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制约权力已成共识 时代周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你是如何理解的？ 蔡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学术界、知识界的语言，在谈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和分权制衡时会经常用到。但作为党的领导人，如此表达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过去提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没有用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习总书记提到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实际上是前些年学界的研究热点，也就是对官员而言，运用权力时做到：“不想、不能、不敢”。不想，是指官员的理想、信念、道德的引导规范。不能，是指官员根本做不到这个事情，即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是严密的，没有缝隙可钻。不敢，是指权力腐败的代价太大、成本太高。 执政党最大的特点是“手中有权”。权力本身具有腐蚀性，如何拒腐防变是执政党建设中无可回避的重大历史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为防止和克服权力腐败，执政党从三个方面作出了艰辛努力：教育反腐—加强党性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惩戒反腐—严厉查处不正之风和腐败大案要案；制度反腐—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强化党内和社会的权力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会议上的讲话表明，党内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仅有教育反腐与惩戒反腐相结合还不足以遏止腐败,由此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更为重要。 遏制腐败，必须制约和监督权力，这是业已形成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制度”，首先指党的制度。我认为党的制度建设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链。发展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遏止党内腐败现象、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极为重要的全局性意义。因此，党内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以制度管权。由此，制度建设不仅仅根据政治理念，而且要遵循党内权力运行的规律与特点，根据党内权力与权利的互动规律来设计一整套制度链，一方面保证党内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与秩序化，另一方面使党组织和党员能够有效地控制党内权力的实际活动，最大程度地实现党内权力与党员权利的良性互动。 这一完整的制度链至少要包含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杜绝暗箱操作；二是权力在一定轨道上的封闭有限运行，防止权力运用无边界、无规矩；三是权力的公开透明和规范运行制度必须有高度的刚性权威，防止制度的弹性化，使制度权威高于人的权威。用制度的力量来规范权力运行，遏止权力腐败；四是对违反制度的权力行为必须给予明确的处罚。 时代周报：面对当前复杂的反腐形势，哪些抑制腐败的具体措施是亟须做的？ 蔡霞：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目前舆论的热点，但实践起来会遇到操作问题。如果要一下子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关于财产公示制度，阻力很大，比较困难。向上通报做了多年，但威慑力不大、收效甚微。当然，长远讲公开是必然趋势，但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任何一项改革，要考虑的东西太多，所以需要一个全盘的理性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提到，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有些大案要案，案件线索涉及到谁、查到谁，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问题，都应该依法惩治，这是可以做到的。 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环境、条件和特点是不一样的。因此，这就需要各地、各单位根据各自实际情况，除了执行中央统一制定的要求之外，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具体执行操作的条例等，有的放矢地落实反腐工作，而不能搞过去那种上下一刀切、照抄照搬的做法。
很多东西现在可以去要求，但最根本的还是把“要求”变成制度，缩小权力活动中的弹性裁定空间，减少个人意志影响，才可以真正做到用制度来规范全党行为，用制度来减少权力实际运用中的弹性，唯此，才能建立起一个正常的运转机制。所以，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制度建设和建立高度的制度权威。 反腐以“治标”换“治本”可行 时代周报：在此次中纪委会议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指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如何解读？ 蔡霞：这是对的。治标到治本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制度的衔接、制度的完善、制度的有效执行，确实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不能等到这个过程完成以后，再来反腐。所以遏止腐败，必然是要治标与治本同步进行，因为治本是一个过程的问题，而治标是马上实践见效的问题，至少可以在势头上对腐败起到有效的遏止。 谈到反腐治本，根本上涉及执政党自身的历史转型。中共91年的奋斗探索走到今天，历史对她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是从领导革命、夺取政权的政党向执政党转变；第二是从传统政治的影响中走出来，向领导民主政治的现代政党转变。如果党能较好地完成这个历史转型，将为中国社会更好地走向现代文明提供较好的政治保障。 时代周报：面对腐败的泛化趋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表述，直指体制缺陷成为中国腐败蔓延的重要源头，“制度”的笼子是否意味着宪政改革的迫在眉睫？ 蔡霞：党的领导人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当时，党的领导人就意识到搞民主政治就必须承认依宪执政。 1982年宪法确立了现在国家体制的大体框架，这个框架是大致合理的，问题在于它的运转，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大空间。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处理好几大关系：执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同时还需要调整执政党的党内关系。归结起来，就是推进民主政治与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制度文明层面的不断进步。 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坎坷经历后，从改革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要接受教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此后他在1986年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指出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并作了明确的阐述。 后来，由于国内的复杂形势与世界政治格局的急遽变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经济改革同步。于是，计划体制下的集权弊端和原有的既得利益还没清除，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又使一些人获得新的既得利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变化中出现“三个快速”的特点：经济快速增长、腐败快速蔓延、社会利益快速分化。这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转化为社会层面上的矛盾与冲突，且出现逐步激化升级的征兆。尽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变化的要求，然而新老既得利益的叠加更使一些人迷恋原有的权力体制，党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衰减。这不仅使既得利益不断坐大，甚至在某些方面左右政策制定，压制发展民主政治的呼声。由此，政府逐步陷入“政绩陷阱”和“转型困局”，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应该说执政党不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也几度努力推进改革。2000年执政党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到十八大对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新发展，这些提法较以前有所变化，实际上反映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的意见尚未取得一致。同时，尽管执政党在加强党内监督、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发出了一系列文件，但由于是在保持原有体制框架不动，特别是不触动不改变原有权力结构前提下的技术操作层面进行改进，因而体制弊端越积越多。于是，无论是近年接二连三进行的全党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还是出台一连串文件制度，都无法较好地遏止党内腐败蔓延的势头。在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对这样的教育活动不当回事，党内思想教育有表面化形式化的倾向；在社会公众方面，党与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也有所下降。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民主政治是实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所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半点含糊。如果不下决心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矛盾的激化将可能使执政党丧失改革的机会。行政改革固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仅靠政策调整、行政改革来化解危机，已难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推行并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执政党不能躺在经济发展的“政绩”上，陶醉于以往的成绩，而推进宪政改革是中共在新世纪不可回避的历史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