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华为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3G手机U626和数据卡E600摆上了新加坡电信(SingTel)的营业柜台，这是继在中国香港、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瑞典等地区获得商用之后，华为3G终端再次取得的市场突破，也是国产3G终端首次在新加坡上市销售。
在7月20日召开的“华为知识产权之路”专题研讨会上，华为副总裁宋柳平透露了华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参与国际竞争的计划和“秘诀”：华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宽大的厂房，而是拥有一系列完全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华为的经历印证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一条路径选择，给众多的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本。
技术空心化
权威统计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锭、化纤、摩托车、洗衣机、冰箱、空调、彩电、电脑、手机生产国。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三大世界级制造基地，制造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但仍称不上制造业强国。企业缺乏竞争力、利润微薄、缺乏核心技术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何使中国制造业避免沦为全球产业链条的最低端，走出笼罩在国人头顶的“廉价”阴影，已成为政府机构、专家学者和制造企业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有专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用“世界加工厂”替代“世界工厂”比较准确，因为我们缺乏核心技术，只能受制于人。如果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那就意味着在技术上掌握了主导权，并对上下游产业形成决定性的影响。以联想为例，虽然联想具备了相对较好的品牌优势，但由于缺乏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其最终受益者并不是自己，而是英特尔和微软。
8月15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说，“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结构不转变，保持9.5%的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必然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验证明，凡是成功和有远见的企业家都是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技术开发的。在中国像海尔、华为这样的企业如果有100家、1000家，那么我国转变粗放增长方式的战略就会大有希望”。
在2002年《世界竞争力年鉴》中，我国的研究开发要素在49个国家中列32位，尚属于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的国家之一。2002年，中国授权发明专利6000余件，其中2／3 来自在华的外资企业，且这些专利主要集中于IT、生物医药等高技术领域。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字显示，全国大中型企业中71%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开发机构，2/3的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开发活动。2003年，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产品销售的比例是1.52%，其中新产品开发只占产品销售比例的0.66%，国际经验证明，技术开发经费不能低于销售的3%，否则企业就失去了竞争力。高技术企业研发费用要占10%以上。“技术开发的重要性喊了20多年，大多数企业连自己的开发机构和研发活动都没有，很多企业处在生产产品、不搞研发的状况。”郑新立副主任说。
为什么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技术研发的积极性？
郑新立表示，主要是体制、机制的原因。“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讲，改革理论有两大创新，一是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将成为公有制的主要组成形式；第二，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现在大部分企业是国有独资公司，大部分没有把技术开发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目前的制度下，企业家的想法是，在自己的任期内实施技术研发投放代表着风险的增加、利润的减少，投资后产生的效益可能是下一任的业绩，当然企业的领导没有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因此要改革这种产权制度，建立多元化的产权结构，私人股、外资股、法人股、多元化的股东会，由股东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的作用是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利益，注定要重视技术开发投入，不能有短期行为”。
郑新立一再强调，因此，改变中国目前技术投入少的状况，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产业制度，建立混合所有的股份制企业与相关的公司治理结构。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的话更为直接：“我国多数行业和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基本上依赖国外，缺乏能够支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技术体系，特别是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面对这种情况，“产业技术空心化的危险”并不是危言耸听。
专利之困
随着美国、日本在一些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渐失，知识产权争端已成为他们收复市场的主要非贸易手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传统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步淡化，技术壁垒的力量则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不仅仅把“知识产权”当作一个法律手段运用，而且当作一种市场策略在使用。
其目的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市场日益扩大的中国企业手中分取一部分利润；二是通过收缴专利费提高中国企业的产品成本，削弱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保卫自己原有市场；三是打压中国竞争对手，降低中国产品的可信度。
一组数字显示了中国正成为制造强国以知识产权为武器激烈狙击的对象:
2003年1月,思科起诉华为,称华为涉嫌盗用、抄袭了思科拥有知识产权的文件和资料并侵犯思科的其他多项专利;
2003年2月,北汽福田公司生产的农用拖拉机和割草机，因涉嫌侵犯美国公司专利被提起“337调查”;
2003年3月,美国辉瑞公司以侵犯伟哥专利为由申请对包括7家中国公司在内的15家企业进行调查;
2003年5月,美国一电池公司指控南孚等24家企业对其无汞电池侵权,要求进行“337调查”……
仅加入世贸以来，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经济赔偿累计超过10亿美元。至今影响最大的案例是“DVD 专利联合许可”系列纠纷，我国的DVD 厂商为此支付日、美、欧企业结盟的“6C”、“3C”等30多亿元人民币，还将继续支付数百亿元人民币。2002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因专利赔偿的损失近200亿元人民币，占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1.5％，约占机电产品出口利润的30％。我国企业在众多领域遭受的跨国知识产权纠纷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内地企业之所以会成为他们的专利大战目标，因为目前一些国内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已具有市场份额高、跟随主流技术、没有专利积累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既可以一击即中，获得丰厚的专利费回报，又能使对手的市场受到严重打压。因此，一些行业和企业可能随时接到跨国公司的专利诉讼状。我国摩托车行业近几年所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与国外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则表现得比较被动。正面临着日趋增多的知识产权纠纷。
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称，我国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遭受自主知识产权不足的困扰。知识产权纠纷频繁发生，将对我国企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
冲出重围
发明专利真正反映了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能力。从数据看，中国国内的专利申请者更多地集中在实用型号以及设计专利上，而国外的申请者则集中在发明专利上。飞利浦拥有约10万项专利权、2.2万个注册商标、1.1万项外观设计和2000个注册域名，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申请的专利数量在全球名列第一位，每年可从自主知识产权中获利数亿欧元，并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飞利浦是3C代表企业，负责亚洲地区DVD机生产企业专利费用的许可和收取。
世界上一些经济、科技大国强国同时又是专利大国。如日本每年发明专利申请达40多万件，美国20多万件，德国15万多件。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企业也是如此。IBM、杜邦、日立、飞利浦等大公司目前拥有有效专利数万件，每年的发明专利申请就有上千件，有的高达1万多件。比如IBM，2002年光是专利转让费就坐收17亿美元。如此多的有效专利成为他们雄霸国际市场最重要的资本。
2002年3月，日本成立了以小泉首相为首的知识产权战略委员会，并明确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战略。而过去日本是靠“科技立国”。
“要么拥有专利，要么迎接死亡。”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
“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看，他们几乎都经历一个10年左右的突变期，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发展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增大，同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程津培委员说：“一般用5～10年由1%提升到2%以上，这些国家几乎都能同步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科技驱动型的转变”。
冲出专利困局，走技术创新之路已成为中央级企业的共识。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央企业有各种类型的技术创新机构476家，其中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或企业独立设置的、或与科研机构和大学共建的企业技术研究院、技术中心、研究开发中心等。2004年中央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费用总额为767.9亿元，占当年中央企业销售收入的1.5%，其中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2%。
从技术创新成果看，2002～2004年中央企业投产的新产品22943个，采用新工艺17204项，三年实现重大工艺改进7427项。2004年中央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费用支出前10名单位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另外，近几年中央企业申请专利数量逐年上升，以平均28.2%的速度增长。申请发明专利数在申请专利总数中的比重保持在42%的水平。2004年申请专利总数为6579项，其中申请发明专利2853项；授权专利3886项，其中发明专利1265项。专利申请较多的行业主要有石油石化、军工、冶金和科研企业，分别占中央企业申请专利总数的29.9%、20.3%、13.8%和8.9%，这4类企业申请合计4666项，占中央企业申请专利总数的70.9%，石油石化企业排在第一位。
随着技术创新活动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央级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表示， 企业最关键的是要塑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技术创新体制。“我们从国际上看，很多企业研发人员的工资和管理人员的工资是两个工资体系。日本很多企业的研发工资标准甚至比管理人员高。还有研发成果形成专利后，研发人员拥有相应的股权。所以要建立内部的奖金制度，要对研发成果予以重奖；另外，建立创新的激励机制、培育创新的文化、形成有效的产学研技术联盟”。
王一鸣说，从政府的层面上看，要为企业提供一个激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环境；其次，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包括改进保护办法，在专利的申请上可以降低申请专利费用标准，提高处罚力度等；另外，加强对通用技术的直接投入，政府的投入应体现“公共性”。此外，在政策层面上，政府该优先采购国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制定鼓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体制、公平税赋等。
吴敬琏则指出，要保证发明技术的发明家和能把技术变成产品的企业家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的独立、市场的规范、平等的竞争等等。我们常常把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变成一个号召，而现在首先应该是将技术进步所需要的这套制度建立起来，有了这套制度，科学的昌明，技术的产品化才能成为全社会的事业”。
