史遗患、缺乏法制，也有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中短期内，要鼓励监管机构积极的机会主义，除了像国资委这样的部门间博弈外，也许权力下放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如前文所述，中国市场是如此之大又如此差异悬殊，各地电信管理局如果能够更加贴近市场一线，比如由派出机构改为地方政府编制，得到地方立法支持，那么一方面更了解情况，科学执法，一方面拥有更强的执行力，令出必行，则监管的工作局面有望大为改观。后记
共铸中国电信改革“大教堂”
中国电信业改革这一段时时处处充满悖论、然而长期具有合理性的历史足以作为经典案例载入发展经济学。
中国市场是如此之大和差异悬殊，国家整体正处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电信行业的技术、应用和市场结构是如此错综复杂，全球电信业正在发生剧烈变革，中国电信业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其场景异常的波澜壮阔。
改革的成绩有目共睹。这首先要归功于广大的消费者，虽然他们没有充分的话语权，但是用购买力投了票。正是巨大的需求引导电信业的资源流向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领域，通过对诸如小灵通业务的支持迫使监管机构修正了不恰当的监管。 中国电信业吸纳了全国一流的精英。他们并不只是技术人才，短短几年摸爬滚打，已经开始得心应手地驾驭市场。即使作为“存量”的固话运营商，在小灵通、宽带等新业务的开拓上都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政府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在结合了渐进和突破的路径选择中表现了充分的智慧和勇气。目前监管的困境，我们可以视为一个学习市场经济的过程。很多学者也提出了“清晰的，使产业特性具体化的思想构架”。中国电信业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到今天这一步，和最初的设想肯定大相径庭。虽然改革中充满了公共利益的话语，但实际上是所有参与的主体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相互角力的结果，公共利益的话语也只是一种工具。缺乏法制的约束，这场大博弈也就无奇不有，挑战人们的想象力。就好像这次人事调整外界的评价就多达4种，更无从求证。但是和其他行业对比，电信业改革还是占有相当的天时地利人和，改革的总成本和收益都要优化的多。邮政和铁路历史包袱更加沉重，却没有这么大的增长空间可以回旋。中国电信业改革这一段时时处处充满悖论、然而长期具有合理性的历史足以作为经典案例载入发展经济学。莱比锡教堂曾因雷火而焚毁倒塌，修士、工匠、农民、骑士、庄园主，乞丐、各种各样的人不约而同地聚集过来，重建了一座大教堂。建完之后他们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在自己的剧本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他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这群人中的一员，与无数的人默默无闻地共建人类精神的大教堂。”匆匆10年，无数的人默默无闻地共建中国电信市场的大教堂。直到现在还没有建成，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轮廓在天空中闪着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