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本轮金融危机最高峰之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向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又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专业经济学家为何没能预测这场危机？答案当然有很多种。但对于捷克“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前总统哈维尔的经济顾问托马斯·赛德拉切克（TomasSedlacek）来说，回答就是，经济学家们忽视经济学的伦理学基础和道德哲学基础已经太久了，以至于让他们射中靶心是太难了。 2012年11月12日，举足轻重的中共十八大举行期间，经济学家托马斯来到北京，并接受了时代周报的专访。对这位关注经济学基础问题的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显然并不仅仅是关注经济这么简单。他的《善恶经济学》中文版刚刚上市，这本书正是对经济学的基础问题发出了重重疑问。而这些疑问，在捷克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如今，这些疑问对中国会产生参考价值吗？ 只追求速度的增长，是“向着破产的狂奔”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你曾经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之一，并长期担任捷克银行和总理的经济顾问。你如何为政府服务？ TomasSedlacek：现在，我为捷克总理顾问团，也即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16个人和我一起给总理提出建议。《旧约》中的一则犹太民族故事仍然可以带给我们启发。法老做了一个著名的梦，关于七头肥壮奶牛和七头瘦弱奶牛的梦。法老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雅各的儿子约瑟，约瑟把这个梦解释为某种宏观经济的预测—七年大丰收之后会有七年困顿、饥荒和痛苦。约瑟建议，人们应当在丰年储蓄以备荒年（这也是凯恩斯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最初故事源头）。因此我们给捷克政府提出的财政建议也与此类似，在经济向好时不可有赤字而只能结余，当经济状况变差时才允许有赤字出现。但如你所知，几千年过去，罕有经济学家发现了处理好经济政策问题的正确道路。如果人们只是聚焦GDP极快的增速，总有一天经济实体会轰然倒塌（正如今日欧洲），我把这称之为“向着破产的狂奔”。 时代周报：当一个经济学家参与制定经济政策时，他必须注意什么？理想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可能的，好的经济政策看上去是什么模样？ TomasSedlacek：经济学家必须注意到两点。第一点，当经济学创立之初时，亚当·斯密所谈论的基础性问题，如经济学应当聚焦何处，人们是否拥有足够的知识，以及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何在等等，今日之经济学家已经不复论及，我们需要恢复对基础性问题的重视。第二点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必须注意到经济学周围的一些围绕之物，哪些是我们在制定一个看似完美、“经济的”经济政策时所忽略的那些“软”的部分。举例来说，美的环境无价，但一个广告牌是有价的。当我们决定在一个美丽景观之中竖立起成千个广告牌时，广告牌所带来的利润就抵消了环境损失的代价，但实质上由于我们无法计算环境损失，于是，就像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的方法那样：当我们无法计算时，我们忽略。但其实，这些成本是必须要进入计算的。 不同的人群应该从经济发展中公平受益 时代周报：中国正处于从中央计划经济向更多基于市场的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你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有何建议？ TomasSedlacek：我无法置身中国，因此也无法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给出建议，我所能告知的只是捷克如何运作此事的。捷克有不同的历史故事。在转型之际，捷克在经济自由之前首先实现了政治自由。同时捷克早在二战之前在民族文化中就拥有民主传统，这些价值对我们来说早已非常重要。正如我教我的学生所说，不要只读经济学，人们应该更严谨，以免总是引致批评。 捷克转型的问题是没有榜样可以学习，我们是最早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之一。我们做得不错的，是国家向国外资本开放，实现私人财产所有制，鼓励企业家精神。在我们的转型中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资本，一是资本家精神。后者是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勇敢的，不惧尝试不同道路的人们，他们可以在道义上承担巨量财富，并且始终能够在道义上抗拒偷盗的诱惑。在这一方面捷克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些人偷窃国家的财产为己物并将其转移到巴哈马群岛这样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接近权力和特权的人们很容易发财致富，而大多数普通人不能获取这些利益。我们很确定，这两种不同的人群，应该同样从经济发展中公平受益。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制度。在转型开始的时候我们想，或许我们可以在制度之前先有自由市场，就像没有规则的美国西部“淘金热”时期曾出现过的资本主义形态，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来了，规则就会随之而至。但事实上这是无法实现的，更好的方法是先有规则，然后让市场和规则一起发育。 只关注财富的经济学是“跛足者” 时代周报：你对现代经济学家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认为他们应当在那些他们并不了解的领域保持沉默，尤其是在伦理学领域。你为什么在《善恶经济学》一书中这样指控？ TomasSedlacek：我发现经济学的躯体已经变为一个技术化的、失去了灵魂的学科。事物一旦失去灵魂，就意味着丧失了意义。经济学有自己的逻辑，但这一逻辑我们并不能了解，以至于经济学简直变成了一具僵尸。我试图了解和谈论这一人们平常并不允许谈论的经济学的灵魂之事。在这本书中，我把人文学科如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等等，带回经济学的领域之中，并使之与经济学相融合、协调。今日之流行观点是，人文知识尤其是文学应当与经济学相分离，甚至经济学应与文学为敌，但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何必要，我想严肃认真地对待上述其他学科加诸经济学上的反响和批评。 为何数字在数学中更重要，为何我们更多地用数字而非其他知识，数学的真相难道就是“呈现数字”？经济学的这一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当知，在经济学开始之际，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写作了两本书，一本书是《国富论》，一本书是《道德情操论》。在欧洲，人们只阅读《国富论》，而忘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建立在财富和道德这两者基础之上的。只关注财富积累的经济学如一个只靠单腿支撑的跛足者，我试图给他带来另一只腿。现代经济学不再被允许谈论善、恶、伦理学和其他哲学之后，就沦为了跛足者，并失去了意义。 时代周报：阿玛蒂亚·森写过一本《经济学与伦理学》，认为“经济学的去伦理化是导致经济学贫困的原因”。 TomasSedlacek：阿玛蒂亚·森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经济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你所提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一书打开了我的眼界，并且使我认识到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这也是我们对经济学又爱又恨的原因。我们爱经济学，但经济学也让我们害怕，因为到最后，它已经变成了毁坏我们对事物产生真正理解的一门学科。 有两种不同的路径环绕在经济学的周围，一种是我们用数字硬生生地涵盖一切，一种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经济学在生活中的限制，让它呆在它应该呆在的地方，有所保留。即便95%的事物有价，但尚有5%的事物无价，而且或许那5%无价之物会更重要。因此我想经济学的最大问题或许就是这个：他重视那些可测量的部分而忽视了抽象的价值，“硬”的东西挤出了“软”的部分。
危机来临时，经济学家只会祈求原谅 时代周报：你说，今天的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背离了当初经济学创立之时的伦理学基础。那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如何改善这一问题？ TomasSedlacek：我想，仅仅关注经济的物质层面，是成不了好的经济学家的，因为你做的只是替约翰·斯图加特·密尔（密尔是经济学功利计算的开山鼻祖）背书。蝙蝠侠在电影中总说，要始终警惕那些环绕在周围的东西，我想经济学家也必得如此作为。我们拥有如此之多的方程式，聚焦了众多又小又琐碎的问题，但却没有意识到经济学之树已经将倾。经济学本是从道德哲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一个分支，休谟、马尔萨斯、密尔他们，都首先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即便托马斯·阿奎那在谈论财产权时，他所谈及的“我能不能拥有两件衬衫而我兄弟一无所有”，也是被当作一个道德问题来谈的。在今天，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财产权的法律经济学问题，但在当时，它确实只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对亚当·斯密来说，国富论也只不过是一个文明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的道德问题而已。 时代周报：你在《圣经》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判断，“人们应当豁免一些债务，此事不公平但却必要”。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知道人们恨那些贪婪的金融家并呼吁处罚他们，就像“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宣示的那样。这样做是明智的吗？ TomasSedlacek：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处理中，显然存在着绝对的不公平。显然没有债务这回事儿。真正的问题在于，历经两百年之久的经济学大学教育和经验所熏陶出来的经济学家，在危机来临时只会本能地干一件事儿：原谅我们吧。国家的经济像一具被数学铁律所浇铸出来的躯体，每件事都已经筹划好了，但当这具躯体不再按照他们设想的运转时，经济学家们却只能祈求慈悲。在古希腊语中，债务和罪恶是同一词。如今这些经济学家说免除我们的债务，但实情是，他们说的是原谅我们的罪恶吧。因此我们看到在许多地方制度是不公平的，而且一旦制度崩溃，这种不公平就更加凸显了。情况就是这样—金融家们保有利润，而损失社会化了—每个人都为这损失出了钱。这就是道德危机。你拥有先知们慈悲的预言，你获胜了；但当人们不再为此承担损失时，你就是在玩火。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就是已经发生的情况。我们应当反思制度，以使其不再重蹈旧辙。 被误读的亚当·斯密 时代周报：在你书中你说太多经济学家误读了亚当·斯密，比如说误以为他所说的“自我利益”就是“自私自利”。你还说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可能来自于伦理学而非其经济学。为什么要这样说？ TomasSedlacek：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不再读《道德情操论》，如果你读了斯密的两本书，误解可能就难以产生。让人迷惑之处在于，在一本书《国富论》中，斯密将自我利益作为社会的黏合剂，而在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中，他说这并不是伦理上的社会粘合剂，而是另有其他。这一直是一个持久的让人困惑的主题。就像你采访我一样，将我们黏合在一起的东西，显然超出了工作这么简单。如果你认为自私自利的动机就已经足够的话，你可能就会选择不同的策略，比如用邮件采访可能更节约成本。我想此理对于国家之间来说也是适当的。当今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我想当一些意外之事发生时我们应该相互帮助，甚至当我们相互竞争时，我们也相互帮助。我不确定中国的普通话怎么理解“与某某战斗”（fightwith）这个词，但在英语和希伯来语中，fightwith既可以表示与某人一起并肩战斗，也可以表示与之对抗。这就是“竞争”本身的二元性质。我们可以与人们战斗，但我们也可以与人们相互合作。自我利益这个词儿，当你把家庭、公司，甚至国家利益考虑进来时，其概念内涵显然要宽广、丰富得多。你如果同时读他两本书，就容易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