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要真正改变国有企业的机制困局，必须从产权改革破题。只有在国有企业中建立了有多元投资主体的产权结构并且相互制衡，才能够保障政企分开，继而推动政资分开；只有股东真正以资本回报为目标，才能够对国有企业建立预算硬约束，解决规模扩张和资本回报不对称的关系，解决国有企业经理人的激励难题；只有股东真正从市场经济参与者的角度行使股权，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各负其责、协调运转和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从而真正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机制。而进一步推进产权改革需要破除三大障碍。 一是观念障碍。观念障碍源于我国的社会体制的性质。回顾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解放思想和解决观念障碍的过程，如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姓“资”姓“社”的思想障碍，十五大报告解决了国企“进”“退”的方向问题。对产权改革，目前的观念障碍主要有几种：一种是对国企改革重视不够，认为国企改革已基本完成，不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有的甚至认为国企近年绩效好，无继续改革的必要；一种是把国企意识形态化，把国企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相挂钩，甚至把国企重新纳入到意识形态范畴，认为降低国企比重、出售国有股权就是与社会主义性质相背离；一种是把国企改革简单化，认为上市了就完成了改革过程，股权结构已经多元化，有专门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来规范，透明度提高了；一种是担心引发曾经的“国有资产流失”社会讨论和批评。 二是既有利益结构障碍。目前“条块分割”下的国资体制，形成了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财政部会同一行三会以及汇金公司管理的金融企业，铁道、文化、教育、出版、广电等领域非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化运作的国有资产，地方国资委管理的地方国企，这个结构中作为国家股东代表的部门或地方政府、国企或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形成了各自既有利益。推进产权改革，无疑会触动甚至改变这个利益结构，如降低国有股权比重、引入其他投资主体，虽然有利于推动政企分开、在国企建立新机制，但会触动一部分不符合现代公司治理要求的行政权力，也会在短期触动经理人和国企正式职工的职业发展路径，因而会引发各种阻力。 三是操作规范缺乏、制度措施不明的障碍。这个障碍是实实在在的障碍，因操作规范缺乏而随意实施导致的问题，甚至会引发改革的倒退。操作规范缺乏的障碍，主要来自于政策设计体系性不强、细化不够、操作性不强从而导致实施随意化的问题。目前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是国企的功能定位不清，就是国企到底要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这一问题其实是观念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企在哪些领域分布、国资在国企股权结构中比重是多少、在必须国家控制的领域的控制手段是什么等问题都难以回答，从而阻碍产权结构改革；国企布局领域不够具体也是重要问题，尽管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国有经济分布的四大领域，但具体针对的是什么行业并不明确，所以导致产权改革要么一窝蜂、不计方式地“退”，要么原地踏步、维持原状；具体操作方式和规范不明确也是现实问题，哪些部门参与产权改革的决策、产权如何计价、对投资主体有什么资格要求、对投资主体参与投资后有什么要求等，都存在不明确或者不甚合理问题。
破除上述三大障碍，首先需要建立体系化的国家所有权政策。在国家所有权政策中明确国企的功能定位，明确国有经济布局的具体领域与国资控制和参与的方式。 其次，适时调整国资管理体制，破除现有利益格局。可以一方面将国资委转为大国资委（包括现有监管的央企、尚未纳入监管的其他中央企业，甚至包括金融类企业、文化类企业、地方国企），专门负责全国国资的监管，同时成立“条块分割”的专业性和区域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来承担国资的经营职能。 第三，观念上不要纠结于是“进”好还是“退”好。十五大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对于一般竞争领域的国企，只要效率高、竞争力强就可以进，但效率不高、竞争力弱就应该退，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最后，政策制订和实施中要坚持：打破利益不均衡，政府部门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要做到利益中立；对国企民企不能有意识形态的区别，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国企和民企的区别将来仅仅是出资人不同的区别；政策制定和出台要广泛征求意见，并进行定期的评估和修改，通行规则要形成法律来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