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时代周报：你的两本新作《告别“中国奇迹”》与《超越奇迹：变革世界的中国改革》，都在谈中国经济如何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的问题，在你看来，“中国奇迹”诞生的原因是什么，又为何面临转型？ 黄益平：毫无疑问，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源于市场化改革。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非对称”的，即产品市场完全放开，而要素市场严重扭曲。产品市场放开后，有了市场信号，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而要素市场扭曲，是指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能源的价格，这相当于给企业提供变相补贴，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鼓励更多的生产投资和出口。通过这样的激励，一方面提高了经济的活跃度，另一方面却使得结构失衡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过度倚重出口和投资，同时由于要素所有者的利益被挤占，导致内需不足，收入分配不公，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破坏严重。 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运转不下去了，我们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把扭曲的要素市场纠正过来，可喜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要素市场正在发生变化。比如由于劳动力出现短缺，劳动力价格（工资收入）在慢慢提高；在资本市场，影子银行、表外市场、信托产品高速发展，其实也是对过去金融抑制政策的一种反抗，所以有人将其称之为变相的利率市场化，实际是资金的成本开始上升。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非信贷融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在第三季度超过信贷，这说明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已经在往前走；同时政府在主动调整一些资源价格，包括能源价格。 原本要素成本的扭曲，或者说支持经济增长的低成本优势，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都在快速地消失。再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出口锐减，以及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从过剩到短缺的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过去的增长方式很难再持续，“中等收入陷阱”残酷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人均GDP达到了5500美元，这个时候低成本优势没有了，很多产业的竞争力在慢慢减弱，下一步怎么走，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时代周报：那么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如何做？ 黄益平：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只要把资源要素结合在一起，产品就能生产出来，因为我们本身的成本很低，所以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但过去的生产方式已经没有竞争力，不可能再持续，那么下一步的核心问题，就是产业能不能升级换代，科技能不能创新，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胡锦涛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过去被扭曲的市场要素，现在要主动或被动地纠正过来。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无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半市场经济，而现在已经到了要走完全的市场经济道路的时期，要把过去的扭曲取消掉，这一点我们已有基本共识。其次，在建立市场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一个跟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调控框架，尤其在财政方面，各级政府一定要建立起“谁借钱谁负责”的制度。过去的做法是政府强力干预，只要中央一出政策，各方全部介入，结果很容易做过头，实际上最后已经不是简单的财政问题，而是与市场经济理念背道而驰。 最后，是要改变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过去政府习惯于主动地强力动员资源，支持生产和投资，但今后要靠科技、管理、产品的创新和升级，光是动员资源是没有用的。所以政府的职能要有所改变，更多地要去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教育、科研和培训，搞好金融和法律等服务，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给各种创新、研发提供好的环境，创新的工作交给成千上万的企业去做。 时代周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5%，超过投资的贡献率，这是否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有了新进展？ 黄益平：没错，所以我认为，经济结构转型可能已经开始。在今年1月份，我们曾写过一个报告，除了你说的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也分析了消费占GDP的比重，我们重新估算了官方数据，官方数据是说，最近一两年消费占比还在往下走，但是我们发现，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有所回升。后来6月份，李稻葵教授和他的学生也做了一个报告，得出的结论和我们基本一致。两个报告都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在进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上升，劳动报酬占总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从而使得消费在GDP的比重上升。 而这个变化更多的还不是政府有意地推动，而是一种市场推动，是在劳动力短缺以后，工资大幅度上升，从而消费的比重也开始回升，过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原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一直在下降，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见底，然后缓慢地回升，它们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刘易斯拐点”，他们当年的故事和我们现在是一致的。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扭曲和结构性恢复修正，其实不光是劳动工资的问题，还有资本市场等其他要素成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更严重。 时代周报：对目前经济走势的判断，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筑底反弹时刻，即将出现“U”形或“V”形复苏，而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将呈“L”形发展，进入中速增长期，你对未来中长期的经济走势如何判断？ 黄益平：我在书中有谈到，过去10%的经济增速是一个“奇迹”，所谓“奇迹”就意味着不可能长期持续，只不过我们很难预测从“奇迹”向常规发展的转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现在来看已经在发生了。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回落到8%左右的增速，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减速，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而结构性原因可能占更大的成分，所以我认为“L”形比较成立。 但我并不是认为GDP增速就会保持在7.4%不动，可能今后几个季度还是会有所回升，而我不同意“U”形和“V”形的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假定最后的增长速度会回到10%左右，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发生。 时代周报：所以你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做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可能会从2000-2010年间的10.4%下降到2010-2020年间的8%，再进一步下降到2020-2030年间的6%。客观地说，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增速，那还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潜力”变成现实？
黄益平：核心问题恐怕还是创新。正如我前面所说，一个国家能否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继续往上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创新能力。即便生产成本高一点也没关系，只要它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那么总是会有竞争力。除了创新，通过某些改革也可能帮助我们挖掘一些增长潜力，比如社科院蔡昉教授说，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增加农村新增劳动力的供应量，所以即使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以后，在一定时期内，还是能改善城市劳动力的供应，这对于增长潜力可能会有所改善。 我的一个学生最近做的研究也发现，如果把信贷约束、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信贷约束取消掉，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边际资本回报拉平，也能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快1-2个百分点。所以，其实是有一些潜力可挖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增加经济增长的潜力，有一些改革甚至可能是反方向的。比如，我们今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是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这就意味着政府或者个人需要拨出一大笔钱，来充实我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这些钱如果不去充实社会福利体系，本来可以用于投资或者直接消费，现在用在这些方面以后，增长的潜力反而下降了。但这对于长期发展来说，它可以既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也可以保障社会福利体系的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